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建文是我的同班同学，自小学起。

  T建文是个腼腆的孩子，五官清秀有些象女孩，脑袋不大，说话懦懦唯唯弱声弱气。T建文身体嬴弱，所以免上体育课。当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欢蹦乱跳时，T建文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教室里，有时则会站在教室门边看我们玩，显得孤寂落寞。

  后来有一次聊天他说他开过刀，为了证明是真的，他撩起上衣露出后背，果然见他左后背上有长约一尺半的粉红色刀痕。他说他得的是心脏病，疤痕是那次手术留下的。

  T建文来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任教于同济大学，那时已是建筑学教授，母亲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其后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当秘书。

  T建文智力平平，学习吃力，小学一二年级时尚可勉强跟上，再后来就难以为继了。虽说他天天挎着书包和我们一样上下学，但课堂对他而言只是消磨时光的地方。上课时他安静的望着讲台上的老师，既不做小动作也不调皮捣蛋，很认真的模样，但老师也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个样子而已。他也许听进去了零星半点，也许脑中就是空茫一片，无人问过，自然也无人知晓。

  可以说他是我们班所有人的陪读，作为回报，我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无意中成了他消磨光阴的伙伴。

虽然上课对他是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事，但对待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T建文却是很认真，每次都认真记下要求。收作业时，他一下从书包中取出语文作业簿递过去，又一下拿出本数学作业簿，象模象样从不拉下。

读到三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个女语文老师，姓张。张老师提出了新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题目自命。刚开始，同学们还能找个题目胡乱凑够字数交差。很短时间后，江郎们才尽了，感觉天下事已被写尽，再也挖掘不出新题材。要么写点爱情？又有点早。。。。。。

  于是周记渐渐成了压在心中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每逢“交货”期一天天逼近，一拖再拖的孩子总是抓耳挠腮——不知写什么、该怎么写。越急越写不出，越写不出越急，一脸的肠梗受阻样。

  但T建文是例外，他从容不迫，一派胸有成竹了然于心的样子。

  很蹊跷很可疑！

  同学们好奇，问他，他不语；想看他的作文簿，不给，没半点商量余地。

  一次课间休息，学习委员将老师阅毕的作文簿退了下来，趁着T建文未在，我们抓起桌上的作文簿匆忙翻阅起来。

  不到二分种，找到了答案：原来，T建文的周记内容只有一个——读书。他的作文堪称是读书札记。

  文章启头第一段，他这样开始：这星期，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XXXX》。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后面跟着一个“：”。

  随之换行，开始第二段——文章的中心环节。这是让我们最费神最难写的一段，但T建文在这却是最省心，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一字不拉抄下来。

  最后一段，他这样结尾：读了这本书，我深受教育。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好孩子。

  如此，一篇周记就告完成！

  作文簿里篇篇如此，不同的是读物的名称和内容简介。

  难怪啊！我们一页页翻着，且翻且乐，出现在边上T建文也呵呵的跟着乐，看不出是得意还是不好意思。。。。。

  T建文家境优渥，不仅家里总藏有许多零食小吃，而且饮食也讲究，所以他个头窜的较快，比同龄人要高一多头。但受身体先天不足影响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的脑袋好象忘记了生长，始终停留在刚入学时的状态。久而久之，他的形象就俞发有点怪异了：高高的纸片般的身体上方，顶着一个比成人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脑袋。

  这使他常常引来好奇的目光。国权路缺少教养孩子也经常拿他开涮，“小头小头”的叫个不停。遇到这种情况，T建文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加快脚步，待笑声消失后才一步一回头，盯着取笑他的人的背影，似乎要记住他们的样貌，又象是用忿然的目光回敬他们的轻簿。

  后来T建文就时常戴一顶帽子。那是顶考究的帽子，可能是他父亲早年留学时带回来的：类似西方水手帽，由藏青色簿呢制成，帽沿及帽箍均为黑色真皮，样式别致做工精细，在国内鲜能见到。

  记得一天下午，T建文和我行走在复旦大操场边的路上，一个国权路的孩子骑车带着另一个孩子迎面而来， 一声声“小头小头”叫着骑到我们跟前，错肩而过时，后座上的家伙冷不丁伸出胳膊，一把将T建文的帽子揪了下来，随即一溜烟逃去。见到心爱的帽子被抢，T建文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抢帽者远去的背影，眼神中带着怯怯的忿然。

  我知道他住哪里，告诉你妈妈赶快找他们要回来。——看着T建文的一脸失落，我赶紧安慰他。

当天掌灯时分，我们真的在第四宿舍对面的阴暗巷子里找到了抢帽者的家，取回了帽子。在那间凌乱简陋的屋里，抢帽的孩子一脸不在乎的对T建文妈妈说：“我跟他闹着玩的。”

分手时，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到一丝笑容又回到了T建文的脸上。。。。。

  进中学后的T建文仍然时常被校友们关注，记得铁路新村有一位高我们两级的女生很调皮捣蛋，只要见到T建文，就嘻哈乱叫，作派举止和她清秀文气外貌简直判若两人。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和T建文走在一起的我们至多笑笑，对于自小到大一起成长的我们而言，T建文就是个普通人，不是有角有獠牙的怪兽。只是，脑袋确实有点小而已。

  记得一次上自习课，没老师看管，于是男生就步出教室，散立在走廊过道上。

  那时每间教室有前后两扇门，每扇门均有一个尺多长的长方形的玻离窗，透过玻璃能里外互望。

闲极无聊，几个同学就凑近门上小窗看对过教室情况。教室里一屋子学生正全神贯注上课。形影不离的T建文也有样学样，把头凑近着小玻璃窗。

  不知怎么了，根本没有商量，同学们突然起了恶作剧念头，二三个人几乎同时伸手紧按着T建文的头，把他的脑袋贴到了门的小玻璃上。悉悉嗦嗦的挣扎声吸引了教室里同学们的注意：他们看到的是小玻璃窗上T建文因拚命挣扎而被扭曲的小脸。全班顿时轰堂大笑。。。。。。

  中学期间我还和T建文同桌过。一次，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T建文妈妈写的文章，是关于鲁迅什么事的，篇幅不长，具体内容早忘记了。我向T建文提起，T建文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没二周，报上又出了另一人写的反驳文章，打着商榷的旗号，但言辞中透着讥讽和嘲弄——这点我这样半大孩子都能看出，可见那人文德不佳，起码是文痞遗风未消。我开玩笑对T建文说你妈妈被人驳斥了，这次他有点急，摆着手说不是的不是的，懦懦地试图想解释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我期盼看到陶妈妈的反击，但出乎意料T建文妈妈就此偃旗息鼓了，可能她也觉得这种讽刺挖苦般的“商榷”已偏离了学术轨道，失去了意义了吧。

  T建文和我的同学缘由小学开始，直到高三分文理班时才结束，此后再未见过面。只听说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同济街道加工厂做临时工。又过了几年，得到了他母亲过世的消息。约一年前吧，又意外地知道了些他零星近况。

  如果有一天，当你行走在同济新村、四平路或赤峰路上，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高高个，小小脑袋，顶着满头白发，斜着纸片般身体幽浮般行走的人，那不用怀疑，他一定就是本文的主角——我的同学T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