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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濤：中國會發生革命嗎？	2013-04-27 11:26:59

作者：彭濤（德國）

自去年初薄王事件爆發以來，在中國大陸朝野兩個層面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政治事件和社會變化。為此，海內外學界和媒體對中國政治及社會形態的轉型問題則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提出了諸如“中國當今是否會發生革命”或“中國民主轉型離破局還有多遠”等問題，並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此同時，為促進中國社會的轉型，一些學者和知名人士還向中共高層提出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倡議。最近在中國發生的《南方周末》及《新京報》等媒體反政府管制新聞的事件，在全國引起了包括傳媒界在內的各界人士和網民的強烈反應，激起了一個反對新聞檢查和要求媒體自由的浪潮。在這次“南周事件”中，一些黨媒或官媒也紛紛參與了抵制轉發中宣部指令的《環球時報》社論的活動，官民雙方最後幾乎打了個“平手”，政府被迫以妥協而“平息了”這場風波。這個“罕見”的結局，給中國媒體人士爭取新聞獨立與自由增加了籌碼，將人們對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期望重新給予了定位，也為再次討論“中國是否會發生新的革命”或“中共不改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等課題提供了新的養料。為回應近期中國政壇和民間的諸多動態和討論，筆者試圖在此對上述提出的問題作一個簡略的討論和表述。

不同的觀點和見解

一般來講，要討論一場政治或社會革命是否發生，首先得弄清楚產生一場革命應具備的一些基本和可能的條件（或曰必要的和充要的條件）。中國目前已經具備了發生一場新的革命的條件了嗎？對此，在學界和媒體的一些討論中存在着兩種相互對立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表述：一種認為，中國目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臨界點，如果執政黨不主動推進憲政改革，中國當前或不遠的未來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場政治或社會革命；另外一種則認為，雖然中國目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面問題重重，但離發生一場政治或社會革命還比較遙遠，革命所應具備的條件還尚未成熟，云云。前一種觀點多從媒體或經驗的視角來表述，而後一種則通常依據學界的理論分析而得出。下面，筆者就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看法在此簡單地介紹一下。

美國學者趙鼎新在他的一篇題為“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的文章中藉助西方的有關理論對中共統治的穩定性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將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與革命發生的可能性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認為“合法性”是事關一個政權穩定與否的關鍵。在文章中，他認為，國家合法性的來源大都建立在“三種理想狀態”基礎上，即“意識形態型”（“一個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是基於一個被民眾廣為信仰的價值體系”）、“績效型”（“一個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於國家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程序型”（“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是通過一個被大多數人所認可的程序而產生”），並指出，國家的合法性一般都不會只建立在其中的一種理想類型上，“都是這些理想類型的一個混合體”。“但是，在某一歷史時期內，某一理想類型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統治最為重要的基礎。”在對中國合法性問題及其前途進行分析之後，趙鼎新得出結論，“中國並沒有馬上就爆發一場革命的危險”，主要原因是：一、中共的“績效合法性”（如經濟發展仍然迅速和百姓生活水平保持快速提高等）“還能維持一定的效力”；二、“一個人們廣為接受的反體制意識形態的可能性”被降低，因為“中國知識份子在近年來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們發表言論的渠道也大大增加”，“他們不會急於鼓動革命”；三、在中國經常發生的“群體性抗爭事件”不會成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發因素”，“中國大規模爆發群體性抗爭事件的閾值因此較低，社會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規模的堆積”，“政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表現出了極大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從而大大緩解了中國群體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傾向”，等等；四、中國“國家領導每屆五年”和“每任不超過兩屆的做法”，“送走了人們已經厭煩了的領導”，“給了人們一種新的想象和希望，從而緩解了社會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趙鼎新對中共現政權在意識形態、績效和程序三個方面的合法性作出了一個較為肯定的結論，即：中國政府的合法性目前還沒有受到摧毀性的挑戰，現存體制還能長此以往（即使中共“不改”也不大可能發生革命）。

與這種觀點相近，研究轉型問題的學者張博樹在其《中國民主轉型離“破局”還有多遠？》一文中推斷：“未來中國的演變其實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黨國體制苟延殘喘，死而不僵，只要它還有騰挪餘地，把對臣民的安撫和對公民覺醒、反抗的壓制儘可能處理得‘說得過去’，又把黨內權鬥限制在不至於‘翻車’的範圍”。另外，他在其文章中還提到美國中國學家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的《韌性威權還能維持多久？》一文，並援引了黎安友的觀點。他寫道，在黎安友看來，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集團充分汲取了前蘇東共產主義政權垮台的教訓，有效地改進了統治方式，實現了最高執政權的相對順利的接替，保持了黨的形式上的團結，又在收買精英階層、打壓異見方面頗見成效，這個體制並沒有迅速衰落的跡象”，等等。

