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哀悼这位忠诚、善良的人！

我们追悼这位既定改革继承人！

他同中共很多接班人一样，没能有机会把持中国正确的改革路线，这是由于当时邪恶的当权派占驻了上风。之后的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是被邓小平立储的接班人，而他们都存在一棵善良、正直的胸心，无疑会与聚敛财富的利益掌权者发生根本的冲突，这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是把中国改革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上，就是让腐败更为猖獗。两派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最终是正义的一方落败，中国才会有了今天极其不正常的社会形态。

华国锋作为一个指定接班人，并没有把握住自身的优势，缺乏一定的政治手腕和工作经验，在党中之“党”的怂恿下，匆匆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将可以用来调节、制衡内部矛盾的“四人帮”除掉。对于一个在政治舞台还没站稳、资格浅的领导人来说，无形中是将自己孤立起来。这样的局面对华来说，已渐渐呈现出危险的境地，华为了挽回失策的命运，草率的推出了两个“凡是”的政治纲领，这些站不脚的口号完全不能适宜新形势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为华国锋惋惜，纵然他有心将中国经济建设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但由于势单力薄、以及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胆略，没能斗过奸诈、顽固的贪腐利益集团。假如他有毛泽东的气魄和手腕，相信他完全可以依靠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进行分庭抗争。这当然不仅仅是什么个人得失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我们任何人当然没有那么崇高，而社会堕落潜在的动荡威胁，会危害到每个人的利益和正常生活。

如果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有了很大发展，那是一孔之见的思维。记得改革前，中国社会面貌也在年年翻新，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普遍突飞猛进。中国也不例外，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整个世界的发展速度。90年代初，我们也以为中国发展很快，但看到香港的繁荣后，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就像一个小山城，看到中国大都市后，再看看家乡，家乡则好比山村一样。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政府愚弄百姓大众是没有用的，真实的一面是客观存在的。就拿北京奥运比赛来说，拿到金牌是实实在在的，空喊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空洞的。

2）

谈到改革浪潮，很多人马上会想起邓小平，好象因为有了他，改革事物才会在中国发生。却从没有人认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真正、真心改革派。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突变的过程，它的变化都是在酝酿、活动已久的条件下发生的。“改革”是什么？通俗一点的说，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神话，很多无知的中国人相信改革是神秘的，很多无知的中国人是这样奉承的……

如果承认事物不会无缘无故的突变，那么我们就必要静下了想想，中国“改革”的前身和源头、动机在那里？其实历史的因素和背景决定了一切变化，以历史发展观来看，不论是共产集权主义、还是西方民主文明，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绕着社会进步这个最终目的，探讨着社会进步的有效体制。而在中国，所有的什么阶级斗争、运动，其目的也是围绕社会发展、生活进步的问题，只不过方式、方向不同，结果会有出入。

纠其历史背景，情形更会明朗，世界从二战时期的热战阶段结束，发展到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冷战对峙，世界仍然处于高度战备状态。所以，中国、包括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在内，常常是不惜一切的发展军备竞赛，工业则是以军工企业型为主，农业则是以储备战备物质为主的指导思想。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建设，人民的生活始终难以提高，加上过多的投入是围绕着军事建设，民用技术投入甚微，至使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很清苦，生产力也得不到正常的发挥。

中国的底子薄，自然是难以负重荷。当世界人民清楚的意识到战争是危害人类进步的根源，人们才渐渐的放弃了冷战思维。首先是前苏联、东欧等国开始步入“修正主义”，接着是中国人开始放弃死抱着的共产主义信念，这一变化表现在与西方国家建交、特别是与美国关系解冻。冷战思维的结束，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容压力得到了缓解，注视经济建设自然成了各个国家的重心。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工农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于是一个问题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来认识，同样是搞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什么民主社会的发展速度快，而“科学”的计划经济会滞后？这种思想的微动，也就是改革的前身和雏形！

3）

“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语重心沉。当国际两大阵容放弃敌对状态，丢弃刻板的阶级斗争也是势在必行。中国不会例外，同样会尝试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但是，这个吸收西方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带来负面的东西，要在一党独裁体制下把持住社会稳定、政府廉洁，唯有的办法只有最高领导人私心杂念不占主导地位，这样，才可能保证政府还是人民的政府、党是人民的公仆。接班人的选定自然就成了矛盾的关键，华主席也正是这样诞生的。当时的中共帮子并不乏候选人，即使“四人帮”的定罪依然是复辟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改革前的中共当权集团中，大致可分为两个利益集团，其中，以私欲为主的贪腐集团势力庞大。毛泽东健在的时候，贪念的倾向被压制住，这个贪腐集团唯有指望毛泽东过世才会有机会活跃，这期间他们的表现多是阳奉阴违。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时期，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相继离世，而对于年轻、浅资格的接班人华国锋来说，想制约庞大的贪腐利益集团，显然是力不从心。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华的权利完全被架空，这不是华的悲剧，而中国人民悲剧开始。

