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傍晚，盛夏的暑热依然笼罩着大地。本周该我值班看校，我把校园巡视一遍，正准备关上学校的大门，出人意料的是陈纪财不期而至。他的到来我很高兴，起码可以排解我的孤独寂寞：“今天没刮风，咋把你给吹来了？”

“老家陈家湾的房子没人住，想回去看看。下午一放工，连家都没回，赶忙往这边跑。妈的，不凑巧，昨天晚上北山里下了大雨，文川河水暴涨，过不去，只得返回来，走到学校附近，想来见见面。”

“巧了。今天是星期六，以往我早回家了。这周该我值班，正好遇在一起。”

“当农民的，管他妈的啥子星期一星期天的。反正天天有干不完的事做不完的活，只知道天亮了上工，天黑了回家。今天我是狗头上戴罐子——胡碰上的。”我知道他还顾不上吃饭，赶忙给他煮了一大碗面，他瞅着碗里的面说：“先生，你也太舍得了。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没有吃到过这么一大碗面，哪一顿不是掺和许多菜，稀溜溜的煮一大锅，全家人对付一顿，哪能这么舍得？你让我享福了。”

“别客气，我俩难得有个见面的机会。”

我沏好两杯茶，端了方凳放在门前的核桃树下，等他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面，拉起了家常。

“到底是先生家，还有茶喝。”

“这是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亲戚送的。汉中是产茶区，就连这大叶老山茶，供销社也见不到。你没听说过吗？现在买东西是‘一等干部送上门，二等干部走后门，三等干部人托人，四等干部没人问。’像我们这些教书的，除了别人送一点儿，平时连个茶叶沫儿也见不到。”

“咋不是呵，你说这整天忙忙碌碌，东西却少得可怜，到底是咋回事？”

“我也说不清楚。我们政治学习的时侯，领导传达上级指示‘上管线（路线、政策），下管干。’有人加了两句：‘胡思乱想是混蛋，埋头苦干当模范’。我们只要干好活就行了。不去想这些事。想多了反而惹麻烦。你就是想多了，六五年腊月挨了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十年了。文化革命也革了九年。这些年我算是看清楚了，国家成了‘整党外，整党内，整的人人心肝碎。天上只剩红太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一听笑着说“你呀你呀，老马不死旧病还在。一见面你的顺口溜又出来了。你这‘整的人人心肝碎’，首先把你的心都没整碎，还在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你难道还想挨斗？”

“谁叫我长个脑袋哩？长个脑袋就得想事，想了不说又憋得慌。别人跟前不敢说，难得碰上你，说出来心里就畅快一些，你说是不是？”

“理是这个理。但还是不说为好。”

“那是那是，我也叫那年的斗争会整怕了。再也不敢胡说了。”

“支书叫你第二天到公社上学习班，你去没去？”

“咋敢不去。鼻圈（指穿通牛鼻的铁环）捏在了人家手里，犟不掉，不学乖还行？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背了一床烂兮兮的棉被，把家里仅有的十几斤米带走了多一半，急忙往公社里赶。这天早晨特别冷，地上的白霜踩得咯咯响。还好，没迟到。我的眼睛本来长得圆，带队的吴营长硬说我心怀不满，瞪了他，抽了我几鞭子，踢了几脚，先给老子了个下马威。

学习班里有十二三个人。六七个老汉和小脚老婆婆是地富分子，有两三个小偷小摸，剩下的是和我一样说了坏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天上工放工，都得立正站着不能稍息，稍不如意，吴营长的鞭子就在人身上乱跳，等领导训斥完了，由吴营长押到南张村去修路。

一天只准吃六两稀饭，再想喝水哪儿有？晚上睡在吴家营学校里的教室里，窗户上没一点儿遮拦，寒风直通通地灌进来，冻得人不停地打颤，再乏再累也睡不着。妈的，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分明是监狱，可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这里过的难受，又操心家里不知道咋样生活。心里老想着得找个办法早点儿回家。但是考虑到吴营长是个二球，搞不好还要罪加一等。左思右想没个定夺。后来下定决心，管他娘的，打了和尚害癞，不打和尚也害癞，还不如试试看。

一天晚上，我瞅见吴营长一个人进了厕所，就跟了进去，吴营长正在蹲厕，我凑过去假装拉屎。吴营长是个烟鬼，只抽得起九分钱一包的羊群烟，我掏出两毛一包的宝成烟，递上一支，他有些迟疑，在暗夜里瞅了一遍，接住了。我一看有门儿，小声说，‘吴营长，我不会抽烟，这是专门给你买的。’我把一盒烟递过去。他又迟疑一阵，最终还是接到手里，慌忙塞进了衣兜。‘吴营长，我来学习班也真有些冤枉，我家也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对支书有些意见，发了点牢骚闯了祸。你知道这年尽月满的，谁家家里没有事。来时我把家里的米都带来了，还不知道家里咋过活哩，你开开恩放了我，我记你一辈子的好处……’

‘那咋行哩？不行不行。没有任书记发话，谁敢放人？’

‘任书记管全公社的事，那有闲工夫管这么多？你是这里的一把手，他还不是听你一句话？今后要干个啥活儿，帮个什么忙的，只要你捎个信，谁不来是个地上爬的四条腿。’”

吴营长不说话，猛吸了几口烟，烟头放出的红光，在阴暗的厕所里忽闪。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元钱，‘我没啥感谢你，这是五包烟钱，没嫌少，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嗨！这小子也犯贱，没过两天，还真把我当屁一样的给放了。哈哈！”

