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大门外面横着国权路，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时候的国权路是一条土路。泥土之中嵌着大大小小形状不规整的砖头和石子。路面凹凸不平。低洼的路边常常停着木制的手推粪车，粪车边上倒扣着一些红漆已经斑驳陆离的旧马桶。与复旦四舍隔街相望，国权路的另一侧拥挤着许多低矮黑暗的破旧房子，那些房子里人口众多却没有厕所，粪车不到，屎尿不会自己跑掉，所以每天可见粪车堂而皇之坐等在外面。

国权路上鸡犬相闻，一派热闹景象。常可见到几只肥胖的母鸡，无视眼前瞎晃悠的草狗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鸭子，缩着脖子在宿舍的围墙下面打盹。至今记得曾有一只鸡冠肥厚一脸愤青表情的公鸡，大白天的，一没事干就瞪眼仰脖扯着嗓子瞎打鸣。此公鸡身材挺拔，仪表堂堂，然而鸡德不佳，经常恃强凌弱骚扰母鸡。若不是经常能够得到一些“路见不平一声吼”，飞石痛击流氓鸡的过往小侠客的相助，这些铁蹄下的母鸡的命运将情何以堪！

雨多了，国权路两侧的低洼处会变成墨绿色的池塘，鸭子悠然浮于其中，而毛被雨水湿透的草狗和鸡则是一副难看的狼狈像，“落汤鸡”就是专指这些鸡的吧。雨大时，国权路局部地区成“河”，地处低洼处的矮房就成了荷泽国中的孤岛，屋主人们捋起裤腿忙不迭地用破旧的搪瓷盆不断地向外舀水。四舍的大门口也常积很多水，门房老李会拿些砖块放置在水中，以便大家踩着石头过河。久不下雨，路面则多积浮土，偶有货车驶过，屁股后面扬起一串尘烟，仿佛北京的沙尘暴。

国权路的北端与邯郸路相接处是复旦小学。小学门口有个小邮局，邮局边竖着一只绿色邮筒，邮局里有一张木桌，桌面粗糙不平，桌上有只铁碗，里面盛着厚厚的糨糊，碗里懒洋洋地斜躺着两三支连笔杆上也爬满了糨糊的毛笔。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邮政工作人员。付钱买了邮票，用毛笔沾了糨糊封上信封，贴上邮票，扔进邮筒，父亲的问候和友情便由这里传递向了远方。父亲的朋友分布在西安、甘肃、新疆等地，那些地方遥不可及，对我而言那些收信人也是模糊陌生的，而我戚戚于心的是邮费，与市内信件相比寄往外地信件的价格整整高出一倍-——一封信要八分钱！要知道那时我们每星期的零花钱也不过是五分钱啊！这使我每次付钱买邮票时总感觉心有不舍颇为心痛。父亲竟然用几乎相当于我们两周的收入的邮费去问候他的朋友，这让我那幼小的脑袋困惑不解。及至上中学那次在沪郊学农的经历，才使我明白了对于孤身在外的人而言，贴着小小邮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那是我初次远离父母兄弟，很不习惯，孤独时思家的情绪格外强烈，忽然间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捧在手里细细的读，父亲的殷殷舔犊之情浮现于字里行间，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不觉中竟泪眼婆娑字迹模糊成一片，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

那时，一枚枚小小的邮票牵系乡愁，凝涵着情谊、祝愿和问候。说到邮票，我想起少时曾结识过的一位爱好集邮的朋友，他来自于复旦附近的铁路新村。数年前我与他在上海再聚时，他告诉我，当年他集的那些稀松普通的旧邮票，许多现已是一票难求，价值万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