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们开始触及1930年代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乍一看，这些变化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组合成了一种模 式——一种放松的模 式。

第一．每周五天工作日。在1931年和1932年，当工厂和写字楼里都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干的时候，就出现了工时的普遍缩减 ——部分是为了"扩大工作机会"，部分是为了安抚那些薪水必须减少的工人。当NRA的法规在1933和1934年开始出台的时候，工 时的缩减便得以继续和延伸。在NRA被撤销之 后，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持续了下去。结果是，数以百万人（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发现，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即便不是 所有时间里），他们的 星期六可以自由支配。

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实施每周五天工作日的范围：提交了报告的 2,452家公司当中（主要是制 造业公司），有57.3%的公司把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应用于它们的雇佣劳动者，45.3%的公司把这一制度应用于它们的办公室职 员，7.5%的公司实施 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特别指定所包含的雇员类型。这份报告总结道："尽管在5年之前，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还是例外，但如今，它已经变 得相当普遍。"大城市 （尤其是纽约）的写字楼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尽管在星期六关门的商店寥寥无几，但它们当中也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错开雇员的上班 时间，减少工时。

这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最显著的大概莫过于千百万男男女女每周的例行事务。它也改变了汽车和铁路交通的格局，星期五出城的洪 流不断增长，而星期六的洪流则不断减少。我记得，有一趟列车，在大萧条之前，每个星期六中午通常都挂着两节挤得满满的车厢，离开纽约驶往西切斯特县；到 1933年，它只挂接一节车厢，而且不那么拥挤，星期六的交通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不久之后，第二节车厢被加挂到星期五的夜班列车上去了。

两天的周末正在取代 一天半的周末。星期六 上午（尤其是在夏天），大城市的商业区开始显示出星期天的样子。很多人获得了新的闲暇——完全不同于强加给数百万失业者的那种不受欢 迎的无所事事。工作周 期越来越短、休闲周期越来越长这一长期而缓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美国早就开始了，像任何一个健在者的记忆一样漫长——明显加快了。

第二．运动的民主化。为帮助那些闲暇较多、钞票较少 的男男女女，救济和公共工程机构出现了，它们让数以百万失业的男人去从事修建公园大道、公共海滨 浴场、运动场以及为那些渴望运动的人而准备的其他便利设施。据1935年的《国民娱乐休闲年 鉴》（YearBookofNationalRecreation）说，在2,204个社区中，公共海滨浴场、公共高尔夫球场、溜 冰场及游泳池的数量自 192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倍。这些便利设施中，有些是中等规模，有些则大规模的：例如，长岛的琼斯海滩能够舒舒服服地容纳10万多人 在仲夏时节享受一个阳 光灿烂的星期日。

再想想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吧。大萧条重创了私营高尔夫俱乐部。1930年，属于美国高尔夫协会的俱乐部多达1,155 家，到1936年，这个 数字减少到了763家——尽管为吸引新成员而采取了一些疯狂的举措（特别是夏日成员计划），及其他援救措施。据说，全国的高尔夫俱乐 部自1929年以来损 失了大约100万会员。但是，市立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却从1925年的184家增长到了1935年的576家，有超过1,000家公共 高尔夫球场——其中大 多数大概是破了产的私营俱乐部的球场——如今在日费制的基础上运转着。简言之，花费昂贵的高尔夫节节败退，廉价高尔夫则攻城略地。

大体上，那些更简单、更低调的运动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尽管中学和大学的篮球、职业棒球和大学的橄榄球依然是观者甚众的运动项 目，然而，在那些更古 老的大学和中学里，对这些运动的虔诚兴趣往往比不上更年轻的学校。1936年，《财富》杂志的编辑们概括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因素：" 橄榄球明星，球队队 长，来自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强健基督徒'，来自大预科学校并成为田径队负责人的举止优雅之辈，社交舞会上风度翩翩的领舞者——这些 人依然能赢得荣誉和尊 敬。但是，那些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怪人，除非他们有智力超群的特征让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正在超越传统上的大 人物。

英国人曾评论过 美国大学校园领袖的这种变化，并倾向于把1932年定为这一变化开始变得明显的日期。"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和中学，越来越有兴趣玩 诸如英式足球、长曲棍 球、英式橄榄球、壁球和网球之类的运动，这些项目无需大型的体育场。

