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之战实为一场遭遇战。日本联合舰队的目的地是辽东海岸的大孤山港，却在1894年9月17日10时20分偶然发现另一方向上的煤烟。日本舰队遂改变航向，朝煤烟方向行进。与此同时，临时停泊在距鸭绿江口12海里处海面上的北洋舰队也发现了敌舰的煤烟。迨至11时许，彼此皆确认对方为主力舰队，开始进入战斗准备。

海战的第一阶段为12时50分至14时30分，日方以单纵阵从几乎与北洋舰队横阵成垂直角度迎面驶来，突然又左转航向，趋北洋横阵右翼方向而来。丁汝昌等鉴于对方趋向己方右翼，遂下令各舰相应地右转船头45度，即坚持以舰首正面对敌，然后便集中火力猛然攻击对方位置靠前的“第一游击队”，使“吉野”等四舰接连中弹，以致舰船破损，人员伤亡，因而被迫于13时20分朝左旋方向作180度大转弯，逃离战场而去。

海战第二阶段为14时30分至15时30分，“第一游击队”在伊东祐亨指挥下，再次左转180度，试图与本队集合，完成对北洋舰队正面应战。恰逢此时，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西京丸”号发出指令，命令四舰再次回头救助已被北洋舰队围击的“比睿”和“赤城”舰。如此一来，日本误打误撞，“第一游击队”再次左转180度后，恰好与其本队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对北洋舰队前后夹击的包围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只能艰难地原地转动，冀以舰首火力应对两面之敌。但横阵的转动十分困难，阵形极易紊乱、队伍离散。15时左右，北洋舰队队形开始凌乱，各舰船各自为战，失去了全队的统一行动。严重负伤的“致远”号在邓世昌指挥下奋勇冲向“吉野”，撞敌未果而沉，继而不同程度受伤的各舰在日方“第一游击队”的分别围攻下，被迫先后远离旗舰。

海战第三阶段为15时30分以后至战斗结束。其间，“第一游击队”继续对北洋散退各舰围堵追击，形成以多打少、各个击破的局面，“经远”号因此而沉。另一方面，定、镇二舰同日方“本队”五舰的战斗则出现转机。“定远”主炮射出的一枚榴弹命中敌旗舰“松岛”，后者顿时烈焰冲天，死伤累累，日本“本队”五舰开始转攻为守，继而撤出战斗。至17时50分，日方“本队”招回“吉野”等四舰，远远退走，北洋舰队返航，海战遂告结束。

这次战斗后，中国方面失去了对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意义的北洋海区的制海权，京津地区直接暴露在日本进攻威胁之下。而日方由此将战争推及中国本土，转而从海上运输大量陆军，大举登陆辽东半岛，使中日战局急转直下。那么，失利的原因究竟何在？

战术失利偶然中有必然

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舰队遭受敌舰的腹背夹击。导致被前后夹击局面的原因虽属偶然因素，但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必然性。

在黄海之战中，日本模仿了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将领纳尔逊所用战术。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英国海军打破了传统的单纵队对射战术，创造出所谓“纳尔逊机动”的新战术，其具体步骤就是战前的“二队编成”和战时的“中间突破”。据纳尔逊本人解释说，传统单纵队对射的海战，是两个“单臂拳师”互相格斗，而“二队编成”则是同时使用双臂的拳师进行作战，具有显著的优点。

但是，黄海之役中，日本对纳尔逊战术的模仿只取得部分成功。当“定远”于12时50分打响第一炮之前，日本舰队曾进行过一个变阵动作，这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所嘲笑。马汉认为，日本指挥官伊东祐亨“竟以全队之腰向丁（此处以丁汝昌代指北洋舰队阵列）之头，拦丁之路，意在绕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英国远东海军司令斐利曼特则称：“为伊东计，奇险实不可思议，然伊东非糊涂之比，或自恃本船速率之灵捷，兼知敌军炮准之齵差，故冒险而为之也。”

那么，日舰队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行此令人骇怪之举？其真实缘故只能是模仿纳尔逊的中间突破战术而未成。因为这时北洋舰队并非如同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那样排成一列纵队，而是以二铁甲舰居中，列出“人”字横队，所以日舰队非但不能对之进行所谓中间突破，反而面临被包抄合围及迎头撞击的危险，于是在慌乱中遂赶忙转变航向，不得已而就势滑向北洋舰队右翼一侧，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日本“中间突破”未见成效，反而致使“第一游击队”被打得转身而逃，本队尾部三舰亦被北洋舰队切离队列。然而，日本学习纳尔逊战术的第二点——“二队编成”却获得了一定成功。如果日本舰队仍是单纵队，则在“直攻中坚”企图落空后，只能利用航速优势在远距离上环绕北洋舰队作转弯运动，同时进行炮战罢了。但因为他们事先进行二队编成，在偶然间形成了对己方有利的包围态势。而只要日本拥有船快、单纵队和“二队编成”这三点优势，形成对北洋舰队两面包围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这就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所在。

海军装备落后日本十年

除战术方面的因素外，海军装备水平亦是决定战争的核心要素。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欧美国家海军技术进步主要有三：第一，速射炮；第二，军舰高速度；第三，无烟火药。其中除无烟火药在甲午战前尚未广泛使用外，另外两项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应用，但应用者却是日本舰队。

