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升 学

临近期末考试前几天，全校师生好容易被解除“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回到教室全天复习功课。但我们隐隐有些担忧：再过几天，初一初二的同学放了假，倘若再对我们实行半日制，继续为“阎王”修西湖，那我们真是惨透了。

从汉中城里传来消息，汉中的一、二、三中，都没像我们这样大搞“勤工减学”，学校里号召是号召了，但连一天课也没有停过。而且，对毕业班升考抓得很紧，就连星期天还给学生补课。升学考试本身就是一场竞争，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干着釜底抽薪的傻事能是人家的对手？听得我们心里像三九寒天喝冰水，全身都凉渗渗的。但有什么办法哩，谁叫我们生于此地上了南郑县一中，偏又遇上了“阎王爷”呢？

初一初二的同学期末考试结束后放了暑假，谢天谢地，这一回“阎王爷”总算开恩了，莫叫我们继续为他修“西湖”，给了我们一二十天安心复习的时间，这算是他最仁慈的一次举动。

之前，为了弥补半日制带来的损失，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用“过电影”的方式进行复习，有时，一个定理定义回忆不起来，多想有一个手电，爬起来翻书照照，可那时有几个同学能用上这样的奢侈品？只能是想想而已。我知道睡眠不足，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长期如此，脑力和身体都会受到摧残，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学习是自己的事，得靠自己努力。

“完了完了，我们算是彻底完了。”

一天我正在校内一棵树下聚精会神地复习功课，同班的吴志华来了，他一脸愁绪神情沮丧，似乎两条腿已经支撑不住整个身体，一屁股重重地蹲坐在我的旁边。

“出啥事了？”

“今年师范学校不公开招生，改由分配名额，由学校选送新生，第一批咱们班选上了四个，你猜都是谁？”我正在迟疑，他一口气说出四个人的名字，我一听，不由得在大热天里打了个寒颤，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

汉中师范和城固师范面向当地招生，每年录取数量最大，占录取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果不公开招生，初中毕业生考上中专的可能性就会成倍降低。生在农村的学生，不图将来成为高级人才，只图考上中等专业学校，混上一碗公家饭吃，就算是中了状元。这样一来，升学的路被占去了一大半，剩下的只能是羊肠小道。

这四个同学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好，有两个几乎是最差的，平时考试，数学还得过几分十几分。其中一个曾是班里的笑料，一次上“农基”课，老师讲到水稻一节时，他举手说：“老师，我发现书里有个大错误。”大家随着他的指引看书，“水稻的一生，几乎不能离，开水。水田里谁家灌过开水？放进去的都是冷水。”同学们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连代课老师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解释说：“书里没有错，是你把词语念错了，‘离开’是一个词，‘水’是一个词，整句话是‘几乎不能离开，水’”。过后同学们暗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开水”，一年后，“开水”加入了团组织，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同学们说：“吔，这外号叫不得了，小心开水烫着你。”

如果他们按常规参加中考，当然考不上，如今常规被彻底打破，根本考不上的，偏偏连考场都不需要进，顺顺溜溜成了师范生，端上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这对于农村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那可是梦寐以求的幸事。羡慕吗？嫉妒吗？不服气吗？一切由你。但你得藏在心里，倘若有怨言，那就对你不会客气，谁叫你出生前选错了家庭？人家有与生俱来的“天分”——家庭出身好，你有吗？这就是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还看啥书啊！”吴志华显得很激动，情绪有点失控，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书，把它扔出七八尺远，然后双手抱住头一声不吭，一米七几的小伙子竟然叭嗒叭嗒掉下了眼泪。

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又引发了海啸，心里翻江倒海思绪万千。

回想起三年前的1955年秋天，临近快开学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考上了初中，我的表哥王保成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决定第二天到武乡小学去看看，父亲说，与其到武乡镇，还不如到县一中去问，消息更直接。恰好，我的大大（对本家叔叔的称呼）郝志明是南郑县一中的学生，他正好要上街买东西，顺便和我一同前往铺镇。

走进校园，老远就看见一个中年胖子，穿着短裤背心，坐在树荫下面的藤椅上，摇着扇子乘凉。大大低声说，这是何挺谋（革命烈士何挺颖的堂弟），是教育主任，问他肯定知道。说明来意后，何主任笑眯眯地看着我：“你这么小，上得了中学吗？多大了？叫啥名字？”

“十二，叫郝龙德。”

“好，我给你查查看。”何主任摇着胖胖的身子进了屋，很快就出来了，好像就没有去查阅似的：“嗯，你还小，我们这儿的学生都是大姑娘小伙子，以后你还有希望。”“嗡”的一声，我的心一阵紧缩，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名落孙山，本来就是大热天，顿时浑身汗如雨下。