每个时期社会都有不同的要求，也会产生时代的产物，邓小平正是顺应贪念的要求。贪污、腐败，不道德、血腥统治、社会失去公允、只顾眼前利益的虚假繁荣等，这一切昧心的勾当必须要寻求一个合适代理人，邓正好是最理想的人选。从前人民并不是很了解他，有些人常常还为他的可怜表现叫屈。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鉴别时，邓小平却是集丑陋于一身！不论今天中共利益集团如何去粉饰他，邪恶的一面始终无法掩盖。可以这么形象的描述，95%以上的中国人、包括曾经受过邓政策恩惠的，一提到邓，就会感到从没有过的恶心。

邓小平是何许人？他当然是中国早期接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人之一，但那时的他，才不过是幼年时代的好奇，因为邓的家庭富足，才会有大多数中国人不具备的留洋条件去接受新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懂得共产主义的人稀少，自然邓就成了珍惜动物般。每逢共产政治宣传时，邓就成了具备理论基础代言人。但是，一个小孩子知道多少道理，最终也就是跟随中共临时政府混日子。也许提到战争时期的邓，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刘邓大军”，可究竟邓在转战南北中做了多少工作？有一点还是必须要肯定，他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脚色，而理论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教条、本本主义。

4）

不论是世界主流民主价值观、还是共产集权观点，社会的分配原则都是基于“按劳分配”，而不是“按权分配”。中国“按权分配”的观念历史悠久，特别是孔子学派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后，人们的思想刻板化了，为了谋求为官之道，花钱买官、卖辱求官等层出不穷，穷人家唯一的官路就是死读书。当处于那些廉洁、鼎盛朝代治理国家时，科举应试被极其严肃的看待，致使一些富家子弟学到白发苍苍还没通过乡试。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将“科举制”变通，那些权贵子弟都可以通过特定的渠道获得学位。

不论是旧时的“官八股”模式，还是今天的“组织委培”，人缺乏学习的天赋，到实际工作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中国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读书做官论”和“按权分配”原则，不仅禁锢人的思想活跃，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所以在中国，谈不上任何其他领域的创造力，人们对社会其他的贡献都被当权者看的一文不值，这就是我们历史对人类贡献仅仅停留在四大发明的记忆中，更不会有人肯定黄道婆的纺织机对整个人类工业史贡献有多大！？

中国在实施改革中，这个观念也毫无例外的被保留。曾经社会讨论过、顾虑过这个问题，究竟是以“劳动至富”（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还是向着“权利至富”方向发展？这在中共内部也确实存在两种分歧，一种派别是认识改革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另一派别认为吸收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就是以权谋私、以非正常手段积累原始资本。正派的中共领导集团，无疑是会对社会起到极其的作用，换言之，就是今天中国的假繁荣现象，如果在正确的改革指导思想下，至少成绩会超出十倍以上。

而反派的中共领导集团，或许曾经也没预料今天中国完全靠出卖一切资源来维持生存，他们可能异想天开的认为除了自己可以敛财，民族产业也可以同时进步，也可能一开始就根本没考虑人民大众的利益。时至今日，没有人记得类似华国锋样的老一批正直中共领导改革先驱，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微弱。今天中国的社会，正义被贬的不值钱，善良常常被取笑，这都是中国人自甘堕落的表现。不过，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人始终要面对现实一面。今天中共领导或多或少为人民做了点实事，大家还是肯定了胡、温善意，但从没有人认为邓的以权谋私政策好。当然，也不能排除胡、温集团是为了平稳，而维持来之不易得益。

5）

思想根源是决定一切变化的前提，中国的改革道路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社会变化都是一个趋势，绝不会因为某人突发奇想而改变、左右它。中国经济建设重心转移，这是融合世界发展趋势的，而邓小平人物代表产生，恰恰说明了中国改革道路是由中共贪腐利益集团势力主宰着。可为什么中共贪腐利益集团势力会有如此庞大？这是历史根源决定的，如果让我们来回忆下“四清”运动，就会一目了然。“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已经反映了中国当权利益集团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称新生资产阶级、或“走资派”，这是冠以堂皇的名称，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滋生腐败分子。

什么叫“四清”运动？很多年轻一代都陌生，这里可以简单的描述，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三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严重的贪腐现象在中国根深蒂固、历史悠久，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社会形态中，始终缺乏一个健全的监督体制。古时候君王则以“欺君罪”简单、滥用的去制约违纪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反复强调思想教育和斗争落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所以，中国这些特色的社会环境，是集权滋生理想的生存土壤，共产集权观念得以在中国保留到现在，所谓的“精英”社会结构设想，可能也会适合中国人特定生活习性。其结果，中国当权者奴役的对象始终是弱势群体，广大民众永远不会是社会构筑的主体？这样，社会尖锐阶级矛盾永远不会消失。

