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涛（德国）
自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任中共领导层动作频频，颇有要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架势，从整肃党风、反腐倡廉、塑造新领导人形象到在钓鱼岛争执上对日本持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和展示军事实力等，无一不引起外界的诧异和关注。另外，习近平还反复强调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述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决心，重申“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提法，并告诫中共要汲取前苏共瓦解的教训，为中共未来的政治路线和走向定下了基调。习近平的这些提法，被外界解读为北京重拾“新左派”或倒向“毛派”的思想和思维模式（参见陈子明：习近平进行“新道统”试水，德国之声，2013-1-28）、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民主改革）的信号。习近平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政治路线，其理由和基础在哪里？北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味着什么？北京的“三个自信”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能凑效，能让中共政权长治久安甚至实现其所谓的“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吗？仔细探讨和弄清这些问题（目前外界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对评估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和帮助。
“三个自信”和“中国模式”
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和中共体制内的解释，中共继十七大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概括为“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之后，于2012年“把道路、理论、制度统一起来”，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中国梦”的实现)。中共的“三个自信”意味着，中共党内“已达成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及其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参见姚桓：《以多重视角解读“三个自信”》，人民网），完全可以与西方的民主宪政模式（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媲美，用不着去步西方的“民主加资本主义”的后尘，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如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等），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要比欧美的“优越得多”（参见张若愚《坚定三个自信，推进改革开放》，陕西日报）。拿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经过鸦片战争以来１７０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从中共的视角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如下的一些特点（庄俊举、张西立：《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红旗文稿/求是杂志社）：一、在经济上，“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二、在政治上，中共“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三、在思想理论上，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简单地说，上述所指的“中国模式”即是：一条道路（坚持中共的领导，着重经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一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和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集权与自由经济的联姻）。而中共体制外的一种栓释则认为，中共三十多年来所推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有如下的特征：权力与市场结盟（威权与市场手段并用），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垄断和控制重要行业如电信、电力、石油、石化、金融等），政府操控市场价格，偏重以基建项目（如房地产和公路等）为主的政府投资；权力和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家族化和裙带化（即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政府主张“稳定压倒一切”，对社会实行全面和强力维稳；在对外政策上，遵行所谓“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的原则；等等。政治学者陈子民把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中共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他引用朱学勤和秦晖的话说，中国模式“就是推行‘市场列宁主义’，“就是用专政手段来维持一个‘低人权’的资本天堂”（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香港《领导者》杂志，总第44，2012年2月号)。
为什么“三个自信”和“北京共识”？
继十八大后，中共新领导层不断强调其“三个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其原因和理由，人们可以从中共智囊和体制内学者的一些论述和见解中略窥一斑。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庄俊举、张西立在其《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同上）的一文中，就将中共新领导层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认同和效法欧美的“华盛顿共识”（经济上“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政治上推行宪政民主、维护基本人权的西方模式）的问题作了“不无明晰”的解释。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其主要原因是：一、“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特别是，“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让西方国家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二、“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这里，庄俊举、张西立强调，中国取得这些“让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关键是凭借了中国特有的所谓“举国体制”，并称，这种体制“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三、“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在对“中国模式”未来发展趋势和影响的评价中，这两位中央编译局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这一模式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他们称，“对于中国说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这两种模式的较量意义重大”，如果北京成功地让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的话，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质疑西方规范的普世性”。“‘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体制内部有一个共识就是，肯定“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他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人民网，2012-11-22）
