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总集权，是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新常态。除了直接的政治权力运作考量外，它也有其社会历史的具体逻辑。一方面自70年代末以来，改革意味政府放权，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也造成许多权力和监管空隙。这在中国政治结构的总体上，已经产生了地方和局部政治力量兴起的苗头。

所以统一政令，重整队伍，虽则迹近图书馆我毛大馆员早年聚啸山林时常常祭起、打熬自身筋骨的番天印，但在态度保守的公务员团体本身和社会大众，却又是完全值得认同的勾当。因为从官民或上下层博弈的角度看，如果官方或上层力量超强，民间和下层会比较倾向选择同一个单体整合的国家力量打交道，而不必时时在几个隐隐对立的强大官方力量之间承担站队风险。

不过，在更长远的历史中，所谓毛邓张弛之道，还包含另外一项具有终极意义的政治逻辑，亦即迹近神权的父权制度(patriarchy)和趋向民主的兄弟制度 (fratriarchy)的关系。在前者，父对于子，有全面责任，但不对之负责。(The father is systematically responsible for, but not contractually accountable to, the sons.) 在后者，掌权兄弟需要对于其他兄弟负责，但是不具有全面责任。(The brother in power is contractually accountable to other brothers not in power, but does not assume systemat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所以前者常常以宗教礼法国家的形式出现。所谓法律制度，也就是对神或者是终极父权形象的模仿，比如犹太教律或者印度所谓Vedic laws。而后者则是以契约国家的形式出现。而法律制度也就成了缔结法条诸方的合同，比如英国大宪章。

后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从寡头向特权阶层、最终向全民民主演变，在近代当然和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息息相关。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所谓博爱者，西文作 fraternity，而自由平等都与之相承一脉。要展示这种制度导致的生产力爆发，西方的工业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但契约制度的盲点，在于它不考虑契约外人群的福祉，唯两造之所不欲，必以加乎第三者。所谓以“渠”为壑是也。同时，它也无法应对现行契约体制下，结约双方通过在契约未覆盖空间中的博弈而实现的力量对比转换。

为第一种状况举个例子，比如目前为害全球的环境恶化。因为从理论上说，经济活动的结约者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活动主体，契约本身并不会囊括其祖先、后代或者局外人的立场，所以无论怎样缔结进一步的各方合约，都必须以不能从根本上损害各方现实经济利益作为起点。于是环境问题也就成为全球工业化时代民主政治的死结。

而第二种状况的例子，如果把联合国体制下的各国关系也当做一种大概的兄弟制度，那么最现实的比如说中国经济在WTO体制下，对美国经济的赶超。从长远看，自然须论及列宁主义者以前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性。但无论西班牙对于英国，英国对于德国，美国对于现在的中国，条约遏制的施行都相当无力。这种不均衡性造成的战争风险，也成为现代全球社会的另一重梦魇。

要寻找兄弟契约制度的解决方案，则必然要求吾人超越近代启蒙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历史的智慧。首先，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或明或暗的兄弟契约制度当然一直存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其实就在说殷商的兄弟制到西周父权制的大转折。而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的考察重点，也无非古希腊君主制和僭主制（或曰父权制）、以及寡头制和民主制（或曰兄弟制）的各种优劣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上的兄弟制，都和父权制有相互承继的关系。比如雅典和罗马的一度活泼生动、最终自相残杀的共和体制，最终都过渡到马其顿和屋大维的一度辉煌宏大、最终声嘶力竭的父权帝国体制。在中国，虽然兄弟制在殷商以后，就没有再以主权承继的形式受到一般性肯定，但无论战国时期的秦魏冉、齐孟尝等流、甚或晋隋间蛮族兴起的早期形态，都隐约还原或者体现出兄弟治国的不成文的贵族契约制度。

而兄弟契约制度的两个侧面，在当时也已经粲然可观。从优点看，政治活力十足，能量巨大。而缺点，则是政治局量狭小，局内矛盾必须向局外释放，才能得到缓解。一旦释放受阻，体制即告崩坏。反之，父权体制下的君主神秘独裁，则比较容易为局内冲突创造转圜空间。虽然活力不足，对内压制，但相对而言，政体存在不甚依赖对外排击，故此延续能力较强。也常常成为兄弟体制危机的解决办法。这条基本的政治路途，不仅在西方从凯撒走到屋大维，而吾国诸朝从最初揭竿到尘埃落定，也常常如此。