就整个国家而言，在流行程度上进展最大的运动项目是垒球——它是一种小规模的棒球，曾经被主要称作"室内棒球"。大 约在1930年代开始的时候， 垒球开始盛行起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9年，据说有50万支垒球队，各个年龄层的玩家超过500万；有数不清的半职业 球队，有世界职业垒球 比赛，在半职业球队当中有女子队。大萧条还给诸如骑自行车和溜旱冰这样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骑自行车是在 1932～1933年间作为好莱坞地区的一 种时尚而开始繁荣起来的（当时，这项运动让加利福尼亚的姑娘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穿上"像玛琳·黛德丽那样的裤子"），并在接 下来的两三年里广为传 播，这多半是因为这项运动相对比较便宜。

    同时出现的滑雪狂热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对那些生活在地形和冬天气温都非常适合滑雪的乡村居民来说，这项运动确实廉价；但对 于那些不得不携带器材 长途跋涉的城市居民来说，它一点也不不便宜。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大概是冬日度假越来越时尚，而这一时尚的缘起本身也很复杂（对冬日在 温暖的佛罗里达或加利 福尼亚度假之乐的发现，冬天出游及驱车乡村地区以逃离禁酒令的日益流行，每周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礼拜日的世俗化及度周末习惯的出 现，等等）。

无论怎么说，滑雪热在大萧条期间迅速兴起，并且，1932年在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也刺激 了这项运动的流行。波士顿和缅因铁路公司进行了一项实验：在 礼拜日运行一趟"雪地专列"，开往波士顿以北相对开阔的地方，这项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1937年，有数不清的雪地专列和雪地巴 士在纽约、匹兹堡、芝 加哥、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城外来回穿梭；百货商店请来挪威的专家，修建了滑雪道；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在它的中央大厅醒目地张贴了新 英格兰和纽约十多家滑 雪中心的每日气温和下雪日期，冰雪地区的乡村旅馆经营者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滑雪器材大做广告，祈求老天爷在整个冬天夜夜下雪，能否发财 就靠这个了。

滑雪狂热超出了城市贫民的消费能力，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然而，它在一个方面证实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走出家 门，走进明媚的阳光和 清新的空气里；学着自己玩，而不仅仅是看着别人玩。

女人们在购买稀奇古怪的新式休闲服装，范围从短裤到海滩睡衣、罩衫、休闲裤和"运动套装"。越来越多的男人在夏天不戴帽子出 门，让帽子制造商们叫 苦不迭。同样，越来越多的男人不穿马甲、硬领衬衫、吊带裤和汗衫；据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5） 中的一个脱衣场景里暴露出了他没有穿汗衫，针织品制造商们被他们的销量震惊得头晕目眩。

游泳衣的上部普遍被抛弃了。运动中 的男人甚至开始穿上色彩艳丽的运动衫、休闲裤和短裤。到1939年，你会看到，那些品味保守的人也泰然自若地穿着新奇的服装，漫步穿梭于避暑胜地的村庄，要是搁在 1929年，这些服装姹 紫嫣红的缤纷色彩肯定会吸引人们异样的目光。

简言之，在当时的压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美国人明显学会了放松。

第三．桥牌游戏的兴盛。如果你在一张反映 这十年商业形势的曲线图上添加一条显示扑克牌税收曲线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古怪的变化。尽管商业指数在 1929至1932年间深度下跌，扑克牌生产的指数——在1929至1930年间下降之后——居然在1930至1931年间上升了， 只不过从此之后便一路 下跌，再也没有回到1931年的最高点。

你大概还记得，正是在1931年，在纽约查塔姆酒店一间布满绿树红花的客厅里，伊利·卡 伯特森先生和夫人对阵西德 尼·S．伦兹和奥斯瓦尔德·雅各比，玩定约桥牌，幸运的观众透过一道屏风偷看着他们，新闻记者在隔壁的房间里研究比赛实况公报，并 通过电话线把最新的消息 传给热心的公众。在接下来的整个一年，卡伯特森关于桥牌的书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

长期以来，桥牌一直是成年富人当中晚餐后的标准运动项目；但如今，玩桥牌的时尚在蔓延。据林德夫妇报告，在"中镇"，1935 年玩桥牌的人比 1925年多得多；有更多的人用桥牌赌钱；这项游戏一路向下蔓延，通过中学，一直传给了6年级的孩子；它正在进入工人阶级当中，"先 是传到了妇女群体，然 后，更缓慢地传给了更有抵抗力的男性群体，他们原本更喜欢玩皮纳克尔牌和扑克牌。"

