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兒點評：忠孝禮義仁，是大和民族的核心價值。

日本繼承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孝、忠和禮義，但是卻拋棄了仁。例如，進入商業領域裡，在公司倫理上，日本員工必須要誓死效忠公司。他們對公司的忠誠度壓到一切，直至漠視了其公司對消費者利益的莊嚴承諾――“仁”！。

頑固“死忠”的日本企業文化，最大的典型就是早已面臨着巨大問題日本豐田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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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2231

汽車召回在美國是家常便飯，平均每賣出100輛就有10輛汽車被召回，通用、福特、豐田概莫能外。豐田章男今日的處境，與2001年美國小福特非常相似，福特轉危為機涅槃重生，豐田最終能否走出泥潭？



巔峰過後是深淵。

2009年年初，豐田才幹掉通用，登頂全球最大汽車公司，到年底，就遇上了800萬輛汽車的“召回門”；豐田總裁豐田章男才使“豐田姓氏”回歸總裁大位，就被迫在日本、美國和中國開始道歉之旅：2010年1月29日，瑞士達沃斯，豐田章男被媒體追擊無奈表示：“對於令消費者不安一事，我深感抱歉。”2月5日在日本，2月24日在美國，3月1日在中國，豐田章男一遍遍地向消費者表達歉意，一次次在媒體的聚光燈前鞠躬，卻仍然不能解答公眾心中的疑惑。

在美國，豐田汽車2010年2月份共售出新車100027輛，較去年同期減少8.7%，是自1998年以來的新低，而12.8%的市場占有率也較去年同期下滑了3.1個百分點，市場占有率一下回到5年之前，排名也被福特超過，退居第三。

1月份是中國汽車的銷售旺季，多家車廠銷量同比增長超過100%，豐田銷量卻跌出前十，由於1月份豐田召回事件影響還未急速發酵，在豐田對中國國產的7萬輛RAV4實施召回後，不少地方已出現退訂RAV4的情況,豐田後續表現堪憂。

市場失利之外，豐田還需付出超過20億美元的召回費用，此外，在美國因豐田汽車缺陷導致的死亡數目前已增加到37人，涉及29起事故。截至2月中旬，全美累計有44宗針對豐田的集體訴訟，涉及36億美元。而在股市上，豐田股價的下跌更是以百億美元計。

其實，汽車召回在美國是家常便飯，在美國，平均每賣出100輛汽車就有10輛被召回。福特汽車因巡航控制開關不良（其可能發生的危險絕不亞於此次豐田召回），實施了延續10年、多達1490萬輛的召回，創下史上最大規模召回紀錄，福特召回前，曾導致270人死亡和800人受傷，還因此與合作了95年的凡士通輪胎互相拆台，最終分道揚鑣。通用同樣實施過召回，1971年12月，由於節流聯動裝置受影響可能使車輛突然加速，並導致汽車失控，通用召回670萬輛汽車。

為何豐田的此次召回卻遭到各方如此“過激”的反應？除了美國政府的“陽謀”，如奧巴馬政府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機會（尤其是通用和克萊斯勒等美國“國企”），通過對豐田的敲打抑制不斷提高的失業率、挽回不斷下滑的支持率外，豐田其實是一步步滑進了自己挖下的泥潭。

一塊腳墊引發的風波

豐田召回門起因是一起交通事故。

2009年8月，加利福尼亞州高速公路巡警馬克·塞勒和家人駕駛一輛雷克薩斯ES350轎車行駛在125號州際公路時，車輛突然失控，燃起大火，塞勒和家人全部喪生。報警電話記錄顯示，事故發生1分鐘前，和塞勒同車的一名家人打電話報警，說汽車油門不能回彈，制動也不起作用。

對於此次事故的調查被集中在一塊顯得無關緊要的腳墊上：由於腳墊滑動，卡住油門而導致車輛失控。2009年9月29日，豐田汽車宣布：計劃召回在美國銷售的380萬輛汽車，而在此前的2007年，豐田就已因腳墊容易向前滑動導致油門出現異常狀況，而在美國召回了5.5萬輛凱美瑞和雷克薩斯ES350。
事情並不只是一塊腳墊那麼簡單，2009年11月8日美國《洛杉磯時報》等媒體對豐田“自動加速門”的調查，發現自動加速源於汽車設計缺陷，豐田此後不得不增加了召回數量，達到426萬輛，但仍稱是腳墊問題。

