歷史是一門學科，目的是記載和解釋一系列人類活動的過程和結果。這門學科的要求之一，也是其中一個最難的地方就是“寫實”。為了防止統治階級美化自己而造成失實，傳統上提倡“隔代修史”或“易代修史”。隔代修史的好處是，時間間隔比較近，各種參照比對的資料比較齊全。即便如此，朝廷督導的歷史編撰同樣帶有統治階級的印記。因此後世的歷史學者絕對不會只讀某朝史書，必須旁及周邊其他國家的史書以作比對。

元朝元惠宗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朝廷下令修遼、金、宋三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書，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

明代所修的元史，前後兩度開館修史，成書僅用 331 天，清代學者錢大昕（1728年－1804年）說：“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

直到清末民初柯劭忞（1848年－1933年）集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凡二百五十七卷，才算有了一部差強人意的元代史書。

清朝從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設館修纂明史，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書勘定，歷時 144 年。然而後代歷史學者認爲，與原始資料《明實錄》相比，很多記載矛盾、脫漏之處比比皆是。

清廷敗亡之後，民國政府於 1914 年設立清史館，至 1927 年初稿成形，以《清史稿》爲名刊行，以示其為未定本。1954 年，偏安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以《清史稿》為藍本進行修訂，一年後成書，以《清史》爲名刊行。鑑於該書倉促付印，錯漏之處不少，難怪主編之一的張其昀在台版《清史》序中如此聲明“依新史學之體例與風格，網羅有清一代文獻，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則寄厚望於後來之作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五十年代起，先有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提出重新編修清史的建議， 由於條件不成熟沒有成事。1959 年，總理周恩來委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制定清史編纂方案，又因爲國內形勢丕變被叫停。1963 年，毛澤東邀請范文瀾等歷史學家討論清史纂修問題，並於 1965 年由中宣部成立由郭影秋、尹達、關山復、劉大年、佟冬、劉導生、戴逸七人組成的清史編纂委員會，籌備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不過修纂工作很快又因爲文化大革命爆發而被擱置。2002 年 8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終於作出決定，正式啟動清史纂修工程。同年 12 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式成立，由着名歷史學家戴逸出任編纂委員會主任。

經過約十年的努力，到 2012 年年底，全書 95% 的稿件已經到位，2016 年 1 月 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布消息稱，全書初稿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後期的審改整合。然後，由於未能通過政審，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專家學者們編撰的新《清史》至今還在“胎中”，最終會長成什麼樣還不知道。今年 1 月 24 日，新《清史》的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帶着未能親見新《清史》瓜熟蒂落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關於新《清史》不能過審的原因，據《華爾街日報》援引消息人士報道，《清史》在送審時被嚴重地批評，意見包括過於強調西方列強對清朝改革的影響，對清朝是大一統國家突出不夠云云（《 習近平重寫歷史，清史編纂項目陷入困境 》 - 華爾街日報. 2024-03-26.)

前面提到，即使是隔代修史，若由當權者“主導”，由於上位者與歷史學者之間對修史的態度未必完全一致，因此造成修史過程中那些非學術性的摩擦甚至窒礙。

説到當朝者對歷史的態度，有幾個現成的例子可做比照。俄羅斯民族囿於“大斯拉夫”民族觀、歷史觀和世界觀，對於曾經被蒙古族統治的歷史，早期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近年來觀念才有所改變，認爲沙俄帝國的版圖得以擴展，是俄羅斯民族和草原民族“良性互動”的結果。哈薩克斯坦的托卡耶夫完全沒有“被征服”的歷史包袱，因此欣欣然自詡為“大草原上游牧文明的直接繼承者”。

比起以上兩個國家，當代中國領導人的胸襟更爲廣闊，他們不再緬懷“秦時明月漢時関”，不提“犯我強漢，雖遠必誅”；不鼓勵吟誦“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愁聽關塞遍吹茄，不見中原有戰車”的詩句，把金人、蒙古人、女真人整合成“一家人”，於是就沒有了“異族入侵”、“國破家亡”，只剩下了“兄弟相爭”。

也就是這種歷史觀，家國觀，增加了歷史學者修史的難度。以怎麼樣的角度、態度來描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固然費思量，更難的是，怎樣才能夠把清政府的敗亡，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把中國從被外國列強施加的“百年屈辱”中解救出來聯係到一起，並以之為新《清史》的主旋律。

若按這樣的要求來修史，我想或許不必求諸歷史學家，找一些能説好“扒馬褂”的相聲演員來可能更為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