另外一種看法則與之相對，認為，中共如果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就將面臨革命和動亂的危險。李偉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接表示，中共新領導層“你不改，那就是革命了”，其理由是：“信息屏蔽已經被顛覆了”，中共的極權統治模式到了一個革命發生的臨界點，“以信息屏蔽為手段的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經濟方面，中國“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已經走到盡頭”，分配不公，“基尼係數達到了0.5”，經濟遇到了拐點，“隨時隨地可能爆發問題”；另外，“這30年，民權的壓力纍積之後逐漸到了一個臨界點”，民權運動高漲已成為普遍現象，等等。

很多中國大陸的著名知識分子也支持或持有類似的看法。包括張千帆等人在內的七十多位中國著名學者在其發表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中闡明，中國的改革現在再次處於十字路口，中國急需在改革的總體方向上（如在民主、法治、尊重人權等憲政原則上）達成共識，並認為，如果中國在政治上不及時進行憲政改革，官員腐敗、民怨與各種社會矛盾將達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則可能重新陷入“暴力革命的動盪和混亂之中”。

盧麒元在其《明亡的教訓--兼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文中也指出，中國現實的狀況與明朝末期驚人的相似，士大夫階層（特殊利益集團）“把持輿論、操縱行政、兼併土地、控制工商業，為維護貴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團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他看來，“明亡於稅政”，明朝的經濟體制改革(即張居正的變法)始終沒有得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套，最後不得不以失敗告終，跟中國現實的改革狀況很相近。中國當今的政客甚至還不如明朝的張居正，張居正尚“可以重新清查土地”和“可以以資產為課稅依據”，而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開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竟然無法以資產和資本作為課稅依據”。盧麒元認為，“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變法局限於經濟政策變通，而未能升級為系統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致“未能在權貴與平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利益平衡機制”，皇權專政失去昌明稅政的支撐，“民權衰微，則官權橫行霸道，以至於最後官逼民反”。也就是說，跟明亡前期一樣，中國現在如果不改變其嚴重失衡的政治和權力結構，便無法建立和“維持一個公平高效的稅政”，就會面臨政權垮台和革命爆發的結局。

多種可能性和因素

這兩類觀點從各自和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我不改，你怎麼辦？”這一問題，都有其在理論和經驗上的強勢，都在不同層面和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目前的狀況，為認識和判斷中國社會的狀況及走向提供了借鑑和幫助。但是，這兩種看法卻都不能被看作是對中國現實狀況的“準確”（或精準）的寫真與描述，都有被今後發展的事實“證偽”的可能。也就是說，不管通過什麼樣的認知方法（理論式的或經驗式的分析和觀察等途徑），都不可能絕對而精確地預估中國未來的發展情況。因此，“中共不改，中國是否會發生革命”這一問題就不能簡單地用“會”還是“不會”來回答。這一問題的提法涉及到一個多意或不嚴格的假定或預設。人們可以提問：“不改”究竟意味着什麼？是意味着絕對的或一點都不改，還是指不按照反對派所要求的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那樣去改（不改的程度問題），或者改的速度不夠或太慢？另外，“發生革命”的條件和時間也非常難以（或無法）得到準確的限定和把握。從這個考慮出發，並為保險和可信性起見，一些（持較為保守觀點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則將其否定“發生革命”的判斷在時間上作了一個限定，也就是稱：中國“馬上”、“近期”或“短期內”（如五年或十年之內）沒有爆發革命的可能，等等。實際上，這個限定就等於是對“中國總有一天會發生革命（如果中共不改或阻撓改革的話）”的斷言的一種變相的肯定。中國今後發不發生革命和什麼時候會發生革命，誰也不能斷然下一個明確的結論。中國即可能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都不會發生革命，但也可能下個月或者明年就會發生革命。阿拉伯之春 “茉莉花革命”的爆發，當時誰也沒有料到，它說來就來了，甚至連像中國近年來頻繁出現的“群體性事件”般的“前奏”或“預演”都未曾有過革命就發生了。茉莉花革命爆發前的突尼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狀況（與其相鄰的其他阿拉伯國家相比）尚處於“較好”或比較“正常”的狀況，並沒有要發生一場將改變整個阿拉伯地區乃至影響世界政治的“民主革命”的跡象。

也就是說，在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和具體由何種因素而引發卻是不能確定的。在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首先取決於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國家意識形態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相衝突、執政績效低劣和政權產生及行使方式的不民主，等等。如上所述，在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討論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中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是否與社會“公知”和一般百姓的價值觀（如民權意識等）相融合？中國經濟是否還能繼續保持穩定和良性的發展？中共的一黨專制政體是否還能讓大多數國民繼續所接受？對這些問題，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有着不同的回答，且各自都有各自認為可信的依據和理由。其次，決定在中國可能發生革命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國家對社會在各方面的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失敗和衰減。中共有沒有能力繼續全面控制社會和是否能不斷地適應各種變化而提高其治理能力？中國不斷發生的突發性群體事件是否最終會走向政治化而形成全國性運動？針對這些問題，坊間也有着不同的回答和栓釋。另外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則是，精英階層（有實力或影響力的上層階級）的態度與抉擇。也就是說，精英階層在政治上的蛻變和反動是決定中國能否最終發生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外歷史上，大多數革命的發生都與精英階層的參與和推動有關，如法國大革命、台灣的和平轉型（也算是一種革命）、前蘇聯的崩潰、埃及的民主革命等。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其基本原因是這之前的“三級會議”的三個有實力和影響力的最高社會等級（即僧侶、貴族和民營企業家）對路易十六王權的削減和反動。台灣政治民主的和平轉型的最後成功與蔣經國在這之前的開放黨禁報禁密不可分。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亦是前蘇聯崩潰的必要前提。埃及軍隊的倒戈是決定最後結束穆巴拉克專制統治的重要一環。一般來說，革命都是精英階層的事，沒有精英參與和推動的革命大多數都很難最終成功，正如在中國發生的大多數大規模群體事件最終都未能形成全國性政治運動一樣。

