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濤（德國）

4月27日，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香港透露，習李將在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推出“大膽改革舉措”。他還表示，中國民眾民主要求的增長和社會管制危機的出現“將推動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俞可平的這一宣告，立即得到海外中文媒體的大肆傳播和渲染，再度激起了人們對中共推行其政治制度改革的熱望。習李當政以來所宣示和推行的那些保守倒退的政治綱領和施政措施，似乎一下子被人們遺忘殆盡。俞可平的“改革放言”之所以被外界視如珍寶，是因為他在2006年曾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遂被看作是中共體制內的“自由派”人物。習李果真會像俞可平宣布的那樣在下半年推出所謂大膽的政改措施？中共高層目前在政治上究竟走的是什麼樣的道路？曾被視為胡錦濤“文膽”的中共高級智囊俞可平到底持有什麼樣的民主觀和改革思想？這些問題，筆者將試着通過對習李新政的走向及其運作的觀察與分析、對俞可平的民主和改革言論的剖析以及藉助有關的學術理論和觀點來予以回答。

習李新政的實際走向

習李新班子上台以來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和政治舉措大致可以歸納如下：推行反腐倡廉與整黨整風運動，打造“中國夢”、復興中華和“三愛”（愛黨、愛國家、愛民族）等國家政治意識形態或民族精神，宣示中共對其制度、理論和道路的“三個自信”，堅持所謂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和放言“不能否定毛澤東”和不能否定中共建國來的前後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打出重視民生和“依法治國”的旗號，繼續胡溫時期的強力操控輿論的策略（如監督、引導媒體和網路及壓制言論和打擊異議人士），調整政府機構（如“大部制”和降級政法委），改革某些管控制度（如取消勞動教養制度，推出《精神衛生法》等），對外持續展示強硬姿態（如在釣魚島和黃岩島等主權爭端中力顯強勢）和提出所謂要準備打仗的“強軍夢”，等等。

習李政權推行上述政策的基本策略是：迎合民眾對官員貪腐和社會貧富懸殊不滿的心態（如高喊“老虎蒼蠅一起打”等），強化民眾的國家或民族“共同體意識”（如“愛黨就是愛國愛民族”或只有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才能復興富強），以此為中共政權在民意中和意識形態上建立更多的合法性。習李推行其新政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在其新一屆的執政期間實行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是要更有效地穩固中共作為唯一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從實質上來看，習李體制跟其前任一樣，在政治改革上沒有也不會有任何大的動作，只是在一些形式和口號上較胡溫或江朱時期稍有些區別，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提法比“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等表述要更鮮明和更富於誘惑性而已。另外，在管治技巧和方法上，習李也稍有一些“不同”，如對南周事件的處理與廢除勞教制度等。

習李新政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在對社會的控制上，逐漸地由原先的“強制式”而轉為所謂的“疏導式”，試着讓社會各利益族群獲得少許的發聲或表達利益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的某些訴求，以減緩官民之間以及強勢利益集團與非組織利益群體之間的緊張與衝突。也就是說，北京正力圖用一種新的、更結合利益多元化社會的管治方式來實現其對社會的控制，以達到民眾對政府及其行為的起碼認可或基本承受。然而，習李新政的一切政策和行為（包括改革舉措）卻有一個不可突破的底線，那就是，任何改革都必須在中共威權體制的框架下進行，即改革僅限於政策或政府的轉型而已，無論怎麼改都不能危及中共的領導地位，也不容許任何形式的“顏色革命”發生。也就如目前網上所傳的中央精神那樣：“中共不更名易幟”，“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不是完蛋社會主義”。前段時間王岐山曾推崇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其用意不僅是提示中國目前的發展局勢跟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的很相近，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在中國重演，而且還在於警示中共高層，北京不能對社會各階層輕易地放權，否則將遭遇社會革命的危險，如路易十六恢復停止了150多年的“三級會議”，從而導致之後的大革命的不可避免。王岐山的“我們恐怕還沒有吃夠苦頭，付出足夠的代價”的言下之意即可以理解為：目前中共在政治制度改革上還用不着動真格的，因為中國社會對革命尚沒未形成普遍共識，各階層基本還能夠承受現行制度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如果中共在其政治制度上作出較大的鬆動，中國就有可能出現像當年法國大革命時那樣的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會導致中共的人亡政息。因此，習李在政治改革上絕不會越雷池一步。今天，在中共高層和權力集團中，“不改”或“儘量少改”業已成為其基本的共識。北京現在推行反腐、整風、經濟、政府機構和政策性制度的改革，其用意是，為中共打造一個既能“自新”且又富於長期執政和領導能力的執政黨形象，並不表明任何要在政改上動一番干戈的意向。