第四．赌博的兴盛。与玩桥牌的增长相关联的，大概是美国人容易接近的赌博装置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其中大多数都是赌小钱、赢 大钱的装置，它们的兴 起，或许主要应归因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那是一种疯狂的希望，想在赌博中赢得平常的经济过程不愿意给他们的东西。但它 们也见证了清教徒传统的衰微，这 一传统曾帮助带来了禁酒令的废除，飙车或运动的周末，以及桥牌的时尚。

据塞缪尔·卢贝尔讲，制造和经营老虎机、抽彩盘、弹球戏、罐子戏及其他类似发明的生意（为的是把公众口袋里在大萧条期间积攒 起来的镍币掏空）占到 了非常大的比例，在1939年，"赌博生意每年要吞掉大约5亿至7.5亿美元——在100亿至150亿个镍币之间"——跟 每年花在鞋店里的钱一样多。

老虎机的原理毫无新意，其改进机型看上去就像一台收银机，被称作"独臂大盗"：那家主要从事制造这 种老虎机的公司，其创始人在1889年开始这桩生意，他 1929年就去世了，是个百万富翁。老虎机的名声很糟糕，普遍被流氓团伙所控制，依靠政治"贿赂"来经营，有时候跟警察捉迷藏，有时 候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1932年，新引入了一种新的游戏——弹球戏，它可以仅仅是为了好玩而玩，一个镍币一局，也可以用来赌博，它横 扫了整个美国：你可以发现，弹球桌被摆在 药店、烟店、宾馆走廊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地方，不受干涉地经营。它基于古老的弹子球游戏，玩家把一颗弹球射到一条滑道上，注视着它滚下 一段斜坡，进入部分被 大头针保护起来了的小洞。抽彩盘和罐子戏——后者是在1933年发明出来的——也兴盛了起来；在1933至1939年之间卖掉了大约 200万套罐子戏赌 具。

有大量美国人参与的爱尔兰抽彩，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赌博形式，它最初是在1930年为了给一批爱尔兰医院筹款而举行的，它 的运作是如此诚实而高 效，以至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它便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抽彩。尽管一项联邦法令使得抽彩信息不能在美国邮寄，并禁止报纸在它们的邮寄 版上刊登关于抽彩的报 道，但不许发布消息的禁令后来被放松了，每一次抽彩都会成为头版故事，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读到这样的故事：15万美元落入 惊讶不已的看门人和失业厨师之 手。在美国所卖掉的很多门票从未到达过爱尔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为1933的德比赛马会举行的抽奖中，抽奖筒里共有超过650 万张门票（据估计）， 而2,404位赢家当中，有214人（或者说超过十五分之一）是美国人，那么，你大概会合理地推测：应该有超过40万美国人的门票实 际上参与了那次特殊的 抽奖。

在进行任何流行趋势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很多州都放松了禁止赛马赌博的法律。在电影院里抽奖的 "堤岸之夜"，是查尔斯·厄本·耶格尔在 1932～1933年间的冬天分别引入了科罗拉多州德尔塔市的埃及剧院和蒙特罗斯市的东方剧院，后来，他获得了这一发明的版权，而 这个办法也传播到了成千 上万的电影院，到1937年，这些电影院每周要付给耶格尔的公司总额在30,000至65,000美元之间的版权费。

宾 戈（或称宾诺、基诺）游戏作为教堂 用来筹款的一项娱乐活动变得广为流行，并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被广泛地传播到电影院及其他地方，直到1938年，有人把它称为美国最流行 的赌钱游戏；连锁信的流行或许是令人同情的，它在1934～1935年间从丹佛传播到了美国各地（"请划去顶端的姓名，并 寄去1角钱"）。这份简短的综述，并没有包括各种坚持 下来了的更古老的赌博招术，它们有时候采取了新的伪装，有时候在新的主办者的操纵之下——比如数字赌盘，当时，贩卖私酒的不法之徒达 基·舒尔兹接管了纽约 哈莱姆区的这宗生意，并在禁酒时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把它系统化了。

1938年，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上一年，据估计有29%的美国人——你也许会想，这里指的是成年人——参与过教堂的 抽彩活动（推测起来， 应该包括宾戈会），26%的人玩过抽彩盘，23%的人玩过老虎机，21%的人玩过赌钱的扑克牌，19%的人赌过选举，13%的人参与 过门票抽奖，10%的 人赌过赛马，9%的人曾沉湎于数字赌博。上一个十年没有盖洛普民意调查，但你大概很想知道：1920年代的情况是否与此接近呢——当 然不是，除非你把玩股 票和购买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也算在赌博之内。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快乐、放松和运动的表现形式，但依然有新的紧张和焦虑。因为，大萧条摧毁了美国人所依赖的那么多假设， 以至于数百万美国人从 内心深处被震动了。

