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是我的玩伴，和我同岁同班，甚至还同座过，他和我都住B区，只不过我住二楼他住一楼。CJ的妈妈很少见到，CJ的爸爸比较严肃，管他很严，有时会揍他，记得一次CJ被揍得嚎哭连连，一边叫爸爸你别打了，一边在屋里逃，从里间窜到外间，又从外间窜到里间，他爹在后面边追边施以老拳，CJ的哭叫声传到对过二楼走廊上，我和母亲站在窗边隔着院子看，母亲在我身后轻声叹气：哎呀，这么打都把孩子都打坏了。那时候我觉得CJ很可怜。

  下课后，CJ一般不出来和我们疯玩，那时留作业不多，我们都在外面疯，不知CJ在家自己都玩些什么。

有一次趁着爸爸没下班，CJ带我上他家玩。进屋后，他从桌下拽出个纸箱子，箱里有只鸡，正趴着，CJ把手伸进箱子探了探，对我说，在下蛋，还是热的。低头看，果然，有半个白晃晃的蛋悬在鸡屁屁上。

CJ家里还是有点玩具的，有小汽车和木头积木，数量不多，但也够他玩的了。如果我有这些，我也不会在外面玩了，那时我这么想。

  CJ之所以和我能成为玩伴，除了是同班都住B区外，还有一点是他有点幽默感，会说些不知从哪学来的好玩的顺口溜，比如“磨洋工磨洋工，拉屎三点钟，一天拉三遍，日落就收工。”后来大点了，我也学会拿本书看了，在《红岩》里看到这顺口溜，才知道这段子的出处。

  CJ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有敏锐的观察力，且能一语中的。比如他说到汤津，就说，她有什么好的，小大头！

汤津是我们同班的女生，喜欢唱歌跳舞，是文艺积极分子，班里文艺小分队的骨干。小学唯一一次我上台当主角表演沙家浜“十八个青松”节目，她是参演的唯一女生，演卫生员。节目结束时的造型是我一手搭在她的肩上，另一手高高举起。那时候，只有所谓好看的女生才能进文艺小分队，所以我认为汤津也应该是好看的，和她搭戏让我有点小小的得意，我觉得男生们肯定很忌妒我，尽管从表面上我没看出来。

  CJ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沮丧起来。想了想，我觉得CJ说的有道理，她的头是有点大，是不怎么好看。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我对天天憧憬盼望的排练突然没兴趣了，原先的得意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我也是大头，但CJ从来没说过我头大，所以我觉得CJ不仅幽默，还有点仗义。

  有一次下课后，我、CJ和几个小屁孩跑到第六宿舍找T建文玩，去后发现屋里没什么玩的，更要命的是没发现有吃的，这让我们很扫兴。

  T建文是有些智障的孩子，他不知道我们要玩什么，更不知道我们几个那天实际上是冲着吃零食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他爸妈会买好些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给他吃。眼看我们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正心有不甘却又无计可施，CJ笑嘻嘻的对陶建文说：“你看，我们几个千里迢迢的来你家，肚子都饿了，还不弄点好吃的给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千里迢迢”，从此这个成语就深深地铬在了我的脑海中，即便是成年后，只要听到或看见 “千里迢迢”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CJ那幅吝塌兮兮、嘻皮笑脸的样子。

  CJ给我另一个印象是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冬天很冷，上着课，他会把手伸进棉裤前面的小圆洞洞取暖。

一天他发现我正惊奇地看着他，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埋怨似地斜瞥我一眼，很不情愿地将手从暖烘烘的圆洞中拿了出来。一时间我倒局促不安了，似乎少见多怪。

  记得CJ后来读的是中专或大专，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高中毕业后相遇初时尚有简短交谈，其后再很少见面。再以后偶尔回沪路遇时，则错肩而过已形同路人。岁月悠悠，一晃已几十年。茶余饭后静思时分，CJ是否也会和我一样在水光倒影中寻找那些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