事情並未結束。今年1月21日，豐田再次在美國召回230萬輛汽車，此次召回原因也許離事實更近：是CTS油門踏板問題。相較汽車腳墊，油門踏板對汽車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加上媒體不斷披露因自動加速而發生的多起傷亡事故，以及豐田汽車美國公司前雇員迪米特斯·比勒對豐田提起的訴訟，顯示豐田多年以來一直竭力通過“私了”處理消費者的糾紛，豐田信任值頃刻間降到低點。

此後，即使豐田陸續在歐洲、中國、澳洲實施召回，然而已經難以起到亡羊補牢的效用，反而因層出不窮的剎車、ABS、輸油管路問題，更令美國人對豐田產生更大疑問。3月2日上午10點，美國國會就豐田召回事件舉行第三次聽證會，諸多國會議員都表示豐田汽車的電子油門設計存在缺陷，而豐田卻有所隱瞞。與之相印證的是， 3月1日豐田章男在北京時，他一改美國聽證會上對“電子油門不存在設計問題”的說法，表示 “電子節氣閥的控制系統問題”也是導致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

丟失的傳統

豐田章男在美國聽證會上表示：“非常坦白地說，我們發展的速度或許太快了。”

豐田公司長期以來安全第一、質量第二、銷量第三的價值觀“變得混亂”。過度追求擴張速度，使得豐田無暇傾聽消費者的聲音——而這恰恰是豐田當初成功進入美國的立身之本：為了設計出符合美國消費者需要的汽車，豐田曾派調查者以學習英語為名在美國普通家庭呆了半年之久，根據他們的生活習慣來決定汽車的設計；在1989年雷克薩斯品牌推出之初，豐田就因尾燈過熱等一系列故障而在第一時間主動召回首款車型LS400，當時，美國公司負責人給每位被召回車輛的車主寄去有他親筆簽名的道歉信，維修小組還親自前往顧客那裡提供維修服務，並在召回檢修完成後將車洗乾淨並將油箱加滿。

20年後，這種光榮傳統已經一去不復返。豐田章男則一直到1月29日才面對媒體，1月31日美國的主流報紙上才出現豐田汽車的召回公關廣告。儘管豐男章男終於在2月5日在日本道歉，但鞠躬的度數竟然被日本媒體戲稱為像是在打招呼。儘管他在出席美國聽證會時聲淚俱下，但已經於事無補，其後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不僅只有短短1小時，而且更被指為照本宣科，並事先打點好媒體。

2月24日，美國聽證會上，眾議員約翰·邁卡當眾出示了一份豐田華盛頓分公司2009年7月的內部資料，顯示該分公司邀功稱，在2007年9月曾成功說服美國質量監察部門停止對其出現突然加速的車型進行調查，進而逃過了一項大規模強制召回法令，該公司稱這些有問題的汽車只是腳踏墊卡住油門，因此只需要“設備召修”，而非較嚴重的全車召修，結果省下一億美元，更是加深了各方對豐田“草菅人命”的負面聯想。

同一天，美國田納西州退休婦女朗達·史密斯在聽證會上作證，在2006年10月她就已經遭遇了一次生死加速，然而與豐田交涉了數個月之久甚至投訴到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都沒有結果，如果從彼時算起，豐田的召回已經拖了整整有三年時間，而這幾年正是豐田在美國攻城略地的時期，豐田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從2003年的10%左右，一路提升至最高超過17%，本可在較小範圍之內解決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日企的“菊與刀”

豐田章男的今日處境，與2001年美國小福特（William Clay “Bill”Ford Jr）上任時非常相似。從1999年開始，發生了多起福特汽車上的凡士通輪胎爆炸事故，雖然福特和凡士通互相推諉，最後仍然不得不共同實施召回。福特公司花費了135億美元替換了安裝在其Explorer SUV系列汽車上的2000萬個輪胎。危機之後小福特接任，當時福特已經從1999年盈利65億美元，跌到2001虧損54.5億美元的境地。如此巨大的壓力促使小福特轉向東方哲學如禪宗、藏傳佛教和內觀禪修法來平衡身心，東方哲學還為他指引了一條“綠色福特汽車公司”的道路，最終帶領公司重回正軌。

而本身即為東方人的豐田章男，能否如小福特一般力挽狂瀾？

《菊與刀》把日本人性格中的兩個極端喻為菊與刀，召回事件中，豐田和豐田章男的表現又一次印證了此點。菊是他們的態度，柔軟而謙恭，在國會屢次被斥責“為你感到羞恥”，豐田仍然表現得節制而有禮；然而像刀一樣堅固和堅持的，卻是豐田堅稱召回並不是由於油門踏板電子元件缺陷所致，在召回“什麼原因”、“怎麼解決”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公眾依然不甚清楚。

