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名利場》（Vanity Fair）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的世紀》（Chinese Century）的文章，引來許多關注與爭議。斯蒂格利茨在文中認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開始承擔全球責任時，遭到了來自美國為首的 “舊俱樂部”的斜眼旁觀，但是既然中美經濟利益已然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美國應當正視這一事實，放棄以遏制為中心的對華外交政策，一道合作創建國際政治 經濟新秩序。

        斯蒂格利茨（1943年-）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師，他是新興凱因斯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26歲即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並於2001年因在信息經濟學上的重大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以下為《中國的世紀》全文翻譯。

《中國的世紀》

        當 人們書寫2014年的歷史時，一個很少被人關注但很重要的事實是：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以第一的姿勢進入了 2015年，看起來還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不是永遠的話。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回到了那個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占有的位置。

        比 較不同經濟體的GDP是困難的。技術委員會儘可能做出好的判斷，試圖估計所謂的“購買力平價”，這使得比較不同國家的收入成為可能。這些數字儘管不大可能 精準，但它們提供了不同經濟體的相對規模，這是一個好的基礎。在2014年初，執行這一國際評估的“世界銀行國際比較計劃”（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給出了新的數字。（任務的複雜性在於20年間只有三分報告。）最新的評估發布於上個春天，與以往的評估相比，這份評估在某些方面更富有爭 議性，也更重要。新的數字顯示，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且速度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快，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步入了軌道。

        爭 議的根源會使很多美國人驚訝，這一根源顯示了中國和美國的不同，把我們的某些態度投射在中國人身上是有危險的。美國人非常想當第一，我們享受這一地位。相 反，中國就沒那麼熱切。根據一些報道，中國參與者甚至威脅要離開技術討論。中國不想當出頭鳥，因為當第一隨之而來會有損失。這意味着要花更多錢去支持聯合 國這樣的國際組織，要在氣候變化這樣的議題上擔任更多的領導角色，這會是很大的壓力。還會促使普通的中國人想知道是否更多的國家財富花在了民生上面。中國 還有一個很大的擔憂是：從心理上，它完全理解美國對當第一的先入之見，並深深地擔憂美國失去這一地位後的行為。

        當 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出口和居民儲蓄——中國早就超過了美國。中國的儲蓄和投資占到GDP的近50%，中國人擔心儲蓄的部分過多了，就像美國人擔心太少 了。在其他領域，如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過去的幾年間就趕上了美國。在專利授予方面，中國還落後於美國，但差距也正在縮小。

        美 國有競爭力的領域都是我們不想注意到的那些領域。兩國有相當的不平等程度。（我們的不平等程度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中國死刑的人數上超過了美國，但是在 囚犯占總人口的比例上，美國遙遙領先（每10萬人中就有700人在監獄）。2007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國，這是從總量來計算的，攤到每 個人頭上，我們依然是世界領先。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力量，花在軍事武裝上的錢，比後面的前十名國家加起來都多（儘管我們對軍事力量的運用不總是那 麼明智）。但是美國力量的根基更多是“軟實力”（其中大部分是經濟影響力），而不是軍事力量。這是我們應當銘記的關鍵一點。

        全 球經濟實力的結構性轉變從前顯然也發生過，因此我們的結果也略知一二。就在兩百年前，拿破崙戰爭之後，大不列顛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大英帝國覆蓋四分之一個 地球；它的貨幣——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就像黃金一樣堅挺可靠。英國還時常會和盟友協同一致，強行施加它自己的貿易規則。例如，英國會排斥進口印度 的紡織物，而強迫印度購買英國的織物。大英帝國及其盟友還會強制中國為其鴉片放開市場，特別地，當中國了解了鴉片的毀滅性後果，想要關閉邊境口岸時，聯軍 還兩次發動戰爭以確保鴉片的自由貿易。