不仅中共体制内学者这样解释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且一些西方学者也对“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刮目相看，大加赞誉。今年初，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傅高义在接受《新华国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制度是好的，别的国家在制度方面，比如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等，如果不同意美国的做法，美国人就会觉得不行。美国人比较自以为是，以自己的做法为中心。大部分美国人没有研究过其他国家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如果看亚洲，菲律宾和印度算是最民主的国家，结果二战以后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的恰恰不是它们，而是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威权主义国家。现在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怀疑美国的制度，因为我们的制度也有缺点。国会里面的讨价还价，不是在考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我们反思美国的公司做得对不对，法律是不是健全。”“我认为邓小平的看法是对的，应该用自己的体制加全世界的经验，适合自己的经验和制度才可以用。我个人认为，现在美国制度的缺陷是民主的成分太多，不能解决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所以不能有太大的变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现在七个人的常委，他们决定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他们还可以做大量的事。（新华网/新华国际：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美国最大问题是只觉得自己制度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称，“西方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与其说是他们热衷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对西方模式的失望。毋容置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他还说，“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成不了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实际上，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中国越来越像自己”。（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入，环球时报）
另外，中共体制外的学者和分析人士也看到了中共思想界和制度现实中的这种“奇特”之处。陈子民在其《从“改革”到“革政”》的一文中写道，“在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一部分国人改变了对‘彼岸’的看法，开始宣称‘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最近召开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说：看到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中国模式论，就认为我们这种体制好。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清华大学课题组说得更明确：有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中国目前的体制已经陷入‘转型陷阱’。“现在好了，‘中国模式’已经不再是‘中国特色’，而是中国的‘软实力’，要对外输出，征服世界了，人们不用再梦想那个‘彼岸’了。‘中国模式’论者不仅要把‘改革体制’固化，而且要肯定一以贯之的‘六十年道路’。这就从源头上否定了改革的必要性。” 何清涟在其《中共“体制”的磁石效应从何而来》（见BBC中文网）一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之强，涵盖面之广，几乎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首先，是在物质资源占有上形成了完全的国家垄断，举凡土地、 水资源、地下矿产、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文物古迹，无不以国有名义由政府尽收入囊中；其次，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堪称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的任何组织，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无论是本土NGO还是外来NGO，均需仰赖中国政府给予资源或者活动空间，否则寸步难行。”“政府作为控制方掌控的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其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程度越高，由此造成社会对政府高强度的资源依赖。”“政府通过控制社会资源的方式，既垄断了一切社会上升管道，还造成了社会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更为权力的肆虐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这样一种对社会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掌控的制度模式，很难从自身出发来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用陈子民的话来说，“即使既得利益集团高喊‘改革’，也可能是为自己牟利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骄横之至，已经不屑于这样伪装了。现在流行的官方话语是‘不搞’、‘绝不搞’。”（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香港《领导者》杂志，总第44，2012年2月）