從西方《精英理論》的角度來看，作為權力精英，中共現在的統治方式首先表現在打造其“共同命運的象徵”（即樹立中共現行制度的意識形態）上，正如拉斯維爾所稱，統治精英通常“以共同命運的象徵作為旗號來為自己辯護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比如：習近平提出的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口號。在一些精英理論學者看來，精英一般以高壓和操縱兩種手段來實現其統治，即：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控制來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並使其具有持久性。習李新政的一個“亮點”也就在於建立了所謂的“共同命運的象徵”和對民眾意識形態的有效操縱，如對去年夏天中國民眾反日情緒的操控和對今年中共第一夫人彭麗媛出訪效應的炒作等。M．E．奧爾森和M．N．馬傑爾認為：精英只有在有利於其自身利益時才與其他利益族群分享權力，他們向來不主動讓出權力；儘管精英允許有限的社會變遷，但卻力圖將其程度限制在有利於實現其利益且不威脅其權力的範圍之內，他們反對任何重大的社會轉型，等等。托馬斯·戴伊和哈蒙·齊格勒在《民主的嘲諷》一書中指出：統治精英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和維護現行制度等方面大都保持一致的意見，只是對很少的一些問題才持有分歧；國家政策主要反映精英階層的價值觀，而不體現民眾的利益訴求；政策的改變是緩慢的且不具革命性；精英很少受到民眾意志的直接影響，相反，他們的價值觀卻對民眾的思想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上述理論和觀點對精英特性的表述（儘管在某些地方略顯偏激），很適合用來描繪現實的中共統治集團，即：在社會政治制度上保持絕不改變的共識，國家政策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大多只體現了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訴求，改革步履維艱且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發展嚴重脫節（如：官員財產公示、收入分配、土地、稅收、獨立司法及違憲審查等制度長期未能的建立通過等），民眾利益和訴求大多得不到體現和應有的表達（如民眾對政府專制、人權、強拆、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反對聲音難以找到合法表達渠道等），有效而巧妙地炒作和操控媒體輿論和對思想教育的壟斷，以及權貴精英拒絕制度變革和不願放權分利給民眾，等等。

另外，如果用政治心理學的某些觀點（如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統治的意志，而是領導人的意志。民眾“只能接受意志，不能表達意志”。如果領導人引導民眾的方法得當，民眾必會服服帖帖地順從，等等）來解釋中共現行的統治行為和方式，那麼中共高層精英們則應該算得上是非常諳熟怎樣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催眠和控制民眾的佼佼者了。長期以來，北京成功地通過各種文宣和控制手段（如利用學校教育、政治學習、官方宣傳、媒體代言人、網路水軍、御用公知操控民眾的思想意識和誤導輿論等）讓民眾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中共的統治價值觀，從而達到其無需在社會政治制度上做出任何大的改變而能保持其江山的基本穩定的目的。簡單地說，現在不是中共要改變自己，而是民眾和社會在被中共權力精英們牽着鼻子轉。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張明澍在其於2011和2012年所進行的一項有關“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的項目中揭示，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居中間立場的占51.5%，右的占8%。他發現，中國人想要的民主是，“德治優先於法治”，“解決反腐敗和群眾監督政府問題優先於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中國人想要中國自己的而不是外國的民主”，等等。可見，中共政府對民眾在思想意識上的催眠與忽悠（至今為止）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俞可平的民主觀與改革思想