        英國的主宰地位持續了近一 百年，即使19世紀70年代在經濟上其實已經被美國超越之後，還是持續了一段時間。其間總會有個時間差（美國和中國之間也會有）。轉折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後，英國在美國的幫助下才贏了德國。一戰後，英國自願放棄了自己的主導地位，美國不情願地承擔起了它潛在的新責任。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盡其所能建立了一個戰後世界，以減少引發另一場世界級衝突的可能，然而偏安國內的孤立主義使得美國從未加入國際聯盟(1920-1946 年，聯合國成立前的國際組織)。在經濟領域，美國也是我行我素——它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s），結束了全球貿易繁榮的一個時代。大不列顛依然保持着帝國的模樣，但英鎊漸漸讓位給了美元：最後，經濟現實起了決定性作用。眾多美國公司 成了全球化的企業，而美國文化明顯占據了優勢地位。

        二戰是接下來 的決定性事件。大不列顛在戰爭中收到重創，幾乎失去了所有殖民地。這一次，美國主動承擔起了領導職責。它在創建聯合國和設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過程中都是扮 演核心角色，為全新的政治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然而過程並不平坦。美國並未創製一種原本可以大大有益於世界經濟穩定的全球儲備貨幣，而是優先考慮了短期的 自我利益，愚蠢地認為把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就能有利可圖。美元的地位是件好壞摻半的事：在別國需要美元放入儲備時，它讓美國可以以低利率借貸，與此同 時，美元可以（高於應有價值的）增值，製造或加劇了貿易逆差，並使經濟疲軟。

        二 戰之後的四十五年裡，全球政治被美國和蘇聯兩大超級強權主宰，它們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願景——如何組織管理經濟和社會，以及政治和經濟權利的相對重 要性。最後，蘇聯體制失敗了，部分是因為內部的腐敗，像其他事物一樣未經民主程序的檢閱。蘇聯的軍事力量曾強大得令人害怕，而它的軟實力卻越來越成為笑 話。於是，世界就這樣被單一超級大國主宰，而這個強勢國家還在持續不斷大舉投資軍事。也就是說，美國不僅是個軍事強國，也是經濟強國。

        美 國犯了兩個關鍵的錯誤，一是，它斷定自己的勝利代表着所有人的勝利。但對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貧困、以及以及左翼長時間以來所爭取的經濟權利依舊是首 要問題。二是，從柏林牆倒塌到雷曼兄弟破產這段時期內，美國利用其單邊統治追求自己狹隘的經濟利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那些跨國公司和大銀行的經濟利益， 而不是去建立一個新的、更穩定的世界秩序。美國在1994年推進了世貿組織這一貿易制度，此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於五年之後建立另一個貿易協定的時 候，其前景導致了西雅圖的一場騷亂。說到自由與公平貿易，在為其富裕農場主堅持農業補貼的利益時，又顯示出美國的偽善和自私。

        美 國政府從來都沒有全面認識到這些短視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本意是要強化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勢地位，但長期來看卻適得其反。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東亞危機 期間，亞洲多個經濟體陷入衰退和蕭條，日本啟動宮澤計劃，慷慨豪擲千億美金助力亞洲經濟發展，而美國財長卻盡力削弱宮澤計劃帶來的影響。當時，美國對亞洲 各國採取財政緊縮和高利率的財政政策，未給困境中的各亞洲銀行提供任何紓困貸款，這樣的財政政策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美國自身的財政政策完全相 反。如今，東亞危機已經過去了15年，但提起東亞危機時候美國的做法，亞洲各政府仍是一片指責之聲。

        如 今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為什麼我們需要擔心？在某種層面上，其實並不必擔憂。世界經濟並不是一個零和博弈，這種博弈中，中國增長的同時是我們自己的損 耗。事實上，中國的增長與我們是互補的。中國快速增長，將會買更多的我們的商品，帶來繁榮。只詢問那些因為中國而失去製造業工作的工人，就不斷宣揚，這其 中多少有些誇張。而這一現實跟我們自己的國內經濟政策有關，就像在其他國家那樣。

