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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 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内部出版，历时4年。这套珍贵的《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18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1册至第7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8册至第18册为“文革”大事记部分。这套档案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也已经被收入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注1）经我推荐，明镜出版社出版其中最具宏观视角的第18册《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另换书名为《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下简称《机密档案》），以还民众了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权，更提供给他们一个“身临”近半个世纪前血雨腥风的 机会。
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我觉得这一机密档案的出版，将给当前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带来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
《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友琴博士以她的一篇题名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论文 （注2）揭示了“文革”初期北京地区对教育工作者大规模的暴力和杀戮。尤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女士在1966年8月5日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血案，更成为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象徵标。直至今天，和这一血案有关的“文革”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人的“道歉”事件，还是“文革”研究的一大热点。但是，这些研究的焦点还基本上集中在“红八月”、即1966年8月 以北京老红卫兵为代表的学生暴力造成的“红色恐怖”上。
然而，《机密档案》却揭示了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盲点∶早在1966年7月“文革”刚爆发不久，不少省市中小学的教师就开始成为“文革”的第一批血祭品，而向他们挥起屠刀的却不是狂热的学生，而是各级冷酷的党组织。
（本文是作者为《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书所写的序言。《新史记》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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