身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被視為中共體制內的“自由派”，並在外界名噪一時，是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俞可平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自由派”？他究竟對民主和政治改革是怎樣理解和闡釋的？對此，人們不難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言論中找到明確的答案。

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中，俞可平談及了民主在與其他政治制度的比較中的諸多優越性，認為民主是在人類迄今所有政治制度中弊端最少的一種，因為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予人們平等機會，實屬人類的基本價值，等等。然而，在對民主進行一般的肯定時，俞可平也在文章中卻用大量的篇幅不斷地強調“民主的局限性”。在他看來：民主雖然是個好東西，但不等於說民主什麼都好；“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等等。在另一篇題為《民主是共和國的生命》的文章里，他把民主與中共的政治制度、中共的統治任務和政治追求等聯繫在一起，將民主解釋為中共黨的政治目標和中共現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質，即所謂：“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等等。在談到“民主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時，俞可平對民主在中國運用的特殊性作了明確的闡述。他稱，人們“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認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種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在他看來，西方衡量政治民主的三個基本標準即多黨制、三權分立和普選制，只適用於西方的民主政治，不是所有民主的標準。他稱，“中國的民主政治在許多方面都區別於西方。例如，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不推行多黨制，而實行‘一黨執政多黨合作’制度；在權力的制衡方面，中國不實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而推行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重在‘人權、事權和財權’以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的制約；在選舉制度方面，國家領導人不搞全國性普選，而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產生。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長期的探索。”綜觀俞可平上述的言論，可以清楚地看出，俞可平的民主觀是“中國式”或具有“中國特色”的，與西方普世式的民主觀相去甚遠。他所理解的民主，即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按照俞可平的思路，西方民主雖然看上去是個好東西，但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能照搬到中國。因此，中國應該且必須推行適合自身的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政治。如此看來，俞可平並不是什麼中共體制內的“自由派”，而是中共內部一個比較了解西方民主理念及制度但又不崇尚它的政治智囊罷了。很明顯，俞可平對民主的論述沒有一點新意和突破，都是大陸學界和官方在這個方面的老生常談，是中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簡單翻版而已。

俞可平在其《增量民主與政治改革》一文中指出，中共的政治改革應該建立在所謂的“增量民主”的思路上。俞可平的“增量民主”指的即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來實現“善治”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以“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來“達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優’”，即“善治”的最佳狀態。而達到“帕累托最優”或推行“善治”的目的是，“通過與合法的社會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來“實現官民共治的理想政治格局”，“最大限度地協調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矛盾”，從而使“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俞可平所指的增量民主“主張優先發展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而“深化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則應該是中共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突破口”。所謂的“深化黨內民主”意即，“黨的各級領導真正由黨員或黨員代表選舉產生，並對自己所領導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負責”。而“深化基層民主”則意味着，“在已經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會自治”的基礎上，“探索和擴大新的基層民主形式，如鄉鎮領導和縣市領導的選舉方式和決策方式的改革等”。在俞可平看來，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離開中國共產黨，因為這“在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主化，特別是中共從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的進程”。再則，“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它“不僅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最後，俞可平還指出，“民主化過程最大的威脅是社會的穩定”，“中國的所有改革必須維持社會安定，‘穩定壓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礎”。正如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即改革服從於穩定）。但是，中共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即“傳統的穩定”），而是“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即“現代的穩定”）。傳統的穩定“是通過各種手段禁止公民表達其對某些官員或某個政府機關的不滿，用強制的方式來維持現存的政治平衡”（但俞可平在這裡卻避而不談公民對整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滿，僅將官民衝突限制在民眾對“某些官員或某個政府機關”的不滿上）。現代的穩定“是讓公民通過合適的渠道表達其不滿”，“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舊的平衡”。俞可平建立在其“增量民主”思路上的政治改革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通過“善治”來協調或減少“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矛盾”，以達到公民“自願”地與政府“合作”和對中共權威的“自覺認同”的目的（即為威權獲得更多的合法性），也就是讓民眾自覺地接受中共的統治，從而使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得以延續；二、俞可平所指的“政治改革”僅限於“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三、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在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和確保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來推行，而“以疏為主”的動態維穩方式則是以實現“新的政治平衡”（即防止民眾造反）為目的的。一句話，中共的政治改革應該意味着，通過“民主治理”或“善治”來獲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統治的長治久安。這裡，“民主”只是作為一種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種制度性的確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況且，俞可平所指的“民主”則是社會主義制度（即威權制度）下的所謂“人民民主”。

