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记》陈文华 专稿
1971年9月中国通过驻加拿大大使馆,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通知李我焱,邀请保钓领袖以“参加国庆观礼”的名义,访问大陆。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徵求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需要永久居留权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美国。
陈治利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参加。刘大任等人因弟妹尚在台湾,担心他们不能出国,选择放弃。威斯康辛大学王春生经由程明怡举荐入选。她说∶“我的父亲王民当时是台湾《新生报》社长,也算是国民党高干,我不害怕迫害。”
五人团10月底在旅游途中,随行的接待人员拿了《中央日报》海外版给他们看,五人的名字全登了出来,列为“文化特务”,说是“回大陆接受培训”,台湾官方并宣布取消他们的中华民国护照。
这五人自命重要人物,不只一次提出求见最高领导。一天吃晚餐时,接待人员要求他们晚上不要出门。到了晚上9点30分,有红旗牌轿车送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地点在新疆厅,有人问何以不在台湾厅?答曰还在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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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掌管统战,秘密接见保钓五人团。
10点多,周恩来从偏门出来,身著灰色呢中山装,左胸前别了长方形“为人民服务”徽章,随行的有20多位官员。五人起立,周恩来与每个人握手,宾主分别入座,周的第一句话是∶“我注意到你们都换了衣服了嘛!”——访问团员为表示认同中国,已改穿蓝色中山装。
周恩来先问他们留学工作情况和台湾局势,他则亲自介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情况。他们将保钓分子渴望到中国定居和就业的情况转告周恩来。
当初他们大胆反蒋,导致在美国待不下,台湾回不去,因他们相信中国是天堂,而且中国一定会收容他们。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那时正处於“文革”的人间炼狱中,先前回归的段世尧和陈若曦正千方百计要回美国而无门。
周恩来很有技巧地回答说,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并幽默地以“(你们就像)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劝他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於外。二王的婚外情可能也是周恩来不敢要他们的原因之一,这些任性而为难以驾驭的极左分子在中国一定住不惯,不久一定又像段世尧等人那样闹著要出去——放出去,则可能有人写文章揭发中国的黑暗面;不放他们出去,他们有海外关系,传到美国,对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也是有害无益。所以,他乾脆不收容他们。(《新史记》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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