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电视里播放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条关于复旦廿多个学生集体跷课，为梁朝伟、刘青云等到复旦宣传影片的明星们当保镖的报导。

  随着镜头，电视上出现了那个曾留下身影和无数回忆的地方——复旦大礼堂，大礼堂前茵茵如毯的草坪，历史系哲学系楼房，还有典雅的花园洋房式的数学楼——就在这条数学楼边的马路上，屠爸爸曾教育过自己的二个孩子。那天，看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观众从大礼堂涌出，黑压压一片。在夜色中沉默行走。人群中，那个在复旦当司机的屠爸爸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低声和和身边的女儿和儿子交流着观后感，突然间，屠爸爸略带有苏北口音的声音高吭起来：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激昂坚定的言语似是对身边孩子的激励和教诲，也象自我勉励。

  屠爸爸，据马归介绍，曾誓言要研究出以水替代汽车燃料的汽车，开创中国奇迹。孩子们当时无不为屠爸爸的宏伟计划所振奋。虽然直到今天也未听到传来的捷报，但有理由相信他仍在为自己的这份宏愿而努力着。

  电视画面里，大礼堂内景没变：长条木橙分三列排放着，礼常中间那条过道仍然如故，过道二边的大门依然默默地矗立着，象二个默默的哨兵，礼堂后部放映窗周围密密的小方形孔仍在墙上，就如同鬼子炮楼上的射击孔，也象一张张黑黑张着的嘴，还有那礼堂二侧一扇扇宽宽大大的窗子，深色厚重的窗帘。。。。。。

  看着眼前熟悉的这一切，几十年光阴，在那一瞬间似乎凝固。记忆就象被打开闸门的滔滔洪流，喷涌而出，奔向那遥远的过去。。。

  记得在礼堂前草坪上，D红旗给余晓、C春敏和我算过桃花运。那时是十二三岁了吧，丁红旗座在草坪上，拿出扑克牌，一本正经挨个给我们占算他神密的桃花卦。 尽管每人卦相不同，但D红旗认真的解释却几近相似，他略微嗑吧的言词中更多地透着宽慰我们的意味——就好象我们都已是求偶多年依然未果的可怜虫。D红旗满怀善意地说：从牌运看你桃花运不——错，你别愁找——啊找不到敲定（伊时沪语“女友”之意）。

  也是在这片草坪上，余晓曾与小学老师彭兰英的儿子发生过口角。被比自己小几岁的小子顶撞冒犯，余晓深感有损自尊。一个下午，我们放学回家路过P兰英家门，见到P家养的小花猫正窝在单元门边，惬意地在午后的暖阳中打着盹。余晓忽生奇念，对我说要将小猫提到五楼去，然后把它扔下来。余晓简短地陈述了行动的理由：“看看结果怎样，不是说猫有九条命么？”

  看着这只慵懒眯着眼的猫咪，我不由得想这个夏日的一天，我和伙伴对它的那次空袭：那天这只猫趴在人行道边的泥地上养神，伙伴和我的玩劣本性开始作祟，我们找来碗状的空西瓜皮，从楼上照准猫猛力掷下。从天而降的西瓜皮砸在了离猫不远处的地上，“呯”的一声巨响，猫被惊得四爪腾空而起，落地后又跌跌撞撞趔趄着蹿入草丛。。。。

  或许早已胆肝破裂过的倒霉猫仍打着盹，对逼近的危险未有任何觉察。我们正迟疑着是否对它再次采取革命行动，身后屋门 “咣当”一声猛的打开，门里出现的正是P老师，怒目圆睁的她因极度愤怒头发都炸了窝，如同戴了顶英国皇家卫队的大黑毛帽子。面部因激动而扭曲的她冲到单元门台阶上，扯着嗓子历声咆哮：是谁说把猫捉去扔下来的？我看你有这个胆！有本事你冲人来，拿畜牲撒什么气？

  余晓早已在第一时间落荒而逃不见了踪影，仅剩我呆立在原地，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干站着，脸上挂着比哭还难看的讪笑。心里却在暗暗庆幸：幸好提议的不是我。。。。。

  P老师有二个孩子，一男一女，胖嘟嘟的尚算可爱，但不知哪个捉狭鬼将小说《艳阳天》中两个落后份子的诨号安在了他们头上。男孩被冠以“弯弯绕”，妹妹则被册封为“滚刀肉”。两个稚气未消的娃娃，平白无故得了这世故油滑的诨名，令人啼笑皆非。我曾问余晓外号的来由。余晓说因为象呀。余晓不容置疑的回答让我心中闪过一念：莫非你小子就是始作俑者？

  记得高考前那个春天的下午，为了缓解高考压力，家人让我去看电影。

  那天早早来到礼堂前，趁时间宽裕，围着历史系哲学系楼转了二圈，意外地发现在哲学系、历史系后面的二个楼房里，好象还有住家，似乎是单身老师的宿舍。转完圈，我就坐在这块草坪上，尝试着学习憨模子思考人生。那天看的是一部名字奇怪冗长的阿根廷影片：《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影片内容和它的名字同样奇怪：不知所云，莫名其妙。那天礼堂中只见到一个同学，汤津。显然，同学们一个个都猫在家里铆着劲准备和高考死嗑呐。

