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大後,特別是在三中全會決議出籠\後,習李新政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發展方面確立較明確的方向,即走政治上收緊、經濟上開放和社會上嚴控與疏導相結合的威權體制道路。習李中央這條道路,被學界和外界分析稱作中共的「新加坡式發展計畫」。這一提法,可從習近平與李光耀的關係、中共智囊的理論建樹,和習近平上任以來主導的各項政策中得到印證。
習近平傾向走類似新加坡的道路,亦有其現實理由。首先,習近平想拯救其父兄創下、現在危機四伏的基業,挽救腐敗不堪和嚴重喪失公信力的中共於崩潰絕境。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共這個自稱是人民公僕和為人民謀\福利的先進組織,淪為一個騎在百姓頭上做主子、助長社會不公平和加大貧富差距的執政黨,讓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和社會公信力蕩然無存。
習近平要救這個頹敗的黨,就得從整治黨風、黨紀和肅清貪官污吏入手,建樹一個清廉公正和有道德操守的黨,以重新換回民心和執政合法性。其次,習近平救黨,不是為了放棄黨的領導地位,而是要讓中共的執政地位長久保持下去。但這個一黨體制又不能像過去那樣,讓已相對自由化的經濟和社會向過去倒退,這樣會更加重統治危機到來。因此,習近平需要有一個與其訴求相近的政治模式,即所謂的一黨民主制或一黨多元化制度,以此來建立一個既能保證中共執政地位,且又能保持經濟和社會相對自由的威權主義制度。
而與這個制度模式最接近的,就是所謂新加坡道路了。再次,新加坡模式與習近平中央既定的發展計畫,在某些方面很有相似之處,如:新加坡雖然不是一黨制,但最大政黨「人民行動黨」卻幾十年主政不倒,實為變相的一黨制;與中共相似,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堅定反對新聞、言論和結社等自由,嚴厲打壓反對黨和其他政治競爭,置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於公民自由和人權之上等等。
然而,對中共來說,要走新加坡式的發展道路,其所應具備的條件和資源都還遠遠不夠。與李光耀相比,習近平尚未掌有像蔣經國那樣的絕對權威,還不能為其改制掃清一切障礙。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習的改制難以取得成功。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倒台和戈巴契夫曾險些入獄,都是因為缺乏絕對權威的緣故。
就連權重一時的鄧小平,八九之後也不得不「裸奔」到深圳,通過「南巡講話」來挽救改革。與人民行動黨相比,中共作為執政黨,嚴重缺乏廉潔奉公和真正為民服務的素養,尚未樹立一套完整的現代治理制度(如經濟與行政透明和法制嚴明等)。在制度性質和結構上,新加坡的英國式議會民主制、法治傳統和官員財產申報透明制度,以及一套融合選賢與能、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國理念,都遙遙領先於中共的政治和管理機制。
不過,習近平新加坡式的改制能否有成效,關鍵還在他能否有效地集各種大權於一身,並在制度建構和理念堅持上獲得重大突破,如打破集體總統制甚至任期制,使之得以長期而堅定地實施改制計畫。
三中全會收權的舉措,是習為其改制邁出的決定性一步,如:通過成立國安會和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及借助中紀委各種措施掌控中央和地方各大老,將制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權限從各部委收歸中樞,大大削弱各路經濟權貴對政策制定的壟斷權和影響力。路漫漫其修遠兮,習近平的改制計畫才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作者為大陸旅德學者,曾任大陸官媒編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