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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官方宣布8月22日在山东济南开庭审理薄熙来案，立即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今天的中国，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即登上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比如一名卸任村长的车祸死亡，一名生活在农村的盲人律师----不过这名并未受过什么教育的盲人竟然可以成为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足见中国人面子之大，也足见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之灵活（或者说学术为政治服务，大学沦为工具）。
中国被高度关注，自然和它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有关。只是奇怪的是，西方对中国风吹草动的解读则似乎是在这种地位、影响力的对立面。因为它们的结论无一例的都是中国的落后、倒退和黑暗。以薄熙来案为例，
在开庭前，舆论一边倒的认为中国是没有法治的国家，是政治决定一切。这一次审判会被严密控制，未审先判，完全是走过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审理过程既不会透明，更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比如翻供，不认罪。为此还讽刺挖苦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三个自信”是根本没有自信。
比如一向以关注国际新闻著称、全球颇有公信力的法国《世界报》就刊登了轰动一时、曾因参与重庆“打黑”案件辩护而身陷囹圄的律师李庄的观点：对这一案件不要期待有什么意外，看看此前的几个重大政治案件就知道，审判之前当事人就已经被摆平。曾经担任薄家勤务员张晓军辩护人的李肖霖律师对《世界报》表示，在律师界内部，大家都把这场审判称之为一场“戏”。法国第一大日报《费加罗》干脆声称将会“关门审理”----这和《纽约时报》如出一辙。它还引用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的负责人尼古拉•贝克林的评论说：薄熙来肯定已经同中国高层达成了如何结案的协议，他在法庭上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左派第一大报《解放报》在开庭审理前五天以长版登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即使你没犯罪你也有罪”》（享受到这样待遇的一位农民被冤及被平反的事件）。
然而，8月22日的开庭却令所有这些泼向中国的污水顿消于无形。庭审高度透明----第一次采用微博现场直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被告人也完全否定所有指控。中国展现在全球面前的是与西方媒体塑造的完全不同的形象！更由此显示了中国的自信：对法治的自信、对事实的自信、对民众辨别是非能力的自信。正如前文汇报驻大连特约记者，现旅居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姜维平先生在接受法广采访时所不得不承认的：“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是文字微博出乎意料的同步展示，这是划时代的、异乎寻常的，这一点在一些西方国家都做不到”。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仿佛都可以听到西方各大媒体公信力崩溃时的巨大轰响。（不过西方媒体之没有底线已经超出想像，当它们的预测完全落空之后，不但没有丝毫的反思和自悔，比如法新社，竟然说这种透明是中共宣传的一部分，再如何也不会改变审判结果。还声称中国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公正审判的努力已经失败。）
中国在法治上的进步，从常理上讲，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毕竟这是他们的理念，也是一直在竭力鼓吹的。然而事实却再一次令人大跌眼镜。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笑蜀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中文部采访时，虽然承认“程序及公开方面有进步，超出预料。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但认为审判内容避重就轻，其结论是“这种‘公审’徒然为对方阵营制造图腾，于未来遗患无穷，战略上愚不可及。”他在最后甚至还这样主张：“无霹雳手段，如何对付此等枭雄？”
我们真搞不懂自由派究竟主张什么。如果中国不进步，就是法治不彰，有进步就是“战略上愚不可及”，难道他们也主张“黑打”采取“霹雳手段”才是“战略高明”吗？难道自由派也要因人用法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用“战略”代替法律吗？
其实说白了，自由派群体恐怕并不真的希望中国进步。中国进步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舞台，只有中国总走错步，他们才有机会。所以当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章立凡说出这样的话：“我非常希望薄熙来能够翻供”，我们并不觉的意外。众所周知，自由派对薄熙来深恶痛绝，绝不希望他东山再起。此时的章立凡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很诡异的吗？不过，真相也并不复杂，章立凡先生绝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希望薄熙来翻身，而是希望中国现行体制受到冲击，甚至因此而倒翻在地才为之以快。这倒是值的中国除了自由派之外的群体和民众所警惕，所深思。