  粉碎“四银帮”后，大礼堂上映过不少外国电影，但多半是六七十年代产自于东欧、苏联的老片子，印象较深的是《乡村女老师》中女主角的名字---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那时苏联电影大都由长影厂配音。银幕上一群带东北土音的苏联孩子，在课堂上拖着长腔参差不齐地叫这长名， “哇啦哇啦哇”一片，引得礼堂笑声泛起。

  那时是赞英雄学英雄树英雄的年代，其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以英雄为榜样，长大后自觉自愿为那伟大壮丽的事业奋斗，甚至献身。承担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重任的老师没少向学生宏扬英雄事迹。犹记得童长根老师给我们讲上甘岭故事，每讲到华彩处，平日身姿有些扭捏的童老师就仿佛变了另外一人：他双眼圆睁，双手摆出端机关枪状，两臂顫抖，嘴里发着“哒哒哒”声，将“枪口”对着讲台前方来回扫射，那时刻，仿佛他面对的，不是被自己忘情表演深深感动的学生，而是一群武装到牙齿、气焰嚣张的联合国军。前排同学在“哒哒哒”声中纷纷被唾沫星弹击中，但仍顽强地双手背在背后，拨着军姿挺坐在椅子上，岿然不动。

  虽然英雄故事听了无数，幼小心灵曾被被深的激励感动，但现实中孩子们的崇拜热潮似乎来得更朴素和实际----即然大礼堂是孩子们心中的“圣地”，那么自然而然，和大礼堂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家伙就成了孩子心目中的真豪杰。

四舍小辣子的爸爸——人称时大宝的电影放映员，就是我们追捧的偶象之一。因为他能自由出入大礼堂，可以免费一而再地观看那些让令我们无限神往的一部部电影。电影放映员，多么崇高而又伟大的职业！相比之下，复旦校长又算得了什么？逊色无比，简直不值一提。

  住在二舍C捷称之为老爸爸的T政，也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人，因为他能超越无限，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弄到电影票。从T政手里拿到的电影票代表着品质，因为场次、时间、座排、位号均属上乘，总令人那么满意，无可挑剔。----这样的同志，要在今天，不给首长当秘书，就是对银才最大的浪费，是犯罪。

  大礼堂看电影最佳位置，恐怕非二个边列靠过中间过道的位置莫属。因为视野宽阔没有阻碍，能全心全意不受任何干扰地看一场完整电影。谁能有幸座到那些个位置，那么电影开场前，他或她神情和眼色都有些神兜兜，透着些许优越。

  礼堂中间，临过道的那排座位也属上佳位置，因前排被过道隔在了二米开外，视野甚为开阔。缺憾是少了前排椅背上的小支板，两手无依无靠，无论男女都将手臂环抱于胸前，远远看去，象一排俄罗斯套娃。

  那时，每场电影开映前，大礼堂入口处总是人头攒动。有票的人焦急地等待着列队入场，无票的则试着等待幸运之神的眷顾：得到张退票。

  记得二舍的毛喇痢也常混迹于等退票的人群中，在昏暗的灯下一边转悠一边呟喝“当票！当票！”为了能看上一票难求的热门电影，有时孩子们不惜采极端手段----造假。记得家兄曾为余晓尝试着制作过假电影票：先找来二张颜色相近的票根，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上半张和下半张用浆糊粘在一起，不仔细看，确有几分以假乱真。

  进场时，余晓惴惴不安地夹杂在人群中，一步步靠近检票员，怯生生地将电影票递出去，表扬严肃的检票员不发一语，将票的上半段撕下，又将票根退回给余晓——居然，成功了！通过如此险着看电影，相当于一只大饼换了筒冰激淋——赚了赚了太赚了！被放大了N倍的快乐，让余晓津津乐道好几天，高兴的合不拢嘴。

  关于大礼堂，有一个至今令我困惑的谜。记忆中，大礼堂楼下的门窗永远紧闭，从无人迹。那时好奇的我曾无数次向里窥望，里面黑乎乎一片，糢糊的视线中依稀看见些家俱什物置于其中，一种被尘封多年的感觉。仅有一次里面曾亮过灯，但未等我们趋近就熄灭了，留给我们的是一如既往的漆黑、沉寂和神密。

  记得一个春天的傍晚，逢上海曲艺团到复旦演出，伙伴和我曾去看热闹。在礼堂舞台端的楼下，我们隔窗看见一帮演员正化妆。那个当时风靡一时的说唱“金麟塔，塔金伊个麟”的黄姓演唱者也在其中，和身边的男女演员轧着山乌（调笑）。涂抺了烟脂的报幕员一边嘻笑着聊天，一边啃着苹果。她纤指转动着苹果核，瞄一眼残存的果肉，然后张开艳红“血”唇啃一下，大有不把最后一点果肉消灭，誓不为人的意思。

  袭承自小养成的莫名其妙习惯，伙伴和我掐着嗓子学成人声隔窗叫了几声“老黄。”趁老黄茫然目光转向我们时，迅速把头压低，躲藏在窗台下面。玩了几下这猫鼠游戏，黄阿叔不再上当，我们再呼唤时，他充耳不闻只当没听见。格种阿叔太没幽默感，令我们兴味索然。而看过后台市井气十足的演员真实面目的后果是：看演出的欲望消失贻尽！于是我们一致决定：家去！

  那是第一次知道，大礼堂一楼是化妆间。但那个謎团仍未完全解开，一想到，其余部分，究竟是干神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