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涛（德国）

习李班子上台之后推出了一套向左转甚至复旧的政策和路线，如提“中国梦”、“三个自信”、“五不搞”、“七不要讲”和称“中国梦不是宪政梦、人权梦和民主梦”等。最近，中共官方媒体又发起了一场讨伐“宪政”的舆论宣传运动，声称，“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即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宪政不相容”等，试图把西方的宪政理念或思潮一下子赶出中国的大门。其逻辑之混乱、论证之荒唐和强词夺理之极致不值一驳。

北京在媒体和思想上的这一左倾是习李体制重新“政治定向”的一个标志。从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和中共官方的行动来看，中共现今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重建所谓“真正的共产党”（即防止“有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祸害群众”，抹黑中共），搞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反对和杜绝“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社会主义，把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把属于社会主义要素的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奉马克思主义为中共行动和路线的标准，肯定中共的两个30年历史（即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其采用的手段则是：提“两个百年计划”（欲以“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与西方宪政模式抗衡）、搞反腐、整风和清党运动，整顿舆论和掌控话语权（如上述对“宪政”提法的围剿等）。其根本目的是：混淆是非和视听（即搅和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区别，掩盖中共政权反人权、反民主和反公正的特质等），愚弄和忽悠百姓，挽救或提升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重振或重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即让民众自愿地接受和认可中共的统治权，力挽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度一落千丈的狂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李体制现在大打左灯，不是其一时的冲动或在方向上左右摇摆不定的表现。一段时间来，在中共体制外的学者中存在着一种看法，就是，习李体制在政治方向上还摇曳不定，即在宪政改革与维持现状之间徘徊，认为习李应该先确立“彼岸”，然后再“摸着石头过河”。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之嫌。事实上，就中共体制内关于“从此岸到彼岸”的长期争论，左派早已“战胜”了右派。在中共高层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不应该是由“此岸”到“彼岸”的演进，而是不要再游到“彼岸”去，是要把中国的“此岸”变成全世界的“彼岸”，这才是中共要走的路（见宋鸿兵：打造真正的“中国模式”）。也就是说，中共现在不再需要过河了，也用不着再去摸什么石头了，因为那块石头（即“中国特色道路”）已经摸着了。这里所谓的“彼岸”是指实现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即改革的目标应从中共的专制模式向西方的民主模式转化。这种从此岸到彼岸的“宪政改革之路”在中共体制内虽然不乏其代言人（如张千帆等宪政学者和《炎黄春秋》等族群），但其在中共高层却一直未能获得欢心或重视，在习李新政中也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相反目前却遭到官媒的大肆讨伐。

简言之，北京现在的“政治定向”或紧箍咒即是：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向西方民主制投降（即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誓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抗衡，甚至（如有可能）并将其取而代之（“中国梦的自信”）。换句话说，中共现在不仅“不改”和继续坚持推行其现行专制制度，而且还梦想着，将“中国模式”向全世界（或西方）“输出”。

习李新政现在大打左灯且往左转，虽说是“有助于”中共保证其江山的暂时不倒，但这也意味着中共官方正式向在野自由派、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甚至向党内和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一些势力公开宣战，即要对自由派搞“第二次文革”和对党内的异己分子搞“秋后算帐”或“肃反”。这将会把现在仅有的一丁点官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切断，即如章立凡所说：“改革大门关闭，社会彻底撕裂，官方和民间各行其道”，而且也将激化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为习李新政和中共现政权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

接下来，大陆朝野两界反对习李新政“左倾路线”的各种人和势力如何与中南海较量和博栾，将决定习李体制“向左转”倒底能走多远。搞不好，北京或许就把中共的江山断送在其推行的这条“左道”上了。现在不是40年前的文革时代，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多层次化（权贵阶层、资产阶层、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利益诉求多元与权力分化、信息和观念多样化的时代。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再搞“文革”或中共前30年那一套，将不会收到文革时的那种愚民效果（即全党全民跟着毛泽东一起忽悠自己），尽管现在很多民众对政治尚无多大兴趣或仍属于“民主盲”之列。相反，可能会让社会某些阶层和精英对中共完全失去信心，与政府决裂，从而另寻他路，即：如和平转型无望，那就准备走“犯上作乱”之路，其形式将是多样的，并非仅限于“革命”的方式。

中共高层的“左倾”不仅对自由派来说意味着一个“多事之秋”，而且对习李体制自身也将是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中共不愿游到“彼岸”去获得新生，而只想在“此岸”以烂为烂。但“不改”甚至“倒退”就能保证中共在其“此岸”平安无事，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