先谈速射炮。1887年，英国首先发明中口径速射炮并于同年装备军舰。至甲午战争时，120毫米口径速射炮的射速为每分钟8-10发，150毫米口径速射炮为每分钟6发，而相同口径的普通舰炮约为每分钟1.2发。前者是后者的5-8倍。

然而，对于这种中口径速射炮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这是因为，相对大口径舰炮，此种速射炮射程较短、炮弹威力较小。所以在黄海海战中，日舰一般只在与北洋舰队处于3000米以内时才能射击，定、镇、来、靖诸舰所中炮弹虽各有159发、220发、225发和110发之多，但二铁舰并未受重创，“来远”、“靖远”二舰亦未因此沉没。而定、镇二舰的305毫米口径巨炮所射炮弹，只须命中敌舰一发，就能产生重大效果，如日本旗舰“松岛”几至沉没。因此，中口径速射炮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可以大量装置在舰船的舷侧部位，这正是机动灵活的单纵阵战术的物质基础之所在。

其次是舰船速度，这主要取决于发动机的技术性能。北洋舰队的定、镇两舰制造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每舰7300吨的排水量却只有6000马力的推进功率。而日本舰队制造于90年代初的“吉野”一舰，以4200吨的排水量却有15970马力的推进功率，对比十分明显。

在19世纪中后期，舰用蒸汽机曾经历过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单机膨胀式主机”，热效率很低；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以后的“二级膨胀式主机”；第三阶段则是80年代中叶以后的“三级膨胀式主机”。北洋舰队全部主力舰船的发动机，除“平远”舰外，其余均属于第二阶段。而日本舰队之各舰主机，除“扶桑”、“比睿”系70年代产品之外，或为第二阶段后期水平，或为第三阶段早期水平——“吉野”舰主机则属第三阶段中后期水平。

在攻击方面，日方舰队因为新式速射炮而拥有一定优势；在防护方面，北洋舰队由于厚重装备而处于某种优势地位。但在机动力方面，日本舰队远远领先于北洋舰队。黄海之战中，日方舰队具有强大机动力，而北洋舰队却只能采用运动笨拙艰难、极易引起队伍离散的落后横阵，这种机动力的显著差距则正是双方技术装备差距所导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日方学者在关于当时两国舰队实力对比问题上多主张日弱华强，甚至称日本海军“与清国海军相比，是绝对无法与之对抗的极弱小的力量”云云，这是全然不顾事实的说法。他们这样说的用意大概不外两点：其一，为了宣扬日本军队的所谓“武士道精神”，犹云物质力量虽弱但却以弱胜强；其二，为了掩饰日本方面蓄意发动这场战争的事实真相，犹云尽管日方实力弱小但也不得不应战。中日两国舰队在技术装备水平上的十年差距这一事实，既是日本敢于挑起甲午战争的军事根据，也必然对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一战——黄海之战——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

战略误判导致失败苦果

黄海海战的失利，绝对不能忽视战略上的原因。北洋舰队在甲午战前长期未曾添购新舰，由此导致中日双方技术装备水平差距。其原因就在清廷自1885年天津谈判以后，在思想上丧失了对日本的警惕和防范之心，致使整个国防战略发生严重失误。

在国防战略中，对主要敌国的认识与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力量中心近在咫尺，在地理上天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上应该加以防范的对象。甲午战前的二十余年间，清朝当局实在应该坚持不懈地奉行防日战略，密切注视其扩军动向，并针锋相对地采取防范措施。但遗憾的是，清廷只是在日本已经实施侵略行径时，才会在现实刺激下采取一定措施，如1885年以前定、镇等舰的购置。一旦日本暂无动作，清朝的防日思想便大为消蜕。1885年以后，由于日本表面上对朝鲜和中国不动声色，尽量避免刺激行径，遂使李鸿章等人全然不以日本为意，却对当时尚不能对中国构成根本威胁的俄国大加警戒，因此有挪用海军经费加练东北旗兵之事，以及针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筹建而抢先修筑关东铁路之举。

正因为清朝当局在甲午前十年间注重防俄而疏于防日，才在思想上丝毫没有添购军舰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而决非因经费的缘故。要知道，在强烈危机感的驱迫下，经费上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可设法解决。

黄海海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首先，要从宏观的国防战略上要认清谁是主要对手，才能使得各项工作轻重有别，避免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其次，要深刻认识到战术和战斗力的发挥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装备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今，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大国，而且正力图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其以“自卫队”名义发展着的陆、海、空三军实力十分可观，尤其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上更居于世界前列。因此，有关黄海海战的战略战术探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潘向明。）

潘向明（1951-2013）辽宁丹东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专攻晚清政治、军事、中外关系及边疆宗教史，著有《清通鉴·光绪朝（上）》《清史编年（第11卷）》《新疆和卓家族叛乱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他于1995年完成博士论文《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研究——关于清朝所以失败的原因》，因不断致力于吸收新资料、新成果，故不断修改，至去世时亦未及出版。该文系其学生据其遗稿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