让我们稍稍停留片刻，打量一下灾难过后的那一堆断壁残垣吧。在这堆残骸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假设：那些刚走出校门的俊男靓 女，不久之后自然能得 到一份工作；雄心壮志，努力工作，对公司忠诚，推销的技巧，这些能带来个人的成功。贫穷（在农业地区和少数悲惨社群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能、无知或特定 灾难的结果，应该主要由地方慈善机构予以关照。一个人可以把 他的积蓄投资于"优质债券"，因此确保有稳定的收入，或者投资于"我们美国主要公司"的"蓝 筹"股票上，有很大的增值机会。华尔街的大佬们都是经济先 知，是能预测未来的商业预报员，而且，商业周期遵循毫厘不爽的节奏；美国的经济体制能够确保巨大 的、令人振奋的增长。

当然，并非人人都相信所有这些东西。然而，有那么多人把他们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个人设想建立在其中一个或多个假 设的基础之上，以至于 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假设一个个被彻底粉碎的时候，其内心的震撼是令人恐怖的。

不妨想想人们的自尊心发生了什么：那位企业管 理人员，他总是本能地根据自 己的薪水和职位来评价自己——不曾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薪水和职位都付之东流；那个银行家，他发现，自己许多年来一直给出的建议由于形势 的变化而成了笑柄，他 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如今被攻击为欺诈；那个职员或劳工，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忠诚献给了"公司"——不曾想自己却被扔在了大街上；那年复 一年省下几个铜板以 备"雨天"的家庭——没想到却眼睁睁地看着瓢泼大雨把他们的每一个铜板都席卷而去；那个家庭主妇，她在心里给自己描绘的理想画像，是 一个"拥有好东西"并 给孩子以"优势"的人，并相信：只要你拥有美德并且勤奋，你自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她如今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如今能依靠什么呢？他 们如今能相信什么呢？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启示。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至少，在牧师们 所预言（在数不清的布 道中）的那种意义上是这样。长期以来，教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其大多数成员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这种长期而缓慢的 撤退依然在继续，几乎 没有减缓。

诚然，大多数大教派的成员名单显示了增长。例如，1929至1938年之间，罗马天主教徒从20,203,702人增加到了 21,322,608 人——这是一次适度的增长。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信义会在成员数量上也有所增长。然而，对于衡量宗教活力来说，成员数是一个出了名地靠 不住的指标。说到美国 的新教徒——或者是名义上的新教徒——人数，林德夫妇在1935年重回"中镇"，并把当时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跟1925年做了一个比 较，他们的观察材料或 许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度量。

林德夫妇在"中镇"发现了一些宏伟壮观的新教堂——它们是大牛市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的产物——但在教堂的内部，他们看到，明 显的变化并不多。他们 报告："这儿——散落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一群同样严肃、但在人数上却稀稀落落的吉迪恩小组——其中有两三个女人，30岁以下的寥寥 无几——前面有一圈同 样荒凉的空长椅。"在林德夫妇看来，教堂里的会众似乎比1925年更老了，布道的主题是可以互换的。在跟牧师们商讨一番之后，他们搜 集到了下面这样一些评 论：

"大萧条在弱小的工人阶级教派当中带来了一次最真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但远离商业区的教堂很少看到类似的兴趣复 兴。"

 "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存在某种转向宗教的趋势，但它非常微弱，而且不持久。"

从本地的一位编辑那里，他们搜集到了这样一条可能有启发作用的评论："镇上的所有教会，除了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样的教派之 外，今天比1925年 更自由。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接纳你，不管你相信什么样的教义。"他们引用了一位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评论，作为"中镇"年轻人对正规宗教的 典型态度，这位大学生 说："我相信这些东西，但在我的生活中，它们并不占多大的地方。"他们的分析以这样的判断作结：在"中镇"，宗教似乎是"一种情绪稳 定剂，而把其他的作用 让给了价值定义领域的领袖。"

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证据优势，似乎支持这一判断。我们不妨把某些现象——比如全国各地对弗兰克·布克曼博士所领导的"牛津团 契"的净化福音主义以 及他们在1938～1939年间搞的"道德重整运动"的强烈兴趣——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某些激进分子——他们把教会看作是为了慰藉 富人、平息穷人而运转 的公共机构——不断增强的敌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回忆一下，礼拜日享乐的汽车洪流如何短暂地被中午徘徊在主街教堂外的男男女女所中 断；然后再比较一下， 有多少人在礼拜日傍晚祈祷，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收听查理·麦卡锡的广播剧——那么，你恐怕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大萧条的冲击并没 有让人们发现：教会有 能力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带给他们。