        在另一層面上，中國成為最頂尖經濟體確實是件大事，我們確需注意其影響。

        首 先，正如上文已經指出，美國真正的優勢在於軟實力，包括美國向其他國家做出的表率及其經濟政治觀念的影響。中國崛起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其政治和經濟的傑出 模式以及獨特的軟實力形式因此備受關注。同時，中國的崛起也讓全世界再次嚴苛地打量美國模式。美國模式很大程度上都並非由美國人傳遞給世界的。如果將通貨 膨脹計算在內，美國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並不如25年前，貧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雖然在中國，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非常顯著，但中國的大多數人都能或多或 少地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收入不再增長的這個時期，中國幫助五億人脫貧。如果美國的經濟模式無法使大多數的美國人獲益，那這樣的經濟模式也 無法獲得他國效仿。美國應該將中國的崛起當作警示的信號，以此為契機開始推進自身的改革。

        其 次，如果我們在世界經濟就是零和博弈這一意識形態下看待中國的崛起並採取行動，益己而損人，這將會進一步傷害我們自己的軟實力。這絕對是一種錯誤的警醒。 如果我們將中國的所得看做美國的花費，那我們就將爭取遏制政策，採取遏制中國影響的計劃。這些行動最終將被證明是無效的，並且會破壞美國在領導者位置上的 自信心。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在不斷地掉入這一陷阱。想想所謂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一個意在連接美國、日美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卻排除了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它被很多人看作是以損傷中美關係為代價，來加 強美國與某些亞洲國家關係的一條道路。亞洲供應鏈是大規模且動態的，在不同的製造層級上，貨物流轉於不同國家之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似乎就是想要把中國從 這條供應鏈上切割出去。

        又如：美國斜眼打量中國在某些領域開始承 擔全球責任的努力。在現有的國際機構中，中國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實際上，美國國會說，舊俱樂部的成員不喜歡活躍的新人：他們可以繼續坐在後座，但不 能有與他們在國際經濟中相稱的投票權。當其他G20國家贊同國際經濟組織的領導地位應該由貢獻而非國籍決定時，美國堅持認為舊有的秩序已經夠好了，比如， 世界銀行應該繼續由美國人當頭。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在聯合國大會主席任命的國際專家委員會（我在其中擔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國、法國與其他國家一道，呼籲創建一種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以完成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所開始的工作，美國則封鎖了這種努力。

        最 後一個例子：通過新建的多邊機構，中國致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援助，在這些機構中，中國將會有一個更大的，也許是占主導地位的角色，而美國試圖阻止這種 努力。人們廣泛地認識到，投資基礎設施需求數萬億美元，這已經遠遠超出世界銀行和現有的多邊機構的能力。對於世界銀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為包容的管理機 制，同時也需要更多的資本。而在這兩方面，美國國會已經說不。同時，中國試圖創立亞洲基礎建設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同亞洲地區其他多個國家一道建設。美國則擺弄武力，因而那些國家不願參加。

        美國正面臨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戰，它們非常棘手：好戰的伊斯蘭分子；巴勒斯坦的衝突，到今天已經70年；氣勢洶洶的俄羅斯，堅持要求至少對其領居主張權力；核擴散的持續威脅。我們需要中國的合作，以解決——如果不是全部——這些困難。

        當 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時，我們要珍視這一時刻，將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心轉移出來，遠離遏制。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出現一個穩定 的、運行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兩方都有好處。鑑於歷史的記憶和她本身的尊嚴，中國無法接受現有的全球體系，因為它的規則是被西方所設定，由西方國 家及企業受益，並反映西方的觀點。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都必須合作，而我們應該希望能達成合作。同時，能保持美國軟實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決其自身的體系之 弊，亦即，經濟和政治實踐的衰敗，坦率地說，它們過於傾向權貴。

        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正在形成，這是新經濟現實的結果。我們不能改變這些經濟現實。但是，如果我們以錯誤的方式作出回應，就會有反彈的風險，其後果是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這明顯不是我們想要的。

        （澎湃新聞記者司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