世人不知道西方究竟怎样为自己不遗余力的抹黑寻找解脱之道，但我还是很想善意地提醒“两下”西方，一是亡羊补牢，吃一堑长一智，不要再在同一条河流里跌倒两次。二是在抹黑别人，或者哪怕不是抹黑，是实事求是，也一定要先用镜子照照自己。
就在薄熙来案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审理之时，英国却上演了一场毫无法治的闹剧，丑剧。
本月18日，巴西籍男子、28岁的米兰达在过境伦敦希斯罗机场时，遭英国警方拘留。米兰达被拘留的根源在于他是报道斯诺登揭秘美国监控事件的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同性伴侣。
米兰达搭乘的英国航空班机一落地，机上广播要求所有乘客出示护照（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条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公知群体不少是法律人士，希望提供法律支援），一下机就被带到小房间内，被要求留指纹，手提行李被搜，手提电脑、外接硬碟、电话等物品全部被没收。
米兰达被拘留时间长达9小时，在扣留期间英国警方不淮他打电话给有美国律师执照的格林沃尔德，由于语言不同，警方原本同意安排翻译人员，但最后食言。不仅如此，他在被英国警方在扣留期间，轮番被7名警员拷问，并不断威胁他，如果不好好合作，将让他入狱，对待他如同罪犯或是将攻击英国的恐怖份子。
事后米兰达说，他原本计划到英国探视友人，但现在完全没有这种计画，“你不能去一个滥用法律、无缘无故剥夺人民自由的国家”。
此事也激怒了米兰达的伴侣格林沃尔德。他强调将会继续爆料：“从现在起，我会更激进地报道。我将刊登更多资料，包括英国的资料。我掌握不少英国间谍系统的资料，相信他们会后悔自己的举动。”由于刊登斯诺登解密文化而声名大噪的《卫报》19日表示，对米兰达被扣留感到“震惊”，将敦促英国当局作出澄清。
自己的公民无端被扣留、被威胁、没收部分财产（这算不算侵犯私人财产权），巴西政府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声明这种举动无法接受，表示强烈关注。尽管面对媒体和巴西政府的外交压力，英国警方却表示，根据反恐怖法，对格林沃尔德伴侣采取拘留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上述一切荒唐的行为都是合法，合宪的。也难怪米兰达把英国认定为这是“一个滥用法律、无缘无故剥夺人民自由的国家”。因为这就是英国的法律！
虽然《卫报》对英国警方的行为表示震惊，其实它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在《卫报》官网发表一篇文章说，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两名“安全官员”某日到访《卫报》伦敦办公室，并在地下室监督他销毁存储机密资料的电脑硬盘。拉斯布里杰说，《卫报》根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发布报道后不久，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同他接触，称首相戴维•卡梅伦要求返还或销毁斯诺登的资料。最后一次，两名安全官员威胁将诉诸法律，拉斯布里杰随后带他们进入地下室并销毁资料。
这就是西方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也非常自豪的新闻自由。别说媒体损害到本国利益，就是损害到美国的利益都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巴西人米兰达仅仅是由于《卫报》记者的同性伴侣就有如此境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水准的法治国家还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国，更别说搞什么刻意抹黑了。
当然，许多人会认为这只是西方的个案，并不能说明整个西方的法治状况。哪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关塔拿摩，还记得奥巴马一上台就承诺要将之关闭，结果都到了第二个任期，关塔拿摩依然岿然耸立。大家可能还记得曼宁，一名普通的美国士兵，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揭发了美军屠杀阿富汗平民的机密，结果竟被判处35年徒刑。尽管在此一刻，全球各地都在签名为之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假如挪威顺应民心民意将2013年的诺奖授与曼宁，包括中国人都会相信它的公正。只是，诺贝尔奖的发源地瑞典现在还和英国、美国一起谋求抓捕阿桑奇，我们怎能奢望出现奇迹呢？（CNN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有44%受访者认为，瑞典针对阿桑奇的性侵害指控只是个借口，好让美国政府能够起诉他揭露秘密电文。另有13%的人对此持反对意见，43%未的人表态。）
斯诺登事件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立即在西方再度热销。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针对共产国家的。其实不然，否则奥威尔也不会把虚构的故事放到英国。根据2007年9月4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资料，因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奥威尔被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特别科自1929年起一直严密监视至1950年逝世。恐怕他写作的灵感就来自英国的现实。只是奥威尔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以米兰达的经历来看，英国改变了吗？但是从薄熙来受到公正的法律。
对待来看，都会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确实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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