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涛（德国）

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在其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未来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访俄罗斯。这表示，习近平把俄罗斯作为他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之前的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中国的这一耐人寻味的在两会召开前提早公布习近平访俄的动作，被认为，是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视，对日本和美国发出的某种反制信号。在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国家主席将访问俄罗斯的这天，正好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美国访问的时候。中国新任国家主席把自己的首次出访放在俄罗斯，也被看作是，中共外交战略告别其过去的以“中美轴心”为基础的范式和中国对美国展示强硬外交姿态的表现。结合前段时间中共在中国南海黄岩岛和东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近来习近平的一些宣示中共外交原则“底线”的讲话（如：“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共现在有意强调中俄合作伙伴关系，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一种回应，也显示中共外交战略开始由所谓的“策略型”向“战略型”的转变。可以想见，中共未来的对外方针将逐渐地从防御转向扩张，由保守而变为积极主动，试图建树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世界老二”的地位。

告别“韬光养晦”

由于美国重返亚太地区，近年来周边国家（如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对中国在领海领土主权上的争议加剧，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强权在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中共过去采取的消极克制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在中共政界、学界和军界（左右两翼）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抨击，被斥责为“一个缺乏战略思维和全球格局的外交”。与此相应，中国在领土领海（如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作为也日益趋向强硬，从过去单纯的抗议政策逐步走向“坚持对抗”。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任领导层也不时地发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硬信号，如：向外公开透露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底线，告诫军队“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等等。这标志着，中国未来在处理国际争端中将从过去消极保守的态度向日益强硬的做法转变。也就是说，今后在地区问题争端中，如果中国的底线被触动，而周边争端国家又坚持不让步，中共将“不排除有展开一场中等烈度的局部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牵涉中国认为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问题上，中国不会继续以前的单方面克制政策”。国力不断增大的中国将不再继续隐藏其外交动机。

在大陆一些学者看来，导致中国对外策略转向的现实因素主要有如下两个：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其国家利益亦日益地区化和全球化。这一现实需要中国强调和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应有的大国地位。中国国力的成长和影响，让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及周边国家感到忧虑和疑心重重。对此，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和抵制措施(如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到亚洲和周边国家与中国争执频繁等)。作为一种应对，中国转移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从“韬光养晦”转为明朗而强硬，公开展示其捍卫“核心利益”的决心。二、中共高层决策者意识到，“加强主权争议态势，既可以从意识形态上更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念，也可以在外部危机的管控中整合社会歧见。客观上，当近年此类争端的加剧，事实上也起到了类似作用，平时在社会问题上截然对立的两派，往往在对主权争端的一致强硬对外喊杀声中不约而同地团结起来”。

争做“世界老二”

为促成中国外交战略的这一新的转向，大陆学界和政府智囊对中共未来对外政策提出了一套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在地区和全球维护和增强自己的多层次利益，就得满足两大战略要求（参见“大国智慧”：2013年中国外交应从策略型外交向战略型外交转型，人民网）。首先，中共得放弃过去的韬光养晦的消极克制的外交策略，采取“有所作为的积极外交方针”，建立战略思维和大国在外交上“自己的话语体系”，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影响世界。这一转变可以通过军事、经济、智能和软实力等途径来完成。其次，中国要从战略上分清“敌我、敌友和我友”，并打破中共过去“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也即是说，“中国外交的重点应放在敌友、我友关系的国家之上。”按照大陆专家的观点，如下的国家可以在外交战略上被确认为中国潜在的或假象的敌人：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与中国有领土主权之争、又具备在军事上挑战中国的邻国如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对中国发展感到恐惧而千方百计遏止中国发展和用武力相要挟的大国”（如美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国家”（如朝鲜、巴基斯坦和缅甸等）。俄罗斯应被看作是中国的政治盟友（中、俄都是美国的遏止对象，在经济上两国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在核心利益与国际关系问题处理上中俄领导人“有着高度互信和默契”）。欧洲可划为中国的经济盟友（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经济前景都看到担忧，“中国与欧洲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中越来越具有盟友的关系”）。印度被看作是中国潜在的重要经济伙伴国。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国被视为中国的友邦国家。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属于可以拉拢或联手的国家。韩国、澳大利以及新加坡和泰国被视为中国潜在敌人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政治盟国或“敌友”。

大陆学界的另外一种类似的提法则是，中共在对外政策上应该有“大战略”的顶层设计（见郝雨凡：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网）。这一提法强调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着眼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作为达到外交政策目标的一种操作和“全局性设计”，国家外交大战略需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系统的思路”与“步骤、方法和策略”等。外交大战略意味着，“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在此理念下，中国应该改变目前“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为一个“制定者”。中国应该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其所用，要“争做世界老二”，要对美国的霸权采取批评的姿态，要挑战“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关系中不仅要“努力维持均势”而且也“应该重点结盟”， “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等等。中国“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可以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顾虑，而且应“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中国外交不应继续搞“韬光养晦”，因为这会导致美国“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这种“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将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猜测，从而增加了中国赶超西方的成本。“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要走向世界，坐稳世界第二，必须拥有和传播“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海外驻军和设立军事基地，以及建立强大的海权等。

世界更趋动荡？

从中共去年以来在其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动作、高层领导人传送的信息以及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向，即从过去隐藏的“韬光养晦”策略转化为今后底线明确的“透明强势外交”。中共这一外交战略的转变将对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促进和平发展呢，还是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显然，中国在国家争端中态度的日趋强硬，以及试图在世界上充当第二大国的努力，将在亚太地区持续造成各有关周边国家的忧虑和反制，引起欧盟的不安，从而导致亚太地区的进一步不安定和加大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对峙。至于中共能否真正建立起其“世界老二”的地位，以及能否掌握在亚洲事务中的主导权，还得看中国的国力、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如何，同时也要看“未来的各国政策互动”，“中国自身运用力量的方式、目标的节制和内部情势的演变”怎样。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对区域与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对中国自身是凶是吉，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