“你呀，人人都说你是精灵鬼，你还真是个弯弯绕的行家。”

“啥哟，还不是半夜起来吃浆水——饿出来的见识。”

“六六年的社教，你咋又躲过这一劫？”

“运气，运气，全是运气。头一年西乡县社教传过来的消息，逼死了许多人，只说这一次我是桑门寺的和尚——鬼头一个。哪料到遇上了一个工作组的好组长，那人姓韩，听说是什么大学里的书记。韩组长说我是刘啥梅忘了本。”

“刘介梅。”

“对对对，就叫刘介梅。希望我能忘本回头，重新做人。还在大会上替我说好话，这种人‘拉一拉是朋友，推一推是敌人’。为了保护自己，他教我咋说就咋说，教我咋检讨就咋检讨。不但过了关，还成了全公社忘本回头的典型人物，还到公社里去现身说法演讲了几回。

这人的大恩大德到死也不敢忘，不然，我真的是外甥戴孝——没舅（救）了。正是‘说这事，有点儿奇，瞎事（坏事）碰上了好运气。不是恩人韩组长，不死也得脱层皮……”陈纪财说到兴奋处，索性从鞋里抽出两只光脚，架在椅子上，时而打着手势，时而端起茶杯吱溜几口。

这时一轮圆圆的月亮挂在东天，照亮了黑夜，微风也悄悄摇动着树叶，驱散着暑气，令人有了些许的舒服和惬意。

“那年，那些挨了斗的地富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哪一个不是被打得浑身是伤？有的在家里躺一个多月都下不了床。四不清干部成了‘死不清’；五类分子成了干哭没眼泪的‘无泪分子’。

最惨的没过于王国师。不但挨打，还被吊起来拿鞭子抽，拿木棍捅。还经常拖着打拐了的腿到各地去游行。这家伙多亏身体好，经得起挨。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十个王国师也被打死了。”

“听说是为耕牛的事？”

“咋不是？人霉了真是喝凉水也卡牙，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贫农王志正犁完了自留地，他顺便接过犁头，也把自家的自留地犁了几圈。两天后，这头牛死了。剥了牛，在牛肚子里翻出一颗铁钉。社教时，硬说是地主分子王国师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农业生产，故意往牛嘴里塞钉子，害死了耕牛。不但要他交待实施阶级报复的思想根源，还要出钱赔偿。

我的老天爷！一个全劳力辛苦一年，也挣不到三四十元，他和老伴每年还得扣除二百个义务工(那时规定，五类分子，每年要扣除男的一百二十个，女的八十个义务工)。王国师劳累一年，充其量挣上二十几元，甭说养活子女，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干上五十年，才能勉强赔得起一条一千多元的耕牛。结果房子拆了，砖瓦木料抵给了生产队，也只抵了一小部分。一家大小七八口人，只得撑起一个草棚过活。

事情本来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铁钉已经生锈，还长上了血丝，能是两天前喂进去的吗？再说，王国师也没有喂牛，犁完地，直接把牛送回牛场。但是，谁愿说句公道话？谁敢为地主分子开脱罪责？动不动说你走的是地主路线，哪个愿意引火烧身？

一想起这件事就叫人想不明白，咋能随便栽赃陷害把人当畜牲一样的对待？甚至连畜牲都不如。说起来都是同一个姓王的家族，当年曾是一家人，是同胞叔伯弟兄，整起人来，那有丝毫的人情人味？”

“这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产生的威力。每当看抗战时期的影片，一句‘同胞们！’立即使人产生强大的爱国热情和凝聚力，然而当外敌被赶走以后，矛头又指向了‘不拿枪的敌人’，人被分成阶级，利用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在一个提倡斗争和仇恨的国家里，人性中恶的一面，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才出现了在历次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人杀人屡见不鲜的现象。

唉，这就是我们的同胞愚昧、轻信、狂热、自私的另一面。”

谈到这儿，我俩心情都十分沉重，陷入了沉默之中。只有月儿高高地挂在天上和风儿拨动着树叶沙沙作响。

“好了，谈这些有什么用。不谈别人，还是说说你自己吧。当年我让你烧掉写的东西，你还不听。惹祸了吧？要不是你沾了贫农的光，遇上了韩组长，你这个劳改犯不就当定了吗？”

“咋不是？唉，舍不得啊。六零年，我的父母舍不得吃，生怕饿倒了孩子，先后走了。那么大的饥荒，一连几年吃糠咽菜，老年人牙口不好，挺不过来。父母在快断气的时候，一再叮咛，‘千万不要亏待孩子。’胡写的这些东西，算是给父母的一点儿念想……妈的，人饿死了，还不准说是饿死的，硬要说是病死的，这叫啥事？”说到这儿，他神情沮丧，把两只光脚不自觉的从椅子上取下来，伸进了鞋里。偏着头，一句话也没有了。似乎陷入无尽的回忆和痛苦之中。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那东西究竟是咋传出去的？”

陈纪财仿佛回了神：“还不是我那小儿子惹的祸。我包得好好的，压在支床的凳子上，只以为万无一失。谁知道他和娃儿们打面包（把纸叠成较厚的方块，在地上拍打，孩子们的一种玩具）翻了出去，输给了人家，最后落到了支书手里。唉，合该老子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