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与“法轮功”组织

　　李洪志曾多次声称“法轮功没有组织，实行松散管理”。一些“法轮功”的骨干也多次声称，我们没有组织，是人传人，心传心。

　　事实并非如此。李洪志于１９９２年创立“法轮功”后，在北京就设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此后，又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３９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了１９００多个辅导站、２８０００多个练功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

　　“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法轮功”辅导总站一切事务，审批各地“法轮功”组织的机构设置，任免主要骨干分子的职务。还制定了《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法轮功”活动组织化、规范化。

　　李洪志作为“法轮功”的最高头目，经常发布指令。今年３月３１日，李洪志对“法轮大法研究会”起草的“关于严格清理私自流传非大法资料的通知”签署“同意，快发！”立即传到各辅导站、练功点执行。“法轮大法研究会”也以最高组织机构的名义经常向各地站、点发出通知、公告等，还设有专人，或者利用互联网、电话、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与各地站、点联络，传达李洪志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指令，指挥协调各地的活动。今年５月以来，李洪志虽然在国外，但国内“法轮功”练习者却不断收到他“我的一点感想”、“安定”、“位置”等被称为“经文”的指令，传达速度之快、流毒之广、影响之坏，也都与其有一个组织系统有关。

　　“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各地总站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弘法”、“会功”、“庆典”、“纪念”等大规模活动，还针对各地新闻媒体报道、刊载揭露“法轮功”的文章及有关部门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多次策划、煽动众多“法轮功”修炼者有组织地围攻新闻出版单位和党政机关，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１９９８年５月，“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北京总站的一些骨干煽动千余名“法轮功”修炼者围攻北京电视台。北京总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因对此次活动态度不积极而被免职。

　　由此可以看出，“法轮功”是以李洪志为首、体系严密、功能完备、未经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

　　李洪志借“法轮功”敛财

　　李洪志在传播“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断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最高的佛”，但实际生活中的李洪志，却对金钱格外贪婪，靠传播“法轮功”，短短几年暴富起来。

　　早期弟子多人证明，李洪志在“传功”初期，是以祛病健身为幌子，靠“治病”吸引信徒。虽称免费治疗，却在家中设立“功德箱”，暗示弟子告诉患者每人应捐“功德”钱１００元以上。

　　“弘法”初期，李洪志通过举办培训班聚敛了大量钱财。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李洪志在长春教功售书就收入４２８３００元，在全国各地办班收入７８９０００元，共计１２１７３００元。其中在哈尔滨办班时间只有几天，但听课证每张却高达５３元，净收入达２０万元。

　　此后，李洪志又称“想学好大法就必须读书，看录像，听录音练功”，通过“法轮功”组织大量印制书籍、录音带、录像带、ＶＣＤ等，以每套３００元的价格在练习者中出售，并极力吹嘘自己的“法像”和“法轮功徽章”有“灵气”，鼓动练习者购买。近年来，李洪志又“推出”练功服、练功垫，将原来出版的“法轮功”书籍印成价格更加昂贵的“精装本”，向练习者兜售。还宣扬“有施才有得”，以小施获大得，从众多练习者中骗得了数额不等的“捐款”。

　　李洪志敛财的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目前已掌握，李洪志以其亲属的名义在北京、长春拥有数处豪宅、多辆轿车。李洪志利用“法轮功”聚敛了巨额财富，偷逃了大量税款。

　　李洪志与“４-２５”事件

　　今年４月２５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严重影响了中南海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

　　５月２日，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报》、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班”，极力回避他与事件的关系。４月底，李洪志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海站记者史可雷的电话采访时，也否认其幕后操纵“法轮功”修炼者到中南海聚集，声称对此次行动全然不知。

　　其实并非如此。大量铁的事实证明，“４-２５”事件的前一天李洪志就在北京，２５日“法轮功”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时，他也根本不在从美国去澳大利亚的路上。

　　４月１９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天津市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因对此不满到该校聚集、静坐。至２２日人数已达３０００余人，严重影响了学校师生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

　　就在此时，李洪志突然以商业人员的身份，持回美证（号码：００１１０６７８７，中国签证号００３８２１），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ＮＷ０８７次航班于２２日下午５时３５分从北京入境，２４日下午１时３０分又匆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ＣＡ１０９次航班离境赴香港，在北京共停留４４个小时，入境卡和出境卡均为李洪志亲笔所填。

　　也就在李洪志入境的第二天，４月２３日，部分“法轮功”练习者聚集天津师范大学的事件迅速升级，人数猛增到６３００多人。２４日上午，在李洪志还没有离境时，北京等不少地方的“法轮功”练功点都纷纷接到通知，要求２５日组织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集体练功”。

　　２５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当时，李洪志正在香港，直到２７日晚１０时１５分，才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ＣＸ１０３次航班，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李洪志对“４-２５”事件“一点也不知道”纯属谎言。

