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门学科，目的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这门学科的要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最难的地方就是“写实”。为了防止统治阶级美化自己而造成失实，传统上提倡“隔代修史”或“易代修史”。隔代修史的好处是，时间间隔比较近，各种参照比对的资料比较齐全。即便如此，朝廷督导的历史编撰同样带有统治阶级的印记。因此后世的历史学者绝对不会只读某朝史书，必须旁及周边其他国家的史书以作比對。

元朝元惠宗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朝廷下令修辽、金、宋三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明代所修的元史，前后两度开馆修史，成书仅用 331 天，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年－1804年）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直到清末民初柯劭忞（1848年－1933年）集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凡二百五十七卷，才算有了一部差强人意的元代史书。

清朝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设馆修纂明史，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书勘定，歷时 144 年。然而后代歷史学者认爲，与原始资料《明实录》相比，很多记载矛盾、脱漏之处比比皆是。

清廷败亡之后，民国政府于 1914 年设立清史馆，至 1927 年初稿成形，以《清史稿》爲名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1954 年，偏安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以《清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一年后成书，以《清史》爲名刊行。鉴于该书仓促付印，错漏之处不少，难怪主编之一的张其昀在台版《清史》序中如此声明“依新史学之体例与风格，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五十年代起，先有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提出重新编修清史的建议， 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成事。1959 年，总理周恩来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制定清史编纂方案，又因爲国内形势丕变被叫停。1963 年，毛泽东邀请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讨论清史纂修问题，并于 1965 年由中宣部成立由郭影秋、尹达、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七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筹备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不过修纂工作很快又因爲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被搁置。2002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终于作出决定，正式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同年 12 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着名历史学家戴逸出任编纂委员会主任。

经过约十年的努力，到 2012 年年底，全书 95% 的稿件已经到位，2016 年 1 月 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布消息称，全书初稿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后期的审改整合。然后，由于未能通过政审，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专家学者们编撰的新《清史》至今还在“胎中”，最终会长成什么样还不知道。今年 1 月 24 日，新《清史》的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带着未能亲见新《清史》瓜熟蒂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关于新《清史》不能过审的原因，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清史》在送审时被严重地批评，意见包括过于强调西方列强对清朝改革的影响，对清朝是大一统国家突出不够云云（《 习近平重写历史，清史编纂项目陷入困境 》 - 华尔街日报. 2024-03-26.)

前面提到，即使是隔代修史，若由当权者“主导”，由于上位者与歷史学者之间对修史的态度未必完全一致，因此造成修史过程中那些非学术性的摩擦甚至窒碍。

説到当朝者对歷史的态度，有几个现成的例子可做比照。俄罗斯民族囿于“大斯拉夫”民族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对于曾经被蒙古族统治的历史，早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近年来观念才有所改变，认爲沙俄帝国的版图得以扩展，是俄罗斯民族和草原民族“良性互动”的结果。哈萨克斯坦的托卡耶夫完全没有“被征服”的歷史包袱，因此欣欣然自诩为“大草原上游牧文明的直接继承者”。

比起以上两个国家，当代中国领导人的胸襟更爲广阔，他们不再缅怀“秦时明月汉时関”，不提“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不鼓励吟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愁听关塞遍吹茄，不见中原有战车”的诗句，把金人、蒙古人、女真人整合成“一家人”，于是就没有了“异族入侵”、“国破家亡”，只剩下了“兄弟相争”。

也就是这种歷史观，家国观，增加了歷史学者修史的难度。以怎么样的角度、态度来描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固然費思量，更难的是，怎样才能够把清政府的败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中国从被外国列强施加的“百年屈辱”中解救出来联係到一起，并以之为新《清史》的主旋律。

若按这样的要求来修史，我想或许不必求诸歷史学家，找一些能説好“扒马褂”的相声演员来可能更为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