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韩庆成 答：叶文福 韩庆成：叶文福先生，您好！祝贺您荣获《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 此刻我记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诗刊》社全国优秀诗歌评选中，获得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高票当选，但正式公布结果时，这首作品却被偷梁换柱，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叶文福：韩庆成先生您好！ 《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的——迄今已有36个年头了。8月号《诗刊》8月27日发到市场，9月4日的《解放军报》就立即转载了。9月8日，上海《文汇报》转载了。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转载了。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转载了，这篇文章长达半版，与我的诗一起占了整一个版面。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校刊转载。这种状况是中国诗前无古人到目前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 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经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学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黄土，黯淡无光。但是我毫无怨言。诗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这样的好孩子，死而无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我挨批判期间，有一位画家画我的肖像，完成之后，问我起个什么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怆地说:《明天认识我》。 在这里，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确地道出我的诗的主题。自古诗无达诂，诗是供人无极限地想象的。要一个作者去解释诗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没办法，36年过去，置身于这个无知的民族，在这个野蛮残酷荒芜的年代，我面对的是这里的聪明的和愚昧的人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意读不懂我的诗，说我的诗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为他们认可的政治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坚决地说：“否！” 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是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学观点；一位真正的诗人，就是天生的热爱自由的人，热爱平等的人。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只是某一个人的素质，倒也罢了。诗人不是，诗人热爱并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识、进步，是积攒了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痛苦、奋争和希望和能量，他应该是民族的代表，是人类的代表。每个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热爱自己的诗人，我想就是这个内在原因。我很荣幸地当上了被邓小平冠之以所谓自由化的代表。他恶意地给了我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可惜他死了，假如没死，我或者可以反问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荣。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么的代表？你有胆量像我这样诚实地回答么？” 他当然不敢说出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 我以自己的苦难，我以自己作为诗人的一生的苦难，终于弄明白了什么是诗的内涵，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诗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旗帜。她哗啦啦地飘扬，美丽而悠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进行体味，反思，否定和彻底的反抗。她使中华民族美丽，人性，高尚，善良，纯朴。 什么是诗呢？关于诗，世界上有无数解释。作为一位中华民族的诗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诗，就是你打我，我没有能力还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说：痛！ 诗的本质，就是痛。痛是可以转换的。转换成爱，转换成对美的赏析和追求，对爱的追求和歌吟；转换成恨，转换成对假、丑、恶的仇恨和鞭挞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在痛。诗人们只有痛得躲进诗行里，喊出来，才能减轻些微疼痛。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的时候，大约就深刻地体味到诗的滋味。汉字的“诗”字，左边是言，右边为寺，合起来就是——语言的寺庙。所以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但诗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宗教，而是诗教。 诗教的教主是诗人自己，诗教的教徒也只有诗人自己。 诗人写诗，不是为读者写的，而是为自己写的。读者读诗，是愿读者读，如同香客进香，是用寺庙幽静的环境、悠扬的钟鼓之声稀释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诗延伸到寺——诗无言为寺。什么意思呢？我想大约是说，寺庙也是诗，是诗的固化，是飘忽的诗的思维的固化。所以我的诗学观是：诗者，寺也，语言之寺也；寺者，诗也，无言之诗也。 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可以肆意地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事，人民却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谦的那怕是文学的、诗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 《离骚》作证，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个生命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的诗人。中华民族一代代知识分子正是透过他华美的诗句扑捉到他对自由对平等的生死之爱才尊他为诗祖的。 说一句闲话，最近有一个分管法律的高级官员说要抵制西方的法律观念云云，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本源。《离骚》是中国的吧？《离骚》说：“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处寻求法度的一统，一致。这是西方的么？这是南方的，楚国的。 我经过了终生难忘的“文革”，看过了铺天盖地的歌颂“文革”、歌颂这个那个的所谓诗。我亲眼看见过时永福一夜写一首长诗《毛泽东之歌》、《周恩来之歌》、《朱德之歌》、《杨开慧之歌》等等，有一首传下来了么？只会留下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你写一千首歌颂万岁的诗没人理你， 只不过是所谓诗人们的保命底线而已。时永福写了那么多廉价颂歌，无人置评，后为一点小事，被诬为强奸犯，像扔破鞋一样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中国人总结了一丁点儿教训了吗？没有。有一个小丑跑到宝塔山上去写所谓诗表示效忠，还当上了所谓诗坛领袖——真乃是无耻成家了。 确实有些将军建议把我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枪毙。诗发表不久，《北京晚报》已经登出了目录、时间、频道，准备播出瞿弦和朗诵的这首诗。当时没有电视，我个人也没有收音机，朋友们帮我找到收音机，可是到了时间，调好了频道，却是别的节目——不声不响就删掉了。后来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当时党内分管文教口的耿飚见了这首诗拍起桌子大骂：“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儿？刚回来消停了几天他就来说三道四！这家伙是从哪里来的？”派人打电话直接删掉了这个节目。 我根本不认识的二炮政委陈鹤桥，在全兵种政工会上说：“有个叫叶文福的，写诗说我拆幼儿园盖别墅。我今天庄严声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儿园，但我只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几十万元，但花的是人民币，不是外汇；我花的钱是在我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幸好二炮机关有不少干部是我们工程兵而且是我们126团调过去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不过这个消息后面还有陈鹤桥不敢说的消息，那就是为什么陈鹤桥只拆了一半幼儿园？是因为二炮的幼儿园占面积很大。再者，陈的老婆是幼儿园园长，如果全拆了，她就当不成这个在家就可以当的园长了。而且，他说他花的钱是在他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是纯粹的谎话。负责为他筹划别墅的朋友告诉我，他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这个朋友一直向上级反映，上级没一点动静，陈鹤桥在上面的支持下，还有恃无恐将他转业了。 我所在的军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会上说：“叶文福这号人，还批判什么？直接枪毙算了。”这话是几十年后，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告诉我的。 就我知道的关于这首诗的评奖情况大致是这样： 1、1981年诗刊社主持的这次优秀诗作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的。