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成功顯赫的猶太家族中，子女涉足左翼政治的不在少數。從馬克思到現在的英國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等人，這條路已經司空見慣。然而，很少有人能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那樣，在這條傳統之路上走得這麼遠。他是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一個猶太裔名門望族的後人。


20世紀30年代，里滕伯格拒絕了一份律師職業，投身成了一名工會與民權活動人士。後來他更進一步，成了一名共產黨，學會了中文，去了中國，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游擊隊，與蔣介石(Chiang Kai-shek)國民政府作戰，在中共獲勝以後，晉升為毛澤東身邊的高級黨員，掌管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把毛澤東思想翻譯成英語，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的風雲人物——卻又被指控為美國間諜，總共單獨囚禁了16年。然後他回到美國，靠指導美國企業如何進入中國市場發了財。

最初，我是在中國聽說這位歷史革命人物的。他的中文名叫李敦白（與Rittenberg諧音）。直到今天，中國的學校仍這樣告訴學生：他是一名正直的美國人，幫助中國建設共產主義。依然健在的李敦白現年91歲，住在亞利桑那州——這對一個被毛澤東表彰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人而言，相當不同尋常。他仍然經營着自己的公司，還在一所大學教學。他還上Facebook。只用了五分鐘，採訪他的請求就得到了回答——回答發自他的iPad。他說：“歡迎你。”對於一名資深的中國共產黨革命者而言，李敦白老頑童般的幽默感出人意料。我問他需要我從英國帶點東西過去嗎？李敦白回答道：“我一直渴望擁有一座古老的蘇格蘭城堡。可以把城堡拆解成模塊，運到這裡，然後重新組裝起來。當然，我還會要一塊格子呢來搭配。”

即使沒有城堡，李敦白依然站在門口熱情地歡迎我。他看起來只有大概70歲。他在中國監獄裡挨過餓，不過從沒受過肉體折磨——只有精神折磨。在20世紀60年代“文革”的矛頭對準李敦白夫婦後，他的妻子王玉琳遭受的磨難更加嚴重。她遭到毒打，被迫坐在女廁所門口，脖子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這是一名帝國主義走狗不知悔改的妻子”，然後在艱苦的勞改隊度過了3年。王玉琳已與他相伴近60年。


李敦白說道：“玉琳，英國人入侵啦！記不記得我們看過的電影《鐵娘子》(The Iron Lady)？那麼你知道該期待什麼。”李敦白說話帶着明顯的美國南部口音。他說“China”這個單詞時，字母“i”發音拉得很長，就像我們是在南方腹地的某條門廊上閒聊一樣。


李敦白熱情好客。然而他在拍攝於中國的照片裡看起來很可怕——尤其是在一張“文革”期間他對着崇拜他的紅衛兵高談闊論的照片裡。請勿忘記，“文革”是人類歷史上一大罪惡，在集體爆發的數年精神狂熱中，仿佛發生了一百萬次納粹“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s)。李敦白就是其中的一名關鍵人物——直到他犯了惹惱“文革”主要精神領袖毛夫人（即江青）的嚴重錯誤。然後李敦白成為受害者之一。


甚至在我們坐下來開始第一段採訪之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如何就李敦白人生中較為難以開口發問的階段提問。中國的“文革”以及之前的“大饑荒”(Great Famine)大概導致7000萬人喪生，儘管李敦白沒有直接參與進去，但他是同謀。我還得找機會提到“哼哈勳爵”(Lord Haw-Haw)這個名字，因為李敦白曾不時匿名用英語在中國的國家宣傳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播音。天知道對於被他拋在身後的西方人而言，聽到這個聲音是什麼滋味。你可能會想：邪惡。


李敦白人生的扭擰矛盾之處越明顯，就越難以用三言兩語描述他，必須得用一本厚厚的書去記敘才行。2001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李敦白自傳，開了一個好頭，但仍讓人想要了解更多。一部關於李敦白的紀錄片《革命者》(Revolutionary)目前正在各種電影節和藝術院線上映，看起來讓人興趣盎然，但這片子長度只有90分鐘。


李敦白上大學讀的是哲學，但珍珠港事件發生後，19歲的李敦白退學申請入伍。但與當步兵相比，李敦白更有語言天賦，因此1945年他被派到中國，為美國大兵擔任翻譯。二戰結束後，李敦白光榮退役，但他留了下來，徒步走了45天，找到了毛澤東位於延安的游擊隊。在這裡，他積極參加了革命。他還成了中共領導人的密友，常常與毛澤東討論美國，毛澤東對此非常着迷。