俞可平在去年12月由鳳凰網與鳳凰衛視聯合主辦的“改革新動力——鳳凰財經峰會”上發言表示，中共官員“沒有自信，改革難有新動力”，“今天改革要突破，必須要有自信”。俞可平認為，中共的改革目前之所以難有新的動力，是因為很多官員不自信和沒有擔當，其中一個最典型的表現即是：“好多官員乾脆就把子女送到國外去，出現了所謂的‘裸官’，數量可能還不少。官員把老婆、孩子送出國外，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對國家、對黨、對民族沒有信心，什麼都不自信。”因此，他說，“中共十八大報告，有很多亮點，其中一個亮點就是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認為，這一提法對中共目前的改革“有極強的針對性”。俞可平還說，“現在改革到了一個新階段，進入了深水區，需要突破。”如果在某些改革問題上沒有突破，就會出現突變，而“突變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其“代價將不可估計”。這裡，俞可平所指的“突破”是要敢於去“碰一些敏感領域和敏感問題”，並要有“鄧小平同志那種‘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勁頭。”但他舉出的一個應該急需突破的改革領域卻僅僅是“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而不是諸如在言論、結社、權力制衡、立法程序和選舉等領域的制度性改革。他呼籲，中共官員“要相信我們這個民族”，要相信習近平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我們的中華民族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

另外，俞可平去年12月在接受《人民日報》的一次採訪時，針對“我們時代最需要凝聚什麼樣的共識”的話題，作了一個關於凝聚“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共識重要性的表述，他說：“中國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傳統蘇式社會主義，也不同於西式資本主義。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國外的發展模式”。

忽悠民眾，防止顏色革命

從習李上任以來所釋放的言論和推行的（包括權力和知識精英）政策來看，中共高層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至少在其任期里）無意在政改上作出任何大的動作，習李高喊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大都意味着某些政策和政府管治及職能方面的改革，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整黨整風和打擊官員貪腐等。北京的這一政治走向，亦可以從中共高層智囊如俞可平等學者對民主憲政和政治改革的言論與表述中得到印證。俞可平作為中共高級政治智囊，並被外界視為中共內部和大陸知識精英中的“自由派”，其對民主和政改的觀點應該代表了中共高層決策的方向，亦應是中共高層決策的理論基礎。俞可平在香港稱，習李“新政將沿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繼續前進，預計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李將有大膽改革舉措”。這裡，繼續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則意味着“雖開放但絕不改制”。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原則是，即堅持改革開放，又不放棄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即是說，不管怎麼改都不能偏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中共內部所謂的“自由派”智囊都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和範式不適合中國國情，並把中國的政治改革限制在中共一黨專制的制度框架之下，那就可見中共內部非自由派學者和智囊們以及中共高層領導人是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和界定中國政治改革路徑的了。這完全可以從習李當前所推行的政策和管治方式上找到依據，正如本文上述分析所揭示的那樣。也就是說，習李現在提倡和做的正是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或反過來，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正是習李現在所推行和主張的。

當然，北京也可能對社會的某些呼聲和要求（往往通過群體事件如烏坎、南周、什坊、大連、廈門、啟東等）做出一些政策及制度性的讓步，如之前的取消收容審查制度、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取消新聞事先審查制度和取消“被精神病”等（儘管這些改革大多屬於形式上的作為），以緩解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改進政府的管治方式和提高其公信力與社會誠信度等。但這並非意味着一定會導致秦暉所指的那樣，最終將出現一個可作為憲政起點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某種契約關係”的格局。中共在政策和體制改革上會做出一些讓步，是為了在技術上因應“中國民眾民主要求的增長和社會管制危機出現”的危局（如俞可平所說）。