然而，就"宗教"这个词的更宽泛的意义而言——意指：人们赖以为生的价值，深深打动他们的那种忠诚，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己生 命中心的那种渴望—— 任何这样的冲击都可以有一种宗教的效果。你不妨想想一个年轻人在1932年那些黑暗日子里的评论："倘若有人走上了一条我真正相信的 本质之路，我会追随他 到天涯海角。"碰巧，这句话是在一家地下酒吧里说的，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时并不是依据清教徒的道德，甚或也不是依据基督徒的虔诚，而 是依据经济、政治和社 会的政策。时代已经为他这样的人产生了新的信条，新的虔诚。

但是，这些都是世俗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社会；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朝着经济拯救或社会拯救的方向走——无论这种拯救是从繁荣、正义还是从慈善的角 度来构想——它更多的 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群体或整个民族，而且，他们也是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寻求这种拯救。

就政治趋向而言，这些世俗的宗教狂热分子几乎涵盖了各色人等，光谱的一端是共产主义者，另一端是"自由联盟"的那些狂热成 员。他们包括：专家治国 论的狂热追随者，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库格林神父的经济计划，汤森计划，CIO（产业工会联合 会），当然还有新政。

关 于他们之间爆发战斗的方式——而且可以说，整个战场逐渐向左转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听到更多。眼下，我们只需说：这些寻求社会 拯救的新宗教当中，大多数都没有聚集起它们最强大的势头，直到"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或者说——大概更准确一些——在蜜月期间，新 政几乎把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了，或者让它们全都 黯然失色。正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热情之火烧得最旺：正是在这几年，纽约文人骚客们的聚会上，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共产主义的 同情者，他们充满热情 地随时准备以无产阶级的同志之谊与产业工人或谷租佃农携手合作，而在几年之前，他们还把这些人嘲弄为门肯所谓的"愚民大众"。

正是在这几年，出身名门望族 的大家闺秀以挑战的姿态迈步向前，去帮助罢工的制衣工人，或者，为了给旷日持久的"斯科茨伯勒案"中的海伍德·帕特森辩护而到处筹 钱；正是在这几年，大学 的知识分子开始做出乐意接受马克思的姿态，抗议赫斯特的新闻影片，并——带着些许幽默——组建了"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

公众注意力的焦点是如何完全集中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造反者的造反是如何彻底转入了这些渠道，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 提供一些暗 示：H．L．门肯——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是192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宠儿——已经风光不再，因为有一 点已经变得很 明显：门肯先生尽管在文学和道德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是个保守主义者——直到1933年，当他辞去主编之职的时 候，新一代的饱学之士便轻率地把他看作是一个过时的老古董。当天主教良风团在1934～1935年间把审查制度强加给电影 业的时候，知识分子并没有拍案而起，愤然捍卫表达的自 由。他们厌倦了这一切，他们的抗议虚弱无力。他们已经转向了新鲜的树林，以及新的牧场。

    34

然而，在喧哗骚动和大呼小叫地争论的下面，在为这样那样的事业而狂热兴奋的下面，依然有令人痛苦的怀疑。难题是如此令人困 惑，如此巨大无边。观念 的混乱是如此令人震惊。事物的变化是如此骇人听闻地迅速。这项计划，这一社会信条，今天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但明天会怎样呢？对很多 （即便不是大多数）美 国人来说，问题是如此复杂，找到稳妥的解决办法是如此没有希望，以至于任何社会热情都不能真正打动他们。尽管社会救世军的成员们正排 成认真热诚的队列，向 着五花八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标大踏步行进，但其他人却默不作声地站在路边，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国家有事情出了差错，但他们却一无所 知，更不能解决它，他们 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解决它。

到这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希出版了他的《自由的国度》（Land of the Free），通过这首诗，他引入了一句反复出现的 话：

"我们不知道，

我们说不出，

我们想知道"。

 more: Archibald MacLeish

一些与很多旱灾难民交谈过的观察者说，就是这几句话，经常挂在难民们都嘴边。还有无以 计数的人也是如此，要 么，他们的生活被大萧条给彻底颠覆；要么，他们自己并没有承受太严酷的损害，但他们认识到了，有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正发 生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 身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退回到冷漠或宿命论当中，退回到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安全庇护所的渴望当中。

　 　大萧条时代的美国，许多人正等待免费的食品赈济，

“斯帕姆午餐肉”就是这样大时代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