“哈哈哈哈，看把你吓得，我是看你人小逗你玩哩，嗯，不错不错，你考上了，还考了个第二名，虽不是状元还是个探花。你小子好好学，是个好苗苗。哈哈哈哈。”何主任浑身的胖肉也随着笑声颤动。（开学后不久，何主任和校长冯心一都调走了，后来听说五七年两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眼下，我这个“好苗苗”，遇到了特大旱灾，连穗儿也抽不出来，更别说开花结果了。

升入初二不久，学校召开上一学年总结表彰大会。初三有三四个同学先后上台领奖，王校长一一给他们戴上“品学兼优”奖章，看见戴着金光闪闪奖章的同学从我身边走过，我真的非常羡慕。我正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向他们学习时，却听到校长讲：“现在，初二甲班的郝龙德同学上台领奖。”我以为我听错了，旁边的同学推我一把：“叫你啦，还不上去。”直到现在，我都记不清楚我是咋样走上台的，只记得我穿的土布中山服太不争气，王校长把奖章给我别了一次，衣服扯豁了，又别一次，还是扯豁了，他低声对我说：“你的衣服太旧了。”一连别了三次，才在衣兜盖上别稳当，因为它是双层，没有再被扯豁。

原以为还有同年级的其他同学上台领奖，结果就此打住，王校长接着讲话，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等我冷静下来一想，才知道全年级一百二十名同学中我是第一名，得“品学兼优”奖章的就我一个。到了下一个学年，升入初三，我仍登榜首，才有初三乙班的曾希贤紧随其后，也得到了这枚奖章。

这个奖来得太突然，事先连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它的第一个条件是几门主课，全学年平均成绩必须超过85分。有了这个前提，再看你平时各方面的表现如何。

这是一种荣耀，一种肯定，也是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哪一个不看好我的未来？然而，在新的政治形势新的政策面前，它陡然贬值，而且贬得一文不值。

唉，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去年反右斗争后，全国所有学校秋季招生，都要贯彻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三句话，单从字面上解释，我的升学还是有希望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在宁左勿右的大背景下，“有成分论”成了重中之重，其它两句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我的本家大大郝志明，是班里的学习干事，学习成绩虽不是拔尖生，但也名列前茅，中考后自我感觉良好。结果满怀的希望变成了无情的失望，问题就出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地主”两个字上，气得在家大病一场。

可恶的右派分子！你们吃饱了撑的！偏提什么意见？害自己不说，还连累了我们的前程，害得我们连升学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进入了1958年，因为今年是毕业的一年，我们的神经也特别敏感。政治课上听老师讲，党中央要大办教育，要立即掀起全民办教育的热潮，这似乎使已经泯灭了的幻想重新燃起了希望，有一天，当听到广播里说，今年要增加大中专学校的录取名额时，同学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同学陈宏义忘乎所以，一连跳断了地里的十几根黄瓜，被班主任王志林老师常常引为笑谈。但是，从今天选送的同学来看，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政策，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而且过之而犹不及，吴志华的眼泪淌得并非杞人忧天。

墙根下的秋虫不停地鸣叫，往夜，它的叫声像一支催眠曲伴我进入梦乡，今晚，它似乎一迭连声地唱着“烦啦~~~烦啦~~~”，搅得我碾转反侧彻夜难眠。

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由不了自己，就像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种族和出身地域一样，然而生错了家庭就是罪过，实在有失公允，即使祖上有罪，也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罪责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星期天和母亲在村对面坡上锄地，我说我实在支撑不住，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在学校里晕倒过几次，带去的红苕存放的时间长了发腻，吃下去肚子里难受，我不想上学了。母亲听了我的话，顿时泪如雨下：“前人强不如后人强，你胳膊上的肉咬一口，也要坚持下去，你是家里的老大，一家人都指靠你有点出息，你要是不上学了，全家人的希望都没了。”

到如今我忍饥挨饿，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下来，在学习上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而且比他们期望得更好。但是这又能怎样？我的成绩再高，人家也不录取，我有啥办法？想到这，眼角里不由自主地滚出几滴泪珠。

听远方的公鸡隐隐约约叫了起来，我试图强迫自己入睡，但是许多问题还在纠缠着我，事到如今我该怎么办？是继续努力？还是放弃？作最后的冲刺吧，希望几乎是零，放弃吧，于心不忍。想着想着，记起了父亲和我干活时，给我讲过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强蜀弱，伐魏难以取胜，但为天下社稷，为托孤之重，明知不能为，又不得不为之。想到这，我不能自暴自弃，哪怕没有希望，我也要努力下去，为父母，为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不求努力有功，但愿无愧我心，考不上那是天意，我无能为力。