当然，旅居礼仪之邦的文化打工仔亚里斯多德，更早早就似乎发现，其实得以维系当时雅典等国经济的，正是把公民社会内部矛盾转变为国家外部征服的一种奴隶社会体制。换言之，民主社会的成功，和针对域外人群的损害、掠夺和征服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与此同理，和威斯法利亚体系相对应，现代公民社会在西欧的重建，与其内部矛盾的顺利转嫁，或者说同前此不久的地理发现，和与之同时的殖民掠夺和征服，也存在着正向关联。

说到东亚，虽然日本对于东亚的侵害并不在民主体制下推行， 但明治后的日本，维新大举，强人并出，也确乎是一个前民主的军事寡头、兄弟准契约制度所笼盖的时代。而毛后中国，邓叶陈李等一众殿前太尉参政平章实行国家政权的寡头分享: 用人施政，一片欣欣向荣；全民从商，华人足迹走遍全球，完全扫除了我馆员晚期的高压政治和社会壅塞。而说到底，这也无非希贤皇帝所设计的，通过经济开放，把国内矛盾向外释放的一种隐蔽扩张的高度智慧做法。

但时至今日，面对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美国的遏制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释放即将进入一个缓行期。如果放任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走向成熟，在国内矛盾向外释放逐渐受阻的情况下，全民对于战争的需求， 只能变得更为迫切。而集权的神秘威断式国家治理，也许是为避免战争危机，中国政局本身所难以回避的选择。

同样，对于美国来说，随着全球影响力衰落，也需要共和党通过建立对内的国家权威来解决以前一概通过外排（特别是武力和金融等）手段解决的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赤字。而目前呼声很高的希拉里之所以不会在2016胜选，是因为两届奥巴马已经显示，民主党从罗斯福、肯尼迪和克林顿以来的弱内强外政策，或者说“鼓励国内矛盾展现，同时借力于对外战争作为解决方式”的政策，已经不再畅行无阻。

而中国主催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根本也就在于希望中美双方需要各勒部伍，重点施行内部盘整，彼此维持表面和平，各自等待下一轮扩张机会。同时把逐渐炽热的零和矛盾，当做一个踏遍的可乐罐，so that it may be kicked down the road. 当然这是题外话。

二、

所谓政治学的终极问题，西方左派的老式马列主义者说阶级，右派的天才纳粹分子卡尔施密特分敌我，还有神经兮兮的极左派兜个大圈子，最后认为阶级隔阂其实就等同于敌我区分。至于我中国的孔夫子，因为凡有疑问总是一溜烟跑到太庙，和庙祝们夹缠不清，从来不肯认真学习条贯分明的欧几里得几何，所以缺乏概念化思维，老而注易，也是只辩龙马，不说一二。遇到形而下的考验，于是就只会泛指八方，说这这这这，还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问题？而山猪左看右看，最后发觉这政治学的根本问题么，还是有关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最佳政治体制问题。

亚里斯多德这只老水牛，在鸭梨山大的王庭退休后， 大概日用不足，遂去雅典开门办学，全力灌水。一部《政治学》，连怎样的歌曲符合老年人的牙口都要说个明白，俺真是服了him。当然渠灼见不少、热心是真。其论说存在根本性缺点，只能怪翁生也早，来不及看后来黑格尔之流的历史主义论著，所以不知道随着时代变迁，历史现场会对理论产生不同的要求。一时而为良制者，在另一时则为桎梏。

民主虽可贵，止战价更高。这个结论，大概不论中西，只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会赤裸裸地跳出来反对。中国现在又渐渐在获得巩固的父权体制，或者说国内矛盾，不再通过国际贸易和剥夺底层，而是用国内（或云“法治”或云“威权”或云“向底层释放利益”等）手段化解的体制，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习王以下，都不能说不善读书。这里也就凑趣说个掌故。说是北齐的拖鼻涕英雄天子高洋临终居然清醒，知道太子幼弱，兄弟横强，所以嘱咐兄弟说: 夺则任汝，慎勿杀也。皇帝的位子，要拿就拿去，但在太子头上动刀的不要。