因为当时诗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从全国来的选票数都有人告诉我，每天都是《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现在都是所谓专家评选，都是所谓专家收了钱评选，或根据上面的意志评选，游戏而已，闹剧而已，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我有三首诗不但在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2、当时发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前，我已经知道刘白羽给作协写信，说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污蔑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了。当时的悲愤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本来想拒绝参加发奖大会，但是一想，你拒绝参加有什么用呢？人家可以更顺利地开会，隐瞒不该让新闻知道不敢让人民知道的丑恶部分，让人民只知道所谓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最会干的伎俩，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深深知道，这不是一首诗的荣誉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拼死一搏。 我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在发奖大会上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买了刘白羽的几个散文小册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到京西宾馆参加了发奖大会。 我的不配合不妥协态度早已通过许多朋友的秘密渠道传到了作协。开会的头天晚上，作协的七位副主席集体找我谈话——到现在我只记得有张光年，有艾（青）老——七个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个情况给我说了一遍，说作协的为难处，说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等。要求我配合大会，具体怎么配合怎么配合都讲得很细致。为了封住他们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办法。我第一句就问：“你们都是作协副主席，你们对我说的这些意见都请示了巴老吗？” 巴老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于80年底写的一首抒情长阶梯诗《青春的歌》在这次发奖大会之前不久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被冯骥才看后大大夸奖了一通，随后被他寄到上海《收获》。几十年只登长篇、中篇小说、根本不登一首诗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来了。我从心底里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这一句话击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会儿，只有艾（青）老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半正经半幽默地说：“没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连直接领导都不汇报不请示，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来要求我配合你们的无耻出卖的？”几位老人谁都不做声了。我坚定地说：“老人家们，你们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我不妥协的理由是你们的无理。为了保卫这首诗，为了保卫这首诗的立场，我将英勇地战斗一生——从现在开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击你们的无耻，你们准备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我就先退出了那个小会议室。 我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谢艾（青）老，因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体贴我，指导我，关键时刻还保卫我。那种真诚超越了个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的体温的温暖，感到了文学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艾（青）老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一句话没说，抓住我肩头就往外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室，艾（青）老问我：“你说你准备好了造反，怎么个造法？”我就把我设计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盘托出。艾（青）老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述，忧郁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说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刘白羽的几本小册子从挎包里掏出来，砸到他脸上时，艾（青）老铁青着脸猛地站起来，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打开门，手握着门把手，回过身来，轻轻地说了我终生不忘的四个字：“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这时这刻，小人们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时地提醒了我，使我没在关键时刻犯历史性错误。 第二天发奖大会上，贺敬之在中间，台上站着七位发奖者（我还是只记得有艾（青）老，有张光年），所以领奖者也就七个人一组上台领奖。我一看刘白羽没到场，十分恼火。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没有话筒。这就是说，人家已经精心防着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边是高伐林。我低声对伐林说：“我不动，你就别动。”伐林点了点头。 这里我想讲一个终身难忘的大会花絮。 因为发奖大会是京西宾馆召开，京西宾馆属军队管辖，所以代表和观众入场的时候，有几个带袖标的战士在过道上来回巡查。当时《不满》一诗的作者骆耕野穿一件大红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边的最边上。有一个战士到他身边，说他穿背心不符合礼仪，轻声要求他去换件衬衫。骆耕野是一位极有性格的诗人，马上大声叫道：“干啥子哟，军队不要越权，我是老百姓，哪个要你管？”指着我说，“管你的军人去。”那个战士悻悻地走了。 因为把第一名的诗取掉了，所以无法评诗的一、二、三等奖，所以小说、报告文学奖都有等级，只有诗的奖项没有等级。我最后得奖的诗是《祖国啊，我要燃烧》。 当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奖的诗名的时候，我立即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条形桌上，再坐下，闭上眼睛。 这时候，全场几千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发寒。我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时间有多长，我只知道连我自己都几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与我一样端然而坐，身边好几位得奖者都凑过来低声劝我，我不为所动。台上的七位发奖者也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只知道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荣誉，我绝不在乎。我理解的是这关乎民族的前途，我决不能有丝毫退让。 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双方都无言地僵持着，没有人动。 终于，《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从前两排转过身来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朗声说：“叶文福，好样儿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领奖，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但是到此为止，该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坚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作协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开这个会，已经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这个会？”大姐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军帽，离开了座位。 我从右面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发奖者面前只有几步路，但这几步路对于我就如同万里长征。我站在台口，轻声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到的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与七位发奖者握握手，就下来了。 当天晚上开小组会。艾（青）老与我一个小组。艾（青）老知道我有个发言稿，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所以刚坐下来就大声说：“叶文福，你不是有个发言稿吗？大会念不成咱们小会上念——我来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发言稿。 3、几十年后，当时的诗刊社编辑部主任吴家瑾女士给我寄来一封当时诗刊社由她执笔写给作协的一封抗议信原信复印件，这封信坚决地反驳了刘白羽对这首诗的诬陷。几十年之后，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来源：《诗歌周刊》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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