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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亞洲圖書館陸續收藏了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這套機密檔案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輯，自 1985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結束開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內部出版，歷時4年。這套珍貴的《檔案》按地縣和區直機關共編印18冊，每冊600～800頁。它共分兩大部分∶第1冊至第7冊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8冊至第18冊為“文革”大事記部分。這套檔案中的一些主要內容也已經被收入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注1）經我推薦，明鏡出版社出版其中最具宏觀視角的第18冊《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另換書名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下簡稱《機密檔案》），以還民眾了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權，更提供給他們一個“身臨”近半個世紀前血雨腥風的 機會。
作為一個“文革”研究者，我覺得這一機密檔案的出版，將給當前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帶來不少新課題和新挑戰。
《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明鏡出版社）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王友琴博士以她的一篇題名為“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論文 （注2）揭示了“文革”初期北京地區對教育工作者大規模的暴力和殺戮。尤其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女士在1966年8月5日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血案，更成為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象徵標。直至今天，和這一血案有關的“文革”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人的“道歉”事件，還是“文革”研究的一大熱點。但是，這些研究的焦點還基本上集中在“紅八月”、即1966年8月 以北京老紅衛兵為代表的學生暴力造成的“紅色恐怖”上。
然而，《機密檔案》卻揭示了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盲點∶早在1966年7月“文革”剛爆發不久，不少省市中小學的教師就開始成為“文革”的第一批血祭品，而向他們揮起屠刀的卻不是狂熱的學生，而是各級冷酷的黨組織。
（本文是作者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書所寫的序言。《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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