改革前的中国，名义上基本是人民自己做主的形式。但是来看看“四清”运动的发展，就会值得我们深思。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出工作队，这些工作队干部代替了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统管运动一切事务，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整个过程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这样，四清运动就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其实这一事实，已经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社会阶级性、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6）

作为我们后人来看待历史，应该抱着客观、辨证的态度，对于已经作古的中共领导，也应该一分为二的评价。如果把人性的善良、正直、公正看成愚昧和好欺，那么整个社会邪恶就会滋生蔓延。华国锋、胡耀邦、赵子阳都是邪恶猖狂的牺牲品，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自己而去迎合所谓的“中国特色”。中国这个一党独裁的社会形态，自然、不自然的会产生、形成统治阶层私欲和贪恋，这股没办法控制的贪腐势力，是恶性循环的表现。今天的腐败势力这么顽固、猖獗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渊源的，客观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一目了然。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社教对很多人并不陌生，邓在制造“中国特色”时，也常常把大学生、及失意的基层领导下放到农村去“扶贫”）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２０％（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就这样看来，刘少奇并不是毛泽东要针对整顿的对象，而刘却呈现出新生贪腐利益集团的代表。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

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是今天大家所看到泛滥成灾的腐败现状。

现在很多人认为，对刘少奇的处理意见是“违宪”的。试问，一个独裁政府的宪法是可以与民众立宪相提并论吗？尽管当时没有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一种君王性质的利益集团程序能给普通人公平的机会吗？能有透明度吗？这些按照民主价值来衡量的现象，本来就是极其荒唐，而在荒唐中狡辩合理性就更显的极其荒唐。阶级本身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如果形容的缓和些，它就是利益集团的关系。今天中国社会的阶级等级很严重，民主社会阶级利益是会受到全社会监督的。

7）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当时中共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错误地夸大了基层阶级敌人的力量，把基层出现的各种性质的矛盾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结果使不少基层群众遭到不应有的处理和打击，在基层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四清运动在基层的扩大化问题，提出了运动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贪腐利益集团）

思想根源是决定一个人对事物的根本看法，作为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实际是贬低民众身份表现。假如中共领导将自己看成新生统治阶层，那么所谓的人民解放战争，性质急转为强盗占山为王的行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这种封建君王意识显然是危险的，也会导致新的利益争端，血腥的争斗会在中国继续恶性循环。到了此时，中共党内实际已经形成两派尖锐的矛盾，两派的观念正是传统与革新的较量，挑战传统腐朽的封建残余，由此在中国人心中萌发。

“文革”是一场挑战中国传统文化陋习的运动，这个类似历史中的变法运动当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是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运动，决不会因为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一股潮流的兴起。人们当然希望过着风调雨顺的太平日子，任何运动、变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利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大趋势，客观正确的衡量利与弊的关系。今天一般愚昧的人在舆论操弄下，把文革贬的一文不值，也正像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黑暗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控制舆论、宣传平台起到的效应。

没有人可以说清文革究竟何时发起，现在史学者一般认为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在历次大型运动、活动中，出现混乱状况也是常有的，情绪失控也无法完全避免，文革初期，出现激烈和扩大化的问题依然严重，这些过急行为恰恰说明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官压状况。所以，中国的文革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说到底，它仍然是代表着两个不同利益阶层的斗争。人民当家作主从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发展到今天，“民主”这个名词已经在中共统治集团中避讳，现在几乎全面否定文革，也就是再次认可中国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8）

中国的政治运动固然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政治运动又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类似“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它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让普通老百姓申诉、伸冤的机会。如果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中国不是强权社会，所有弱势群体都可以通过正当司法途径解决一切社会冤情。中国的当权者霸道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在这样强大的恶势力面前，老百姓显得很渺小和措手无策。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一篇大字报《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当然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贪腐集团），直接给弱势群体一个重要提示和精神鼓舞，并且中共左派领导断然作出正确的决定，让普通老百姓都武装起来，作为与中共内部恶势力斗争最坏打算。中国社会没有民主监督机制，杜绝恶性鱼肉百姓行为，必然要依靠中共内部左派发挥制衡作用。当然西方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众有武装制衡的力量作为砝码和保证。

