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1949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當知青期間，認識並師從於著名禪師、一代武術家海燈法師（虛雲禪師所傳之溈仰宗法脈傳人）。

領導者的“氣局”
   熊總要我和大家聊一下“用人”，這個本來不該我來講，因為我是一個“山野之人”，從來不會用人，書院搞了這麼多年 ，我都是抄手“掌柜” ，從來都不管，讓大家都參與。所以要說用人，我確實沒有經驗可談。沒有經驗可談，但能不能談？我想，我也能談點“書生”的感覺。

   用人，肯定是在團隊裡面的事情，或者是一個國家機器裡面的事情，是一個集體的事。在中國乃至世界任何社會之中，肯定都有“尊卑上下”，一個家有家長，一個企業有老闆，一個國家有元首，一個地方有長官。要想一個團隊，一個政權機器正常運作起來，需要各就各位。我們把國家作為一個機器，或者把企業作為一架機器，那都有相應的部件，有相應的系統。

   拿人的生命來說，人也有若干係統：頭腦、軀幹、四肢、眼耳鼻舌，五臟六腑，這些器官共同組成了一個活的生命。每一個人，又組成了一個企業，一個團隊，一個國家。團隊要運行，就必須有相應的機構互相協作、互相協調，上下溝通，左右循環，達成一種流動的、活潑的、有生氣的這麼一種生命形態。

   一個國家，在興旺的時期，皇上一定聖明，大臣們也賢明，各行各業，各個衙門，都比較有序，企業也一樣。如果一個國家走入末路，或者一個企業走入末路，首先是老闆的腦袋發昏，出昏招，下面的各個部門各自為政，互不相讓，都是條條塊塊、自作主張，就會弄得每個人很難受。如果我們個人生命體的內部不溝通，心肝脾肺腎互不溝通，這就該死人了。作為一個企業來說，如果各個部門，人事、財務、物資、銷售都各自為政，自以為可以當老大，不為整個企業服務，那麼這個企業也該“下課”了。

   作為一個領導者，如何用人是一個學問。這是什麼樣的學問？在中國學說里，常常談到一個人的“氣局”。老闆的心胸是大量的還是小氣？老闆是賢達還是成天疑神信鬼？豁達大度，如劉邦那樣的領導，就可以做到任人不疑、疑人不用，可以讓下面的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如果老闆像項羽一樣，或者像三國裡面的袁術、袁紹這樣的人，儘管下面良將謀士也很多，但是他們“好謀而無斷”“謀而無決”，用人不能自始至終。既不能像劉備用諸葛亮，放手去用，也不像曹操一樣，該用哪個就用哪個，徹底放心，一用到底。

   領導者在用人上，本身有他的氣局和氣量，也有他自己的識人之術。我們看曾國藩的《冰鑒》裡面談用人之術，要相人，看你這個人吉利不吉利，看你這個人心胸如何，看你在面對富貴、面對患難時有沒有擔當能力。《冰鑒》裡面談的多是用人之術，是通過“相法”這個途徑來談。還有三國時期的《人物誌》，也在談這些，也要談相人，我們和人打交道怎麼識人？在識人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用人。

相信他，就要放膽放權

   用人，肯定有個前題。以前都說，要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親，這是個理念，肯定應該用人為賢，不能用人為親。但是在實際使用中，就應該用人為親，不能用人為疏。是不是賢人，你咋個曉得？剛剛招聘進來的人，你拿哪個崗位給他？還是要通過從陌生到熟悉，通過一系列的考察，才能對他有個全面綜合的判斷、評估，然後放到適當的崗位上去。所以，我們在用人上，肯定先用人為親，但是用人為親不是把一些蠢材、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用上去，我們用人為親，還是要用人為賢。對疏遠的人、對初接觸的人，必須要通過一段時間的考核、熟悉、溝通。就像龐統到劉備那裡去，劉備看他相貌，不喜歡，讓他坐冷板凳；到曹操那裡，根本不料理他；到孫權那裡，也是這樣，都沒有給他表現的機會。龐統留在劉備身邊，是因為諸葛亮當了說客，才派張飛到他任縣令的地方去視察。張飛視察後，覺得龐先生確實是天下奇才，劉皇叔這才放心，後來才重用了龐統，僅次於諸葛亮，有了“二軍師”的地位。