在筆者看來，一個（在專制體制下發生的）政治或社會革命的孕育一般需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等出現嚴重問題和危機；二、隨着危機的深化，精英階層在價值取向和制度認同上與國家統治思想出現裂痕與分歧；三、部分或相當數量的實力精英參與或投身制度性的變革運動。而第一和第二階段則往往幾乎是同時出現的，第三個階段是前兩個階段發展成熟後的一個突變階段（即精英階層在觀念和態度上的急劇轉變），它可以隨時出現和形成。就目前狀況來看，中國現在正處於第二個階段，即精英階層（官僚權貴階層、民營企業家階層和知識精英與社會名流階層）開始出現分化和對現存體制持懷疑或不滿的態度。薄熙來事件亦是執政黨權貴階層內部在思想與行為上出現分裂與公開翻盤的一個事例。薄熙來被外界指控企圖搞“政變”以篡奪中共最高權力。如果薄熙來果真有此意圖和準備，並將其付諸實踐，如挾天子以令諸侯，或割據一方以分庭抗禮，勢必從根本上動搖中共政權，引發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或革命。前不久在中國發生的“南周事件”已明顯表明，知識精英和社會知名人士乃至官僚階層部分成員對《南方周末》編採人員反抗中共廣東省宣傳部新聞審查行動的同情、支持或參與，導致了一場全國性聲討和聲援運動，最終致使中共高層不得不採取妥協和折中的辦法來解決和淡化該事件。這次“南周事件”後全國一些黨刊拒絕刊登環球時報社論和《新京報》社長“辭職”以示反抗，以及前不久一些著名知識精英發出的“改革共識呼籲書”和《炎黃春秋》的“憲政”呼聲，均是中國知識精英在意識形態上與國家統治思想決裂的表現，也是中共黨內媒體部門與中央宣傳政策的之間的公開衝突。

今後，在中國是否會發生（暴力的或和平的、政治的或社會的）革命取決於多種因素和條件（如上所述），但最富於影響的因素應該是：一、中共執政黨內部的變化，如：某權力人物和派系推動政改（像當年台灣的蔣經國和李登輝），執政黨內部派系爭鬥公開化和激化（如薄熙來似的極端人物發起政變等活動）；二、中共統治理念和行為與民願和民意的衝突加大；三、中國經濟和政府財政危機導致苛政和社會無法接受的稅政等執政危機；四、社會各階層精英們（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階層和知識與文化精英階層）對現政權的背離和反動；等等。因此，中國今後發生革命與否，很大程度上則要看中共權力或權貴階層的分化程度如何，要看中共高層是否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蔣經國式的人物（儘管很多分析人士對此不報信心或不將其視為變革的一種必要條件），也還要看中國經濟和財政是否得以保持穩定發展或陷入危機。某種體制外反對派推動的革命（如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和由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目前的中國還沒有發生的可能，中國現在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和建立獨立於中共之外的政黨的基礎。體制外的反對派在中國大陸尚未能形成有組織的力量，而在海外的異議組織和團體卻鞭長莫及，大多只能起推波助瀾的作用。體制外反對力量要想主動打破中國變革的僵局，其最有效的途徑仍然是，在執政黨內尋找或“製造”其代理人和共識者，並與之聯手推動政治變革。

其實，中共願不願意“改”已不成其為一個問題。中國已經處於某種“變革”的狀態。從長遠來看，“變”是必然的。一旦開了“改”的頭，就不可能停下來或在半途打住。不到根本的制度性變革，這個“變”的進程就不會終結。不管執政黨願不願意繼續“改”下去，這個“改”是不會停止的，只是其“改”的方式及其速度或進程具有很大的或然性而已。

現在，對於中國來說，不是會不會發生革命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和以什麼方式（暴力的或和平的）爆發革命的問題。在中國，革命隨時都可能發生（如由某一大規模的突發性事件促使精英階層與反抗民眾的聯手），多種因素和契機都可能引發革命，一旦某一事態發展到一個極限，就會出現牆倒眾人推的局面，革命便不可避免。但是，也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也不會發生人們所預期的那種政治革命（政治制度的變革）或社會革命（政治及經濟等制度的變革）。歷史和現實往往跟人的經驗和認知能力“開玩笑”，時常讓政客、學者和分析家們目瞪口呆和啞口無言。中國新的一場革命何時到來，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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