　

　　李洪志曾多次声称“法轮功没有组织，实行松散管理”。一些“法轮功”的骨干也多次声称，我们没有组织，是人传人，心传心。

　　事实并非如此。李洪志于１９９２年创立“法轮功”后，在北京就设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此后，又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３９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了１９００多个辅导站、２８０００多个练功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

　　“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法轮功”辅导总站一切事务，审批各地“法轮功”组织的机构设置，任免主要骨干分子的职务。还制定了《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法轮功”活动组织化、规范化。

　　李洪志作为“法轮功”的最高头目，经常发布指令。今年３月３１日，李洪志对“法轮大法研究会”起草的“关于严格清理私自流传非大法资料的通知”签署“同意，快发！”立即传到各辅导站、练功点执行。“法轮大法研究会”也以最高组织机构的名义经常向各地站、点发出通知、公告等，还设有专人，或者利用互联网、电话、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与各地站、点联络，传达李洪志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指令，指挥协调各地的活动。今年５月以来，李洪志虽然在国外，但国内“法轮功”练习者却不断收到他“我的一点感想”、“安定”、“位置”等被称为“经文”的指令，传达速度之快、流毒之广、影响之坏，也都与其有一个组织系统有关。

　　“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各地总站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弘法”、“会功”、“庆典”、“纪念”等大规模活动，还针对各地新闻媒体报道、刊载揭露“法轮功”的文章及有关部门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多次策划、煽动众多“法轮功”修炼者有组织地围攻新闻出版单位和党政机关，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１９９８年５月，“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北京总站的一些骨干煽动千余名“法轮功”修炼者围攻北京电视台。北京总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因对此次活动态度不积极而被免职。

　　由此可以看出，“法轮功”是以李洪志为首、体系严密、功能完备、未经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

　　李洪志借“法轮功”敛财

　　李洪志在传播“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断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最高的佛”，但实际生活中的李洪志，却对金钱格外贪婪，靠传播“法轮功”，短短几年暴富起来。

　　早期弟子多人证明，李洪志在“传功”初期，是以祛病健身为幌子，靠“治病”吸引信徒。虽称免费治疗，却在家中设立“功德箱”，暗示弟子告诉患者每人应捐“功德”钱１００元以上。

　　“弘法”初期，李洪志通过举办培训班聚敛了大量钱财。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李洪志在长春教功售书就收入４２８３００元，在全国各地办班收入７８９０００元，共计１２１７３００元。其中在哈尔滨办班时间只有几天，但听课证每张却高达５３元，净收入达２０万元。

　　此后，李洪志又称“想学好大法就必须读书，看录像，听录音练功”，通过“法轮功”组织大量印制书籍、录音带、录像带、ＶＣＤ等，以每套３００元的价格在练习者中出售，并极力吹嘘自己的“法像”和“法轮功徽章”有“灵气”，鼓动练习者购买。近年来，李洪志又“推出”练功服、练功垫，将原来出版的“法轮功”书籍印成价格更加昂贵的“精装本”，向练习者兜售。还宣扬“有施才有得”，以小施获大得，从众多练习者中骗得了数额不等的“捐款”。

　　李洪志敛财的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目前已掌握，李洪志以其亲属的名义在北京、长春拥有数处豪宅、多辆轿车。李洪志利用“法轮功”聚敛了巨额财富，偷逃了大量税款。

　　李洪志与“４-２５”事件

　　今年４月２５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严重影响了中南海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

　　５月２日，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报》、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班”，极力回避他与事件的关系。４月底，李洪志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海站记者史可雷的电话采访时，也否认其幕后操纵“法轮功”修炼者到中南海聚集，声称对此次行动全然不知。

　　其实并非如此。大量铁的事实证明，“４-２５”事件的前一天李洪志就在北京，２５日“法轮功”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时，他也根本不在从美国去澳大利亚的路上。

　　４月１９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天津市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因对此不满到该校聚集、静坐。至２２日人数已达３０００余人，严重影响了学校师生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

　　就在此时，李洪志突然以商业人员的身份，持回美证（号码：００１１０６７８７，中国签证号００３８２１），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ＮＷ０８７次航班于２２日下午５时３５分从北京入境，２４日下午１时３０分又匆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ＣＡ１０９次航班离境赴香港，在北京共停留４４个小时，入境卡和出境卡均为李洪志亲笔所填。

　　也就在李洪志入境的第二天，４月２３日，部分“法轮功”练习者聚集天津师范大学的事件迅速升级，人数猛增到６３００多人。２４日上午，在李洪志还没有离境时，北京等不少地方的“法轮功”练功点都纷纷接到通知，要求２５日组织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集体练功”。

　　２５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当时，李洪志正在香港，直到２７日晚１０时１５分，才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ＣＸ１０３次航班，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李洪志对“４-２５”事件“一点也不知道”纯属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