   我們用人要熟悉，要了解，就像熟悉機器各個部件一樣，不管是齒輪、螺絲釘、發動機或者電腦主機，是一個什麼角色，能勝任什麼工作，在德行上沒有偏差，那就應該放手讓他去做，要給他創造條件，還要給以充分的權力，要給時間，讓他去完成他應該做的事情。這個就是中國古人說的“信之、任之”。要相信他、放膽使用他。

   當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不可能事必躬親，啥子都能夠指揮。敵後根據地的各路諸侯，四大野戰軍，在和老蔣打仗的時候，都是“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不然，怎麼隨機應變？戰場上軍機瞬息萬變，不給地方首長們充分自決權，怎麼能夠勝利？蔣介石呢？部署一個團到哪裡，都要給蔣介石匯報，要給總參謀部匯報，需要多少槍支、多少彈藥，與哪個部隊會合，走那條路線，都要通過南京來運作，這樣就貽誤了戰機。

   大家看中國歷代的縣誌、省志，很多事情都是處於“自治”狀態，既然朝廷任命你到一個地方去當差，那麼只要你不違反“四書五經”的原則，不違反歷朝先王所制定的法規，那麼具體的事情你自己去料理就行了，沒有必要天天打報告、寫奏本，請示皇上，沒有這個必要嘛。

   用人最怕的就是“用而不信，信而不任，任而不專”。以上就是作為領導在用人上的幾個衡量標準。疑人肯定不用，用了還要去疑就不行，任命了又不給具體的職務、不給具體的權力，搞個“虛銜”在那裡放起也不行。真正用人，說起來都是老闆的事情，老闆們要多去琢磨一下如何識人、如何察人，以及用人的技
巧。

要用“活人”，不能用“死人”
   中國歷代都講“平衡”。秦始皇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有宰相，就有把宰相監控起來的御史大夫。中書、尚書、門下三省，是古代皇權下面的三權分立，漢唐宋元明清都有，起到了互相監督的作用。到了XXD時期，不論司令員怎麼了不起，還要配個政委，司令員下面還有幾個副司令員，政委下面還有副政委，當然，還有參謀部、後勤部、裝備部、政治部一系列的部門，使權力達到一種平衡，不能讓某種權力“坐大”，威脅到朝廷的生存，威脅到朝廷的安全。

   當老闆也是這樣的，當董事長的不可能讓總經理太大，董事長權都沒有了就不行。而且，還要在用人、財務等方面都有制衡。上次張子庫講他們美國的公司，他們很民主，每一個部門給予你充分的權力，也給予你充分的義務，都有相應的效益，讓你好好去干。老闆和員工之間很平等，他們老大來了，一樣在公司裡面吃盒飯，就和熊總那裡一樣的，也沒有專車迎送，人家自己打的就來了。人家是是幾百億的大企業喲，公司裡面沒有專車接送老闆。我有幾次到他們那裡去上課，都是租車公司接送的。公司不養車，沒有接待車，也沒有接待費，大家吃盒飯，要招待客人自己掏腰包。偶爾有些接待任務可以報賬，但都是很少的錢。正是因為這種平等，沒有什麼條條框框來限制下面的職工，就給了職工和中上層幹部獨立發展的空間。

   如今，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競爭如此激烈的這麼一種情況下，我們在座的朋友們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做穩、做強、做大？是不是也能像這個美資公司一樣，沒有過多的限制，沒有過多的條文，沒有早請示晚匯報，沒有這些呢？美國老闆對職工，對各層幹部似乎都有點“無為而治”，但是規矩很明確，契約很明顯，契約主義，條條款款寫清楚了的，不能去犯，要遵守，但是條條款款又不很複雜，沒有把大家手腳捆死，給予了充分自由發揮的空間。

   所以，在用人上，一方面要讓所用之人儘自己的職責、不能違規，同時也要給別人留足創造性的空間。我們用人，要用“活人”，不能用“死人”。要用有思想的人，有創造的人，有開拓性精神的人。

   大家看馬雲之所以是馬雲，他就是和其他公司老闆不一樣，有開拓精神，沒有給職工那麼多“腳鐐手銬”，馬雲充分鼓勵職工們去思考、去創新。“把職工認為是傻子，這個老闆的腦袋一定有問題。”這個是馬雲的話。因為他幹了這麼多年，開始的時候也是認為只有他最聰明，職工都是笨蛋。幹了幾年後，他覺得自己才是笨蛋，職工是英雄。這一下他贏了，整個團隊非常優秀。他已經形成了一種機制——能者上，不能者下。這個機制是自然的，大家心悅誠服，不像以前中國靠資歷的老慣例，我是老革命，坐了這把椅子，我就不走，到了一定的工齡，職位自然要升上去，工資也要漲。“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職務是“公器”，不是哪個人的私器，也不是你一坐就穩了，可以一輩子坐下去，搞終身制，那是不行的。如果有更能勝任這個職位的，你就應該“下課”。

