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范蠡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范蠡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亦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范蠡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毅然弃越奔齐，三聚三散，富甲天下。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范蠡携文种远赴吴越，因在吴国难展才华慨然离吴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县）史称定陶。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约于公元前448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范蠡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风范，但他并非世人认为的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范蠡还是有黄老学派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公元前494年，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 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范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的老师计然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 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关于对他的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历代统治者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表彰范蠡，为什么？因为范蠡不是忠臣，他见机行事，巧妙脱身，这在统治者看来，不够忠心耿耿，既然不是忠臣，故范蠡的名气似乎比不上诸葛亮、岳飞。当然，说范蠡是谋略家不能算错，这从他出山，帮助勾践兴越灭吴的曲折艰辛过程，可以看出他的足智多谋。后来务农、经商也离不开谋略和智慧，这不是范蠡的全部。范蠡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称为一代商圣。 范蠡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范蠡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在于心系天下，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功成名就后，他不留恋功名，激流勇退，转换角色，弃官务农、经商，体现了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由于政治形势险恶，不少士人厌恶官场，躲避政治，以隐居保全自身。汉初张良助刘邦打败项羽，及时隐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避免了杀身之祸。陶渊明更是远离政界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田园生活。 不过，张良、陶渊明仅仅保全个人，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而范蠡则是凭借对社会、对人民的关爱之心，为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作贡献，为社会献爱心，他的胸怀更宽广，思想境界更高尚！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大加赞扬：“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作为一代商圣，范蠡的经营思想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经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史记》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种经营，“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范蠡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潜心从事生产，埋头苦干，迅速致富，对传统观念作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其次，范蠡丰富的经商理念，对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范蠡主张把握商机，侯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歉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再比如，范蠡主张“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范蠡无论从政、治国、经商都是成功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范蠡既拥有文子学派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也有庄子学派顺应自然大道的豁达人生观，顺应自然，所以他无论是在从政还是经商中都保持了心态的平和、淡定。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范蠡并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对今日仍极富现实意义。“持盈”，亦可称可持续发展，即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换句话说，也可以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强则戒骄逸，当昌盛、满盈时，能够保持；而这就要顺应“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定倾”，可以理解为不断纠正存在的问题，拨乱反正，克服缺点，做好工作。当危殆、将倾时，能够安定；而这就要顺应“人道”，遵循人事规律，合乎民意取得人心。而“节事”，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处置各种世事时，要能有理，有所“节制”；弱则暗图强，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而这就要顺应“地道”，遵循“地”所包容万物、厚德载物的规律。范蠡做事讲究火候，全面考虑问题，不急功近利，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处处占据主动，稳操胜券。（黄斌 杨翠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