另外，從精英理論和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觀察分析中共的統治方式和習李新政的現實作為，也不難發現如下的事實：中共高層現在並不也沒有充足的理由或衝動要去推行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不改”已成為中共內部的共識；北京力圖要做的不是改變其政治制度，而是盡其全力去維護和穩固其現存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即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權力精英，中共特殊既得利益集團致力打造新的“民族精神”或“國家意識”（如“中國夢”等口號），影響和掌控“社會意識形態”（如在學校進行“中國夢”教育，禁止媒體自由報道評論，要求高校教師對學生不得講諸如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的“七個不要講”等），實現所謂的“社會共識的最大化”，以長期穩固其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期待政治改革、要求司法獨立、實行憲政民主的訴求與呼聲則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應，反而遭到打壓和噤聲，等等。簡而言之，作為統治者和權力精英，中共權貴利益集團不會主動或自覺地站到民眾的立場上去決策和施政，而只會本能地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辯護，並極盡全力地去維護其現行政權。

中共高層拒絕政治改革的原因除了自身利益的推動外，還由於如下的幾個現實因素：一、中國經濟未來雖然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危機，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還不至於出現崩潰或停滯，中共政權還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經濟績效上的“合法性”；二、政府還能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控，尚具備因應突發和群體事件的能力，公民反抗事件的發生大多還局限在鄉村和市鎮的層級上，地區、省級和全國範圍內的動亂和抗議事件還難以發生；三、除了一些自由派知識精英外，由於中共教化的原因，中國多數公眾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認同尚處於蒙昧狀態，其對“革命”或“改制”還未形成足夠的共識；四、中共權貴精英和智囊普遍持有“放權越多，垮得越快”的“不改”共識。拿托克維爾的話來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另外，在中共高層及其智囊看來，中國社會離一場新的大革命還“很遠”，正如王岐山所說的，中國人還沒有吃夠苦頭，還沒有為一場革命的到來付出足夠的代價，亦即：中共還能賴着不改而“長時間”地維持其統治。

綜上所述，中共目前和今後將着力採取的動作可以歸納如下：一、強化對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教育和控制，長期推行全民“毛化”和“中國化”的洗腦運動。二、在資本主義加專制以及價值和利益訴求日益多元與分化、微博微信左右民意和公民維權活動日增的中國社會，中共作為執政黨需要且將採取一種新的、適應這一社會發展的統治手段，即以疏導為主、嚴控為輔的管治方式。但這不應該如中共智囊們所稱的，是一種由革命黨的方式向執政黨的方式的轉變，而應該將其視為由完全專制式向某種類似“官民共治”（即誘使民眾協助中共維護其政權）的形態轉變，也就是以增加所謂“軟實力”和催眠術的方式來管治社會。三、建立一套新的且復舊的政治話語系統，以主導社會意識形態和媒體輿論，控制和愚弄民眾。四、在政權內部強化“堅決不改”的共識，對民眾全力打造“共同命運的象徵”，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精神等，以實現全社會自覺認可和接受中共權威的“最大共識”。五、在某些社會利益訴求激化的情況下（如群體事件的爆發），北京會適度地推出一些政策和僅限於法律意義上的制度性改革，比如在收入分配製度、行政問責和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的建立健全上作出一些調整和讓步，以減少政府公信力和社會誠信的流失，防止政府更深地陷入“塔西陀困境”（民眾再也不相信政府），等等。

在中共當權者及其利益集團的眼裡，不改是等死，但改卻是找死，與其說因為改而迅速地招來死亡，倒不如不改而慢慢地呆在權位上等死。例如北朝鮮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這個極權主義國家雖從未改革過，但還“沒有”面臨政治和社會革命的威脅，金正恩政權尚能 “安然無恙”和耀武揚威地在那兒“等死”，儘管朝鮮的經濟早已崩潰和停滯，其政治專橫亦到了極點。由是，中共現在的座右銘即是：能熬則熬，能拖則拖！好死不如賴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