其後，豐田章男在北京接受電視節目專訪時，面對芮成鋼“為什麼中美消費者得到服務差別那麼大”的提問，他以世界各地的麻婆豆腐口味不同作比，表示汽車是根據道路以及使用環境等設計的，不同的國家豐田提供的車是不一樣的，當然服務就不一樣。

《菊與刀》中指出，日本繼承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孝與忠，但是卻拋棄了仁。因此在公司倫理上，日本員工必須要忠於公司，他們對公司的忠誠度超過了其對消費者利益――“仁”的關注。不管是雪印乳品事件，還是松下電器爆炸事件、索尼電視機召回事件，日本企業在召回問題上表現得總是驚人的相似，一開始反應遲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隱瞞不住了，就閃爍其詞，直到證據確鑿，召回才姍姍來遲，承認問題的存在，而這時對於公司的損害已經造成。

具體到豐田，當2007年作為豐田汽車董事會中唯一的一個外國人、豐田北美總經理吉姆·普瑞斯(Jim Press)離職之後，豐田汽車也就失去了向日本董事會傳遞美國信息的最有效渠道。同樣，雷克薩斯營銷副總裁黛博拉·威爾·梅耶(Deborah Wahl Meyer)和雷克薩斯品牌總經理吉姆·法雷(Jim Farley)在同一年的離職也使豐田失去了高級本土人才，頑固“死忠”的企業文化，才是豐田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才是大企業病，以及曾經取得成功、現在卻廣受質疑的極端成本控制、零部件企業近親化等弊端。

而在中國，由於消費者保護制度非常不健全，更是成為日系產品召回的真空地帶。在豐田章男來北京之前，沒有任何一個豐田中國的高管對召回事件發表任何歉意，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豐田章男在會場裡鞠躬道歉時，會場外真正的消費者——維權的車主卻被工作人員無情地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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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niubb.net/article/889925-1/1/