   所以，“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個話沒有錯，要讓優秀的人來坐這個位置。你能優秀幾年，那麼你就坐幾年，有更優秀的人來，你就讓位、就讓賢。所以，用人還是要有流動性，不能一個地方一個人坐死了，那樣就沒有生機。我們每天都要吃飯，每天都要出汗、大小便，這個叫新陳代謝。搞經濟的人，都知道資金要“活”，錢放在那裡不動是不行的。一百萬放出去，幾天能收回來產生利益，那就是能人。如果一年才收回來，那證明你太笨了。三五天就回來，流通越快，利益越大，發財頻率越高，這個就不得了。

   企業管理同樣是這個道理，人才的進出，人才的流動有穩定性，但是穩定性不能排斥流動性，流動性也不能排斥穩定性。一個部門沒有穩定性不行，不管四年一任還是五年一任都有合理性，但在一個位子上坐久了，難免思想會僵化，所以我們還是提倡用人在穩定中流動，在流動之中穩定。如果有更優秀的人，像我們張模範這樣的人，就要永遠留住，毫不客氣，因為她是寶貝啊，肯付出，走到哪裡都受歡迎。

日本人為什麼只瞧得起“漢唐”的中國人呢？

   用人的確有這麼幾條大的原則。這個原則不能講情面，如果講情面就完了。一團和氣，都看老大的臉色，唯唯諾諾，那麼這個團隊就不行。古人早就說過：“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如何兼聽？就要允許不同意見出現。如何正確地聽不同意見，就要養成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這麼一種胸懷。

   熊總，你那裡還是可以養一兩個專門給你公司提意見的人，我覺得這樣才對。不能大家都覺得對對對、好好好，落入一種虛偽，自欺欺人。一個企業搞好了，搞出成效以後，歌舞昇平，大家都是一片誦吟之聲，這個就是危機要出現的時候了，大家都掩蓋危機、迴避危機，這就要產生麻煩。所以，應該養點人提意見、挑漏眼，這個非常重要。中國曆朝歷代，包括文景之治、開元之治、貞觀之治，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專門養了一些“清流”，“諫官”來挑漏眼、提意見。管你是曾國藩還是李世民，就要指你的鼻子，戳你的眼睛，因為“言者無罪”，但是有一條，就是罵了皇上都不追究，都是“不問責”，批評大臣就更沒有責任了，皇上巴不得你給大臣挑刺，使他放心。

   現在的中國人真的有點麻煩，朋友之間你好我好大家好，一點意見都提不得，一提意見就蹦八丈高，心裏面就有釘子，不舒服、不安逸。要麼就成仇人，要麼就大家互相敷衍，都沒有本朴的情懷，該說啥子就說啥子，不對就不對嘛。X侖的惰性強，我就多次指出，X侖你還是要精進點，那麼年輕不能太惰了。那天凱哥講課，我覺得他囉囉嗦嗦的，說了半天沒有說到正題，我就直接點出來。如果我也順着說，凱哥講得好，那人家就沒有更新的機。不對就是不對，該調整就調整，不能天天說好話，沒有壞話，咋個要得？

   所以，我們要有諍友，直友，諒友，不能有佞友。如果有佞友，大家在一起狐朋狗黨，做酒肉朋友，這樣過日子就會使人腐朽墮落。日本人為什麼瞧不起現代的中國人，只瞧得起“漢唐”的中國人呢？漢唐的中國人有“士”的精神，有大丈夫精神，真君子精神。宋以後，並不是說沒有，但是太儒雅，太文弱了；明清兩代就更不敢“恭維”了，所以日本人都瞧不起中國人，說自己才是漢唐的直系，是繼承者。包括韓國都說，他們才是中國人，是真華夏，現在的中國人自從元朝以後，都“蠻夷化”了。坦誠點說，只有溫州、廣東潮汕地區、福建某些地方還保存着漢唐遺風，所以，我經常提，要讀“四書五經”，讀“孔孟老莊”，讀《史記》，這些東西就浸透了漢唐文化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表現得“質樸”，宋以後就太“文”了。宋以後就是文勝質，在漢唐時還有點“質勝文”。