但1949到1955年這6年，李敦白還被監禁了起來，因為斯大林寫信警告毛澤東，這名美籍猶太人是美國派來的間諜，被監禁的第一年，李敦白終年不見陽光，仿佛喪失了感官。最終他沉冤得雪，晉升為高級中共宣傳官員、公關人員、最高翻譯以及與外國記者和高官的聯絡人，成了一種對媒體友好、又不是部委要員的革命者角色。他生活條件優越，工資比毛澤東還高。


有人可能稱李敦白是黨棍。“文革”中殘酷的批鬥大會逼得很多人發狂或者自殺。李敦白對“文革”滿腔熱情，當他發現，作為一名外國人，他不是批鬥的對象時，他發起了一場自我批評。即使是在那個時代的漩渦中，此舉顯然也是獨一無二的例子，可以稱得上“自虐成狂”了。但這幫助他在45歲時成為一支紅衛兵分隊——“廣播局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派”——的領袖。他成了全中國的偶像。江青心中嫉妒，曾尖刻地對他說：“你當紅衛兵有點太老了吧？”後來江青把他投入監獄，關了10年之久。


毛澤東逝世後，江青被關押起來，李敦白同時獲釋。60歲的他回到美國，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卡特(Carter)政府的熱情接待，因此在情報界激起了這樣的看法：李敦白一直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間諜。他開始在夜校教書，王玉琳則教烹飪。他們創立了李敦白聯合公司(Rittenberg Associates)，幫助高露潔棕欖(Colgate-Palmolive)、華納音樂(Warner Music)、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以及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等公司尋找進軍中國市場的途徑。


李敦白身上還剩下幾分共產主義者的色彩？他堅定地說：“一分不剩。我因為學習哲學而受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吸引。考慮到我們在南方經受的苦難，這種反應很合理。但中國實際發生的事情讓我徹底迷茫。第二次走出監獄時，我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錯誤的，從此我感到自己自由了。現在，我的政治觀點是……我認為有一天會有一套更好的制度。我們要等待資本主義得到恰當的改良。我們需要基本生活資料的極大豐富，需要更大的體諒。重點是，如何讓資本主義制度有效運轉。”

李敦白習慣於糾正別人對共產主義中國的看法，這讓人感覺，他胸中仍然燃燒着革命之火，但更可能是，他只是比別人更了解這一話題。他感覺自己被誤解時，會為毛澤東辯護。人們常常指責毛澤東的一條是，他炫耀自己“比秦始皇埋掉的知識分子還多。”秦始皇因焚書坑儒而臭名昭著。李敦白解釋道：“毛澤東確實說過比秦始皇‘埋’的人多，但他並不是指肉體上的埋葬。”


在美國，人們仍不時冒出這樣的看法：李敦白肯定是深藏不露的CIA間諜。他說：“其實在我那個時候中國根本沒有西方間諜。但以前的情報人員至今都認為，我是一名潛伏很深的間諜。即使今天，退休的CIA工作人員還會對我刨根問底。如果我否認，他們就說：‘哇，幹得好。’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名地道美國人的代表，繼承着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革命者的傳統。所以我總是按美國人的習慣打扮。我想要成為中國的美國朋友，而不是中國人。”


那麼美國人認為他是一名叛徒嗎？他露出黯然不安的表情，但看上去美國人並不認為他是叛徒。1980年，他出現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稱他的美國護照丟在了1947年去延安的路上，現在想要回家，使館立刻給他發了新護照，歡迎他以及他們夫婦二人的四個孩子來美國。“即使他們認為我是叛徒，也沒有當我的面這樣說。我是這裡一家非常保守的鄉間俱樂部的成員，在貴賓席上擁有座位。”


李敦白在中國遭到長期的殘酷對待，這逼得他幾近精神崩潰。這是否讓他多少有點排斥中國文化和政治？他的回答不僅帶有一絲公關風格，還帶有幾分他作為嫻熟的宣傳者的影子，儘管態度很親切。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從來就不是。但我認為，殘酷並非中國人所特有的。我在美國南方長大，見證了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的警察暴行。情況更加惡劣，因為這是種族施虐。我認為，中國人的所作所為與在強大的封建主義傳統中成長有關。我想這就像原子分裂一樣。最初結合得越緊密，釋放出來的能量就越強大。但重要的是，整個人類都要認識到，當人們不受束縛，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時，會有怎樣的行為。”


李敦白說，當他被關押起來時，他並不痛恨誣陷他的人。“這就像你有一個摯愛的愛人，你們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突然她帶着律師出現，控告你強姦。你怎麼能這麼對我？這怎麼可能發生？”李敦白說，監禁期間，他成為更加虔誠的革命者，閱讀了整部中文版《資本論》(Das Kapital)，成為毛澤東思想更加狂熱的信徒。