现在对于国内政局，山猪的希望也可作类似周润发在电影《赌神》中的表达: 专则任汝，慎勿剪而。要建立父权新常态，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去建立好了。但切勿把兄弟制的命脉，也一并剪除，弄到水至清而无鱼。因为时过境迁，等到下一轮扩张，恢复社会经济活力还要依靠邓叶陈李依赖的那个道德浑浊、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混蛋黑金体制 。话说当年，毛大馆员父权意志醇乎醇，但最后左手抓得紧革命，右手却促不进生产。即便到终了高卧水晶床，也没见啥小钱钱。所以热爱小钱钱的先贤皇帝继位之后，总是捏紧拳头反复念叨：偶们的两手都要硬。

所来卡拉，虽然两会在中国，并不是政体设计的最终场所，但习总集权的最大挑战，毕竟不在推行法治，不在经济下行，不在美国围堵，而还在是否能根据悠远的中西传统和当前的全球局势，超越罗尔斯、福山等流或冬烘、或狂妄的终极良制说，而设计出一套周伯通爷爷当年展示过的两手互博制度，可以使得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或云父权制和兄弟制，亦即擅长整合的威权倾向和创造活力的民主倾向，）像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春桥同志曾说的那样，进入一个有效循环。

毛大馆员掀房顶革掉了蒋大排长的命，一时大称良制，但是我馆员看书最是潦草，黑格尔通篇硬写，而且耶稣气十足，哪有《二十四史》直白易懂，所以我馆员看后毫无心得，所以革命一革再革，物极而反，龙亢成悔，良制遂成十足的恶制。不但累我少年习大大在乡下饱受蚊虫叮咬，而且还弄得高晓松整条family tree上下鸡飞狗跳，俾渠至今犹在网上广播悲情，痛说我家二叔命苦。

至于黑格尔所坚持反对的，则是康德启蒙主义对于历史的鄙视。换用周竖人的简捷话头，即是一旦开悟，”便觉得以前的三十（qian）多年，全是发昏” 的轻薄狂人嘴脸。所以，老黑反馆员和反竖人式稳重大叔表达，可以总结为：眼下造反虽然有理，以前种种未必发昏。

齐泽克有一段笑话，解释老黑历史辩证法最有灵验：话说前苏联物资匮乏，专营商铺常以空柜示人，顾客情绪非常恶劣。一日某客来询：贵店的肥皂只怕也已售罄。小二答曰：鄙铺只是售罄了牙刷。若说售罄肥皂之家，却在马路对面。

其用意，就是说要抖笑话结尾处售罄肥皂之店铺这个包袱，必须要提前面售罄牙刷之店铺作为铺垫。否则笑话就难发其噱。黑格尔历史主义的论点，正是强调历史进程中先前事件对于后来事件的必要推动或反讽性决定作用，是为不读书人都晓得含在口中的historical ruse。

或者采取耶稣堂的官样说法：耶稣的神性，不在他是神这个性质本身，而是在他从神(造物之主)变到人（他自己的创造物），再从人（他自己的创造物）变到神（造物之主）这个整个过程。反言之，如果说在历史进程中，吾人的通识常常靠拢陶渊明，各种议论，不外是今而非昨，黑翁的提示则是，事实上历史的每一环节，对于后一环节，即便是错误，也都是必要的错误。吾人今日所提炼的思想精华，日将月就，也同样是他人扬弃的糟粕。比如我馆员当年一举打翻地富反坏右，还要踏上一只脚。而邓叶陈李一举打翻王张江姚，虽然未将湘潭老龙赶下水晶床，也算踏上了半只脚，弄得龙粉们非常不爽。

可见只要矛盾存在，历史就不会终结。何为最佳政体?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所谓合理，也就是当下的有效性吧。而对有效性的把握，则不外乎对有效性的本身局限的把握。对于习总政治新常态而言，这也就是对新常态本身局限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