心性上的“易經洗髓”

   不管是“識人”也好，“用人”也好，落腳點，仍然在個人的心性修養上。心性修養說來說去還是“仁義禮智信”。這個“仁義禮智信”，要浸到骨頭裡，不是作為一件衣服穿起。如果把這個作為一件衣服穿起，面子是，里子不是，那不行，要在我們心性上“易經洗髓”，真正達到在骨子裡透出的一種氣象，那就是士大夫的精神。成為了這樣的人，老闆使用起來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所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上下不疑，相得益彰，這樣才會“信而用，用而專”，就怕你信而不用，用而不專，那就麻煩了。

   我們以劉邦為例，他就會用人。參謀部首先是張良、陳平，這個就用得好；後勤部用蕭何，打仗十幾年從來不愁糧餉，不愁兵源；司令部用韓信，百戰百勝。當然，成功的人都是會用人的，朱元璋，多爾袞，都會用人，都用得恰到好處。曾國藩也會用人，也用得恰到好處；袁世凱用人就不能和曾國藩相比，李鴻章用人也不能和曾國藩相比。曾國藩用人不腐朽，沒有什麼親情、師生、利害方面的衝突，他用人很果決的，該咋個就咋個用；李鴻章後期用親信多，只用淮軍系統的；袁世凱更是用自己的親信，他手下那一批人在能力、本身、德行方面不可能和曾國藩時代相比，所以一代不如一代。

   我們現在在座的都是普通民眾，是基層群眾，好一點的，是熊總他們幾個企業家。吳老師雖然是大學的博導，社會地位還是在基層，還不能說中層，更不能說上層。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能討論怎麼為人。

   首先，自己在生活之中，在社會交往之中，要多與君子打交道，因為人以類聚，物以群分，你自己是君子，自然有君子的眷屬、君子的朋友；如果和小人打交道，天天就是海吃海喝，你自己的精神和氣象提得起來嗎？只能相與墮落，佛教裡面叫“增下緣”，不是增上緣。我們要“增上”，就一定要與有朝氣的朋友，有氣象的朋友打交道。並不是說，我們就該瞧不起其他平庸的人，只是我們能力有限，沒有佛菩薩那個力量，就先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要天天想着怎麼去“度”別人，因為我們“度”自己都很難。

   其次，選擇好要相交的朋友後，該怎麼相知相交呢？一是要敢於交流，二是要虛心交流。我們又不是“維摩居士”，裝作很有道行不吭聲，那不行。既然在一個場合中，有屁就放，有話就說，不能大家都當收音機，不說話、不發言，那怎麼交流？談不上交流了。我經常說，說話沒有錯，說話提升智慧，說話鍛煉思維，就是要敢於說。說的時候，你才曉得自己頭腦運行的程序到底有沒有錯，在說的過程中，就把你的運行程序越撥越靈，程序越來越完美。包括凱哥講課，第二次就講得頭頭是道，很達標了，知過即改，一下就有了進步。

   從宋朝開始，“名、位、祿”分得很細的。哪怕你當了宰相，職位很高，但可能沒有給你派具體的事情。具體幹事的人，未必地位高，俸祿卻可以高，干好了可以高俸祿。很多人花錢去做候補道台、候補知府，儘管道台空缺了，知府空缺了，但是不放你進去幹事，你就只能掛個虛弦（名）在那裡，國家也給你發點俸祿，只能吃碗稀飯。所以，宋朝有些官名一長串，其實最後才是實權的位置，前面都是“虛”的，很有臉面，其實“位”和“事”是分開的。現在很多機關也是這樣搞，很多元老也是這樣，有虛名虛位，但不管事。

   劉大姐講羞於機心，人嘛，都是有機心的，啥子叫機心？就是打小算盤，在社會生活中，在人事圈子裡哪個不敲算盤？聖人也要打算盤，只是他們敲得不一樣而已。堂堂皇皇的算盤當然要敲，熊谷公司不敲算盤，到年末虧損了，怎麼辦？所以算盤要敲，要敲得大家歡歡喜喜。但是人與人之間陰暗的算盤，那就千萬不要去敲，那些算計他人的，損人利己的，或者妨礙他人的算盤都不能敲，大家要實話實說，不要去放大。

   所以最後，我還是得強調一句，不管識人、用人，關鍵都在我們自己怎樣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