“他們曾說：‘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就應該經受住考驗。’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他曾有機會被送回美國，卻決定留下來，如饑似渴地學習。他並不知道，如果當時回國，麥卡錫委員會(McCarthy committee)會將他生吞活剝。他成了毛澤東的信徒。“當我要發瘋時，我會做惡夢，夢到毛澤東想要把我碎屍萬段，但我卻有意識地更加深入學習他的著作，認為他是個天才。”


李敦白曾與毛澤東打金羅美紙牌，並給毛澤東介紹了美國喜劇演員搭檔勞萊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而毛澤東對這兩名演員喜愛有加。那麼，住在亞利桑那州深宅大院中的李敦白，如今如何評價毛澤東？


“我認為，中國得面對這個事實：毛澤東是個怪物，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人之一。他是個天才，但他的天賦完全失控，因此毛澤東既是一位偉大的歷史領袖，也是一大歷史罪人。他在不知道結果會如何的情況下，給了自己權利去實行社會試驗，顛覆了數億人的人生。這製造了饑荒，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引發了一場革命，死者不計其數。”


李敦白認為，毛澤東後來開始為自己更加災難性的行為感到內疚了。“1967年，我看到他坐在天安門城樓上，滿臉極度痛苦的神色。我認為，他因為事態步入歧途而痛苦。”但就個人而言，李敦白表示：“儘管他說過我的好話，但我沒有感覺到任何熱度。他喜歡就他的政策為何正確展開熱烈、民主的討論。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是反革命。他是一位博學的天才戰略家，但狹隘的小農嫉恨與偏見顯然無時不在。”


由於李敦白本人對中國歷史的參與，他的悔恨一直伴隨他到晚年。“冤枉無辜好人我也有份。脅迫他人和尋找替罪羔羊已經制度化了，我看不到真相，因為那時我覺得中國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是好的，我感到自己是促進人類進步、自由和幸福的運動中的一份子。我不能設身處地地考慮別人的感受。這是一種腐化，正是這種腐化毀掉了一切。”


“我本應該支持那些為爭取發言權和保留不同意見的權利而鬥爭的人。我本應該退出。而我卻讓這些事情以我的名義繼續下去。我騎虎難下。這裡面有着太多的虛榮和誘惑。我曾認為，我是歷史的一部分。我無法放手。這就是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誘惑。你學會以建構美麗新世界的名義，硬起心腸。一旦硬起心腸，你就什麼都幹得出來。我就是這麼做的。”


然後談到今日中國。李敦白內心中那個老革命自我，是否看不慣中國當前的消費主義，甚至看不慣社會管制略微鬆動的發展跡象？或者他的新資本主義自我欣賞如今的中國嗎？


李敦白曾公開反對中國對待西藏、台灣和法輪功的立場，儘管態度溫和。“瞧，中國政府幫助脫貧的人數之多，前所未有。他們解決了吃飯、住宿和穿衣問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比美國還低。（PS美國的貧困標準設定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2萬2千美元。中國農村人口貧困線為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城市人口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在高昂的通脹下，中國的標準也太低了吧）真正的挑戰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實施調整，適應新社會的變化，我認為他們正在這麼做。他們沒有壓制地方抗議者。他們仍然不允許異見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的中堅力量。但這不是領導人的原因，而是制度維護的原因，這與任何地方的制度維護一樣。”

李敦白留給世人的印象是，他是世上最虔誠、最頑強的體驗者。即使是在中國待了35年之後——其中有近一半的時間被單獨關押，他仍然讓這一切聽起來像是一場令人驚嘆的青少年叛逆之旅。他並不欲否認他的根源。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名非凡的猶太人。李敦白自豪地指出，多數跑到北京幫助共產黨的西方左翼人士都是猶太裔知識分子，很多來自英國。


最後我給他講了一個經典的猶太笑話。說的是一名優秀的美籍猶太男孩去了印度，成為了一名印度宗教大師。很多年後，他母親長途跋涉來到他靜修之處。母親獲准見他，但只准說九個字。“那好吧，”然後她轉向大師，責備道：“謝爾頓，玩夠了，回家吧。”


在我就要講到點睛之筆時，我開始擔心李敦白會不會怒不可遏，氣出心臟病來。確實有大口喘氣的聲音，不過顯然，他只是笑得太厲害，上氣不接下氣了。他拍着自己的膝蓋，大聲說道：“謝爾頓，玩夠了！這就是我！這就是我！”(來源：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