中考的日子到了，在这十几天里，我们班上共有十三名同学被选送到汉中师范或城固师范上学。其中陈宏义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但是，其父陈利民是中共地下党员，牺牲在国民党汉中监狱里，属革命烈士后代，当然是照顾的对象。尽管他曾是留级生，成绩并不好，要是公平参加考试，同样会被淘汰。

考完了第一堂课，同学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串核对答案，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我是为考试而考试，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个过程，不在乎考好考坏。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压力，反而使我轻松自如游刃有余，感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做完题目还有充足的时间供我检查，注意每个细节，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下午，第二堂开考了，在考前的准备时间里，我索性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这时，有人在我的肩头上拍了两下，抬头一看，是教导处的黄义老师：“郝龙德，你可以不参加考试，你被城固师范录取了。”

“是吗？”

“是。刚才打来的电话。”我楞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久才回过神来，黄老师啥时走的，我都不清楚。

我急忙拿起文具走出考场朝宿舍跑去，三下五除二捆好被子收拾好东西，我要在第一时间赶回家里，把这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告诉父母，让他们早一分钟放心。猛然，我想到了班主任王志林老师，要不是他的推荐，我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于是放下已经背在身上的行李，向王老师的宿舍快步走去，见王老师的宿舍门上挂着铁锁，这才意识到他监考去了，自己是高兴得昏了头。在离考场三米的警戒线外，我不顾太阳的炙热，选择一个王老师容易看见我的地方，定定地站在那里，直到王老师忙完了，目光投向了我，才急忙向他挥手道别。

我不知道古代考上状元是什么滋味，但我觉得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不容易啊！我这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里的特例，升入高一级学校，是我的造化，是我的幸运。我很想对着蓝天大吼几声：“我有学上啦——！我有饭吃啦——！”

我的暑假依然是忙碌的，割草割柴是我不变的职责。但今年这个暑假我过得特别开心，仿佛天是格外的兰，地是格外的绿，花儿为我张开笑脸，鸟儿为我放声歌唱。

一天，听到一个消息，王老师在离我们村三四里的田家湾住着，分派在那里搞“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辅导工作。我立即给父母说：“如果没有王老师的推荐，我是不可能再有学上的，我想……”

“既然是你的恩师，不管再穷也要表示一下心意。”父亲打断我的话。

“明早，你去找找，我在家里作准备，请他下午吃顿饭，受人恩惠应该感谢。”母亲接着说。

天麻麻亮，母亲叫醒我，催我早去早回。我来到田家湾，王老师和学校教育主任许祥科老师刚刚起床正在刷牙。

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手磨上推麦子磨面：“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要不然就是八抬大轿把人家也请不上门。磨点面，家里还有一斤多菜油，原准备过年时给你们炸果子吃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忙完了这些，母亲跑遍了半个村子借到一块腊肉，这一天，我们家又忙碌又兴奋，像过大年一样。

时光流逝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越来越重，可以说没有王老师当年的极力推荐，就没有我的今天，看看几个同学的人生际遇，更加重了我的感激之情。

曾经为家庭出身而掉泪的吴志华，中专没有考上，三年高中毕业还是落了榜。一个帅气的高中毕业生在家连媳妇也找不到，不得不作了倒插门女婿，如今年逾古稀，还在铺镇乡安然寺农村苦苦劳作。

同班的路连新，学习成绩在班里屈指可数，由于同样的原因，高中毕业后依然榜上无名。为婚事南下四川西去甘肃，吃了不少苦头，十一二年前突患中风，半身不遂,七十多岁的人，杵着拐杖还在种田插秧。

我的大大郝志明，回乡后经人介绍当上了代理老师，好景不长，又因为是家庭成分问题被解雇回家，后来不得不改名换姓同样作了上门女婿。这在传统观念里，作上门女婿本来就是被人看不起的事，改名换姓更是雪上加霜，其内心之苦，大概只有我最清楚。

就连随我得到“品学兼优”奖章的曾希贤，又能咋样？中考高考接连被上一级学校拒之门外。

……

呜呼！生错了家庭，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两千五百年前的孔老夫子尚且提倡“有教无类”，两千五百年后却“有教有类”，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

王老师，扭转我命运的王老师，倘若我能再碰到你，我一定说一声：“谢谢你，我的恩师。”并为你深深地鞠一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