除了上述中共内部在思想上的“共识”和中国体制现状等因素之外，让中共新领导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思政改”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权力和经济精英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愿意或不敢推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他们看来，“改” 对自己“有害无益”，只会带来风险。在现存的权力与资本联姻的体制下，权贵利益阶层不管是在权力的掌控上还是在资本及资源的猎取、占有和分配上，都得天独厚，如鱼得水，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和理由去达到宪政民主的“彼岸”呢？此外，习近平及其常委现在热衷于“中国模式”，思想上和政治上向党内的“新左派”或“毛派”靠拢，也与去年发生的“薄熙来事件”不无关联。“薄熙来事件”不仅体现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化，也反映了中共内部在怎样对待民生和社会公平（即所谓的“分蛋糕”的）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薄熙来代表的“毛左派”思想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都有很大的支持度。中国社会日益加大的贫富悬殊问题，让很多人产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对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不满。人们对社会的信任严重缺失，“仇富”现象盛行（俞可平：同上）。中共高层虽然排除了薄熙来这个激进的“左派”人物，但是他的“毛式”思想和施政方式的影响却对中共现实的政治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习近平对中共“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道路和制度的一概肯定（即“六十年一贯”论。习近平曾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反之亦然”。），除了有以此为中共的一党执政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传承性及合法性之外，可以说，是他对党内要求中共“复古”的左派思想和势力的一种妥协，也是对中国民间没有或很少获得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好处的族群的示好。再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人个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问题。习近平等人在政治上到底信仰什么和追求什么，外界很难具体弄清楚，但是就习近平及其常委（不分左右派）在十八大前后的一系列谈话和动作来看，中共高层在政治方向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尽管并不牢靠），那就是“不改”、“尽量不改”或“少改”，能将中共的红旗打多久就打多久；只要国家大权、资源和武装力量在手，就“绝不搞”宪政民主意义上的政改。当然，习近平现在的“左倾”言论和中共坚持要走自己的“集权老路”，很大程度上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的“信仰”或“梦想”所致。其实，习近平及其常委今后在政治上是既可以左也可以右（如果其利益驱动发生变化）的，关键要看中共高层的权力划分和斗争格局怎样。“信仰”随利益而动，在利益需要的时候，信仰是可以改变的，正如前苏联崩溃前的叶利钦之类的人物一样，昨天还是苏共的要员，今天摇身一变则成了民主斗士和反专制的英雄。另外，还有的因素则是，中共在民间至今还没有在实力上能与之相抗衡的反对力量（尽管中国不断有群体事件发生，但是由于抗议人群缺乏组织和资源以及政府维稳的强势等因素，其发展一般都较难转化为“革命”或全国性的运动），而且“西方自由世界”看来目前也没有任何要急于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强烈要求或愿望，它们大都更关心中国诱人的广大市场和忙于与中共做生意去了。
中国发展模式的前途及其命运
中共推崇的“北京共识”能否与西方的“华盛顿共识”相抗衡？中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没有奏效的可能？中共有多大的底气在世界上去推行其“中国模式”？中共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一件易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观点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表述与评估，谁是谁非不得一论。不过，如果将中共新领导层在其“中国梦”中的打算与中国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向作一个比较分析，那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或较为合情理的答案的。
中共所谓的“中国梦”即是指，中共在十八大上制定的“三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第二，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2049年），全面建成和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三，用21世纪整整100年时间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后半叶（2049至210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台海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科技发明、经济总量、共同富裕水平等要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2001年到2100年的21世纪末，中国要基本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实现符合中国梦、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准要求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崔士忠：“中国梦”标准及实现路径——习近平：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网易博客《幸福航母》，2013-1-25) 中共为其未来一百年统治制定的这一不无宏大的计划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是否相吻合，或者说，有多大的误判或差距呢？中共必须满足或达到那些必要的条件和要求，才“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讲）实现其“中国梦”呢？
首先，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一方面中国已跻身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见最近欧美的一些报道），其经济成长率尚能保持在8%左右的“高增长”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由于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大有随时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据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一次内部报告会中预期，“2013年7、8月份，中国大陆的经济危机将爆发”，其原因有：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地方债务危机，“短中长三个周期的谷底可能叠加”（将导致“部份中小企业破产、部份银行破产、部份地方政府破产”）；过去大量流入且支撑了中国经济泡沫生成的“国际热钱”，“在某个时候有可能会大规模的撤出”（这会造成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和讯网：国务院内部报告中国7、8 月将爆发危机，2013-2-17）不管今年中国是否爆发经济危机（即使不爆发），中共要想在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的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和增长，有效地避免或克服各种危机，都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别说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就是在三年、五年之内能否避免经济的衰退或危机，能否继续保持中国“世界最大工厂”不衰的地位，中共也无法保证。其次，就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来看，虽然中共到目前为止还能维持其社会的基本“稳定”，但贫富差距、公权滥用和官员腐败的日益加大，不断引起社会的不满和反弹，频频危及中共政权的基础与合法性。在一党独大和缺乏社会监督机制的体制下，中共能否在未来解决或大幅度地减小主要由于政府对财富太多的掌控以及对重要行业的垄断、“土地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高房价、“信息不对称的掌握信息”、通货膨胀等造成的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还是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见李佐军）。