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柏林孤影》电影使我感到羞愧。我羞愧不仅因为自衬没有影片主角奥托和安娜的勇气和毅力去对抗独裁者和他们的制度，更在于在观影过程中，我曾以为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男主角奥托是柏林一家工厂的工头，与他的妻子安娜一起生活在柏林。有一天，他们收到一封来自军部的信件，得知他们的独生子死在了战场上。奥托开始反思那场战争的意义，并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纳粹党元首发动的战争以及纳粹的极权统治。他开始在明信片上书写反纳粹以及反战的文字，号召人们战胜恐惧，反对战争，打到希特勒，然后把卡片偷偷放到柏林各处的公共设施里。起初安娜并不知道奥托在干什么，奥托告诉她：“我在写卡片，讲述真相的卡片。”

安娜问：“这有什么用处？”

奥托说：“人们会看到这些卡片，会互相传阅。”

奥托的卡片用语很直白，观点很明确，以下是他所写的部分卡片内容：

* 母亲：元首害死了我儿子，他也会害死你的儿子，传阅这张卡片，

* 停止战争机器

* 希特勒的阴影笼罩欧洲，就像魔鬼的阴影，传递这张卡片， 打倒希特勒政权

* 打倒希特勒邪恶政府，

* 实行出版自由

* 相信自己，而不是希特勒团伙

* 希特勒主义意味着极端暴力和不公正，永远不会带来和平

* 传递这个信息，加入出版自由

* 你已经被恐惧所控制，杀了他，杀了希特勒

* 每一个反对纳粹的想法，就像罪恶的战争机器里的一粒沙子

* 还要死多少孩子？

* 恐惧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出版自由

* 帮我们结束这罪恶的战争机器

不久之后，安娜加入了奥托放置卡片的行动，期间也曾险些被别人发现。有一次奥托与安娜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奥托：你觉得我们的卡片最后去了哪里？

安娜：你为什么想知道？

奥托： 我想知道别人看了是什么反应

安娜：有些人大概会害怕，害怕可能有人在监视他们捡起了卡片，有些人可能会把卡片放回去，有些人会上交。交给警察，交到管理员手上，但它们也会看到我们的卡片。

奥托：这就像一台机器，齿轮中有一点沙子不会让机器停转，但如果有个人不停的往里扔沙子，发动机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流水线就会停下来。我在脑海中看到有很多人，在向齿轮里扔沙子。 

安娜：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奥托 昆格尔。

事实证明奥托 昆格尔确实过于浪漫了。在从 1940 年 9 月至 1942 年秋天被捕之前， 奥托与安娜总共书写和散发了 285 张卡片，而柏林警察局的埃舍里希督察总共回收了 267 张。因此，当奥托和安娜被捕后，埃舍里希督察不无得意地对奥托说：“总共是 267 张卡片，每张卡片都是别人上交的，主动上交。我们自己没找到一张，他们都迫不及待的上交给我们。你凭什么相信，你能改变什么。”

对于这样的结果，埃舍里希督察有足够的预判。反纳粹卡片出现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对下属做过这样的分析：想想在公共场所，捡起这种卡片念，会是什么感觉？知道可能有人正在监视你，等着记录你的反应，这些淘气鬼写的卡片，最后都会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估计能有 95%。

埃舍里希督察之所以有那样的自信，是他深知当时的德国，盖世太保的触须无所不在，他们不仅严密监控所有民众，还鼓励民众互相监督，奖励对异见人士的举报。他们认为，通过各种钳制言论的手段，以及对异见分子的残酷虐杀，营造出肃杀的气氛，就能够使得民众心生恐惧，把所有反抗纳粹体制的行动扼杀在萌芽阶段。无论是纳粹政权的“黑色恐怖”，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出发点都一样，手法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籍由高压在民众中制造恐慌，使他们由于恐惧，放弃抗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政策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许有效，最后还是会以失败告终。

奥托和安娜，就像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一样，属于那个时代的孤勇者，他们的行动也许没能使当时的社会现状发生改变，但是他们那种“思想独立，支持公民自由、道德、知识和审美上的勇气，并对当前的责任意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精神一直没有幻灭。

注：“ 朔尔兄妹奖”由德国商业协会巴伐利亚州分会和慕尼黑市政府设立。自 1980 年以来，他们每年将这一奖项授予显示“思想独立，支持公民自由、道德、知识和审美上的勇气，并对当前的责任意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