日本倫理中的忠孝思想

（原作者：楊征權　桂花）【摘 要】“忠”和“孝”同為日本倫理的重要德目，其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而又有所變異。本文以《菊與刀》對日本“忠”、“孝”思想的論述為切入點，對中日兩國的“忠”、“孝”思想進行比較分析，以求較為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日本；倫理體系；忠；孝
《菊與刀》為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作者以此命名，並非從此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徵稱為“恥感文化”以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眾多讀者，本文作者對於該書第六章“報恩於萬一”論及的“忠”、“孝”思想頗感興趣，由此聯想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忠、孝”，並加以比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淵源
簡單地講，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發展在明治維新前就與中國緊相關聯。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紀，但見於史書記載的是《日本書紀》：公元285年，儒教傳入日本。“百濟使阿直歧來貢良馬，帝即命之養焉。阿直歧能通經傳，皇太子師之。”後來王仁渡海至日本，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皇太子學焉”。日本“大化改新”前，聖德太子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從中國引入了儒家思想。聖德太子親擬的《憲法》十七條，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語為骨幹的，採用了大量四書五經中的典故、成語和資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寶律令》規定把儒學作為重要課程，在全國講授，以《周易》、《尚書》、《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為教本，將《論語》、《孝經》定為必修課。公元137年開始祀孔，行釋奠之禮。到奈良時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個階層。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詔，令全國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經》，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貞婦”，地方官吏要隨時奏聞以便表彰。國家考選官吏，試題幾乎都是儒學、漢學內容。從鎌倉幕府到江戶時期，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尤其是江戶時期，儒學在日本達到鼎盛。日本的儒學學說，以中國的儒家思想為“藍本”，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標，因而受到日本統治者的重視，並作為統治與管理國家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對日本的倫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形成日本的文化傳統、道德習俗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日本倫理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忠”和“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倫理體系是圍繞“恩情”來建構的。日本人“總自認是歷史的負恩人”，他們“承認對過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僅如此，他們欠的恩情不僅是對過去，而且在當前，在每天與別人的接觸中增加他們所欠的恩情。他們的日常意志和行為都發自這種報恩感。”日本人強烈的責任感也正是根源於這種報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義極其廣泛，幾乎包括了一個人所負的債務和恩情，例如，“義務”、“忠誠”，“關切”、“愛”等。恩主是多層次的，上至“他那個生活圈的最高上級”，這個人物隨着時代而變化，曾經是各地的地頭、封建領主或將軍，現在側是天皇。“恩”是債務，而且必須償還。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類，依其地位可列為：皇恩——親恩——主恩——師恩——一生中與各種人接觸時所接受的恩。對恩的報答構成不同道德體系：義務和情義。依次為忠（對天皇、法律、國家的義務）——孝（對雙親、祖先的的義務）——任務（對自己工作的義務）——對社會的情義（即對主君、近親、他人、非近親的義務）——對自己名聲的情面。在日本的倫理體系中，“忠”、“孝”處於最高位。兩者都具強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這種強制性來自傳統，在日本，忠、孝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這與中國大不相同，在中國忠、孝之上還有更高層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應該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時，採取了防禦性的民族主義立場。公元7世紀初，日本聖德太子着手引進中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識到，中國那套制度所依據的儒家哲學有與他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於一切，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來反對並推翻他。天子能否永據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職，均取決於他們是否施仁政。因此，聖德太子認為，除非修改這個對中國來說是有效的政治實踐，否則，就不能在未來的改革中保護皇族。聖德太子劃清了中國人的思想原則和他的實踐能力之間的區別界限，小心翼翼地驗證他們的精神是否適合於日本。如果發現中國儒家哲學中的某些成分不適合或不稱心，那就完全拋棄或大加修改。雖然聖德太子熱衷於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國水準，但他並不想接受中國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國有價值的東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聖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無人可以統治全國，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臨危機的時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鎮靜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忠、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確立。
三、“忠”的內涵及對日本社會的意義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對皇恩的報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為神聖，使之與人間喧囂的現實生活完全隔離，“天皇是遠離一切世俗雜慮的聖父。對天皇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它必須成為一種對幻想出來的、一塵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誠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徵，但從未作為實際統治者發揮作用，“為天皇盡忠”成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們的行為。在封建時代，日本人的“忠”是對世俗首領將軍、主君的義務。明治維新的先驅及其領導者為了實現日本精神的統一，高呼“忠於天皇”的口號，向幕府進行了長達數年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得以把“忠”的對象從將軍轉移到象徵性的天皇。“忠”的對象之所以能夠順利轉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間傳說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整個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個皇室，萬世一系，繼承皇位。既然“忠”應當獻給等級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獻給天皇。正是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國，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無限的權力和極強的權威性。他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他的話語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國的封建時代卻是一部經常改朝換代的歷史，一治一亂交替出現。“皇位輪流坐，今年到我家”這句民諺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潛在的取代意識。“臣忠”不過是種情性的服從，當“官逼民反”時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國的“忠”是一種以“仁”為前提的，相對動態的“忠”，故有“大丈夫當事明主”，“良禽擇木而棲”之說。日本人對天皇的忠是無條件的，自覺的奉獻，是一種信仰。中國人的“忠”是對統治者正直行為的回應。（原作者：楊征權　桂花）四、日本的孝道
四、日本的“孝”是僅次於“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在與對天皇的義務相衝突時可以廢除孝道，此外，無論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壞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國的孝道更加絕對化，其內涵也更為廣泛。在中國孝的本義為“善事父母”。孔子認為“孝”產生於子女對父母之愛的回報。“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導的“孝”的根本標準。“生事之以禮”，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還應當對父母的過失進行恰當的規諫，但不能違背父母的意願，勉強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見。“生事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奉養父母的外部行為，尤其強調孝子愛敬父母的內心狀態和真情實感；不但強調孝子對父母的服從，而且強調孝子對父母進行一定程度的諍諫。這種“孝”是基於愛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則的行為，是一種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覺行為。“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對已經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禮儀的規定，更強調居喪祭祀期間的情感態度必須哀戚和恭敬。這種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禮”一樣，亦來自對父母的愛心和敬意，是發自內心的誠摯的自覺行為。
五、小結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對日本“忠、孝”的詮釋，是建立在“恩”的基礎之上，結合日本的歷史，和對東西文化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其憑藉的是間接資料，可以想象對“忠、孝”的述評並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讓讀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實上，日本的“忠、”和“孝”與中國的儒家思想關係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加以變通，形成其獨有的“忠、孝”理念，但歷史是發展的，隨着日本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民主思想的影響，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愈加鮮明。今天的日本人雖然保留這種倫理精神，但其內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嬗變。所以對於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眾，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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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家驊 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會鵬 中國人與日本人 [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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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暉. 中日近代化進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較[J]. 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4（1）.
作者簡介：
楊征權，男， 碩士， 達州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研究方向：少數民族文化與旅遊經濟。
桂花，女，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應用語言學、少數民族經濟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