常常会有人认为社会变革是由某某人操弄，使的老百姓愚忠和个人崇拜，这些其实很矛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少部分人不明真相还情有可原，不可能大部分人在当时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正像今天很多邪恶的文人，还在继续褒奖邓的“丰功伟绩”，或许短时间内，不会看到大批的人饿死、病死，就这样一个风调雨顺下的中国，解决了大部分人“温饱”问题的中国人中，为什么那么多人独独对邓这般憎恶？难道中国人都是愚蠢之极吗？不可能的，“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有明辨是非的观察力，正因为逆来顺受，是由于人民没有反抗的能力，只有被杀戮，而没有自卫力量。把今天社会粉饰的再好，其实也就是一小撮贪腐集团的舆论重地不断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已。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毛泽东也如此。毛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把党组织建立在军队连级上，就组织形式来看，它甚至超过了纳粹控制军队的严谨性，从而使的中国军队始终无法步入正常法制轨道。第二个错误应属盲目“大跃进”，这是毛的领导班子错误估计形势，没有正确区分建立新中国后，人民对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情度，误将“计划经济”看的太优越，错误的评估导致思维膨胀，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第三个错误是过分储备物资和资源保护过度，夸大了世界的危机性。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共政府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什么叫经济实力，于是，将储备、资源保护看成人民生存的头等大事，到1976年为止，所有的物资储备足可以使中国人三年不生产而享用的，矿藏、森林、水资源、动植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这些错误除了有历史、背景条件限制外，更多的是缺乏科学、合理预见。1959年发生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的中国人民面临到罕见的灾难。灾难过后，中共领导在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匆忙决定储备以粮食为主的所有物质，正因为在罕见的灾难面前，加上没有正确估计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和科学生产再投入，致使在以后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中，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中共政府作出如此错误决定，当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国际阵容对抗形式由热战转为冷战，并有不断升级趋势。对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华民族来说，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当然清楚意识到做亡国奴的悲哀，先是蒙古人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后是满清人血腥统治，既而是日本人的蹂躏，就那些年代的观念里，中国人还会不会沦为亡国奴？国际上有民主阵容与共产阵容对抗，北有虎视眈眈的俄国人，还要面临国民党对大陆的反攻等，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迫使中共政府担忧太多。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这些辛辛苦苦积攒的储备物质和丰富资源，最后成就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只好了以邓为首的贪腐集团。

9）

很多人或许在那些年代里受到一些不公对待，今天他们将记恨上升为政治观点，好象改革前，中国好似人间地狱，改革后，中国偶然成为了人间天堂。而今天受到“改革”坑害的何只千万！他们又应该以何种心情去对待中共政府？当然还有很多人失去了记恨行为，黄土已经永远伴随他们。对于今天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来说，依然不会否定改革前的成绩、社会风气、社会次序，我们不否定改革前存在残酷的一面，但那不仅仅是中国才有，前苏联的克克勃、美国的中情局，恐怖和残酷仍然在记忆中。今天世界上都已放弃到酷刑、恐怖手段，中共政府却保存完整，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秘密警察到处都是。

“文革”中受到不公的人，大多属于私欲贪恋的人，“反右”中受到迫害的，大多是社会形态、信仰认同不一的问题。应该承认在“反右”运动中的右派观点，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过这又是极其矛盾的，推翻封建、私有的旧制度，为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在全面否定公有制，实质上是否定发动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性质、变化是180度反方向。尽管发生了“反右”，但当时的中共政府还是有积极的一面，至少敢于有提倡对政府提意见的事实，今天中共政府只字不敢提倡宪法所赋予言论自由的权利。1956年开始，在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的同时，为了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中共政府断然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想起来很可笑，可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都较单纯，错误认为物质基础的实现，应该离共产主义不远。

不可否认的事实，从1949——1956年，中国由一个世界极度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了亚洲第一强国，成就是显著的。特别是工业、科技领域远远超过了当时工业基础雄厚的日本，正是因为经济、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共领导认为可以集思广益，更好的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倡导导致“反右”运动的兴起，也使的中国经济在人心涣散下一泻千里。“大跃进”也正是这个时期开始的，这是一种极端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是心态极度逆反造成的恶果。开放全社会讨论，不知不觉的就会谈及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今天中共之所以畏惧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原因就是言论不会在中共政府意图下的框架内进行。

从1956年开始，大约到1959年结束，“大跃进”是喊着口号的精神下进行的，我们都知道人的亢奋程度是有限的，到达极限时往往会崩溃。这也是中国又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首先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在取得一定成绩的中国经济建设后，中共领导错误的认为，按照这样的速度，5年后可以超过英国国民生产总值、10年后可以赶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为了迎合、奉承上级领导，以达到邀功升迁的目的，全国上下一片兴办企业风，（那时候可能不叫“乡镇企业”）这些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根本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基础建设、基础设施都很有限，能源供应极其缺乏，一切都显得在极其仓促准备下进行的一场“工业革命”，没有原料供应，将家里日常用品都贡献出来，……所以，“步子要快点，胆子要大点”的观念，是极端倾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