而在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上，尽管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人认识到了“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并且在上任之后也推行了一些反腐倡廉的措施，但是这些举措多为“运动式”或短期性的行为，并没有制度化的趋向。这种“文革式”的运动，对长期而彻底地反腐倡廉没有多大的帮助，一般都沦为党内派系间权力斗争和打压异己的工具。没有“官员收入及财产公开”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前不久温家宝刚提出个意见）的制定和立法（法律）化，没有长期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反腐倡廉，不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行业、财富和资源的过度控制与垄断，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公权腐败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而中共今后能否满足上述这些条件，则还得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再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看，尽管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在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上有所进展，但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却未能同步进行，公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尽管在集权制度下某些决策可以较快地得到制定和实施，但是也为滥用公权和制造非公正和不公平提供了条件，使得“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张千帆：改革“六化”，中国政治发展网，2012-12-23）。这种一党独大、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反普世价值的威权制度，很难长期地得到参与和维权意识日渐增强的大陆民众的接受和容忍。从长远来讲，中共的党大于法、政府极度大于社会的体制，是很难与“华盛顿模式”的宪政法治体制相抗衡的，更别说会将其“取而代之”了。另外，就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来讲，随着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一系列专制政体的倒台，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军政府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和参选、放松对媒体的禁锢、释放政治犯等）。现在，世界上专制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共的制度盟友也日渐凋零。当然，支持“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人会说，中国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而是一个专制与立宪、禁锢与相对自由的混合制度型国家，它具有与其他专制和民主国家异质而相近的双重特性。所以，这种制度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和存活机会。再则，虽然世界上“去专制化”的趋势在增长，但是一些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国家（如俄国、白俄罗斯、鸟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罗马利亚、保加利亚乃至匈牙利等国，同时也包括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要么其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成分打了很大的折扣，要么其经济和社会公平问题严重，要么极端势力和思想笼罩其政治，要么动乱和官民冲突频频，等等。另外，即使在那些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由于911事件后推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和2008年制造的经济危机，公民权利和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或减少，人民贫困和社会的贫富悬殊以及国家和大资产集团对社会的控制也日渐加大。国际社会的这些负面变化和发展，为中共坚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增加了理由和信心。最后，就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分化来看，中共党内缺乏铁腕式的人物（只有善于拉帮结派和惯于权术的高手）、利益驱动各异和权力分散的现状（即所谓的“集体总统制”），让中共难以长期保持其内部的团结和不同利益的平衡。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而得不到遏制的话（这样的几率很高），则将断送中共的“百年大计”，毁了中共的“幸福航母”。再出现一次“薄熙来事件”（而这也大有可能），中国或许真要出现动乱或发生革命了。
就上述的分析来看，笔者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粗略的结论：一、中共如果不逐渐推行民主宪政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一味坚持其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共要想实现其“中国梦”（即“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科技发明、经济总量、共同富裕水平等要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大多只能是场“黄粱美梦”，实在难以成真。二、“北京共识”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长时间里能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则取决于“中国模式”的自身演化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成分保持的程度如何，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走向和西方国家集团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兴趣及其投入有多大（中国历史上两千年第一次结束封建制度是通过清王朝的覆亡，而清廷的衰弱却首先是因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预。中国文化中的固态性或惰性促使中国社会难以通过自身来推动其变革。没有外部力量的直接干预或潜在的推动，中国是很难主动去改变自己的）。三、中共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现在谁也说不准（正如笔者在其“中国会发生革命吗？”一文中所述），或许三年五年，或许十年八年，或许更长。这跟中共自信不自信没有多大关系，也与人们的愿望无关，与之相关的是上述各种因素和情况的变化与互动。换句话来说，这与各种“利益的驱动、经济的发展、危机的推动、环境的压力、民众的需求、还有国际的变局”密切相关（见俞可平：没有自信，改革难有新动力，在凤凰网2012财经峰会上的发言，凤凰网，2013-1-19）。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人们看不见或不愿发生的。不过，在当今世界，一个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能几十年乃至一百年“不变”而存活下去（这是中共对事实情况的一个“误判”或权宜之计？），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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