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籍港商钟安平案引起巨大争议（中）

姜维平

混淆流通股与法人股市值的差异

近期，香港《前哨》杂志刊出有关加籍港商钟安平的报道，引起海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刑诉（2013）81号起诉书，指控韩玉臣和钟安平二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国企领导韩的职务便利，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贪污国有资产人民币1846，93万元，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铭暄，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兴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研究室主任谢望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刑法研究所所长冯军，《中国法学》主编张新宝等5人，曾在2013年4月27日，受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委托，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邀请，在中大法学院917会议室，就钟案进行了严肃认真的专题研讨，他们仔细阅读了47份证据材料，疏理了关于股票转让贪污1846万元的经过，得出结论：检方适用法律错误，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钟安平勾结韩玉臣侵吞国有财产，首先，他们混淆了法人股与一般流通股的市值差异：

起诉书中所言“韩试图将当日市值每股18，26元的博瑞股票，以每股8元左右的低价转让平安公司，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2006年12月，平安购买的是法人股，而对证劵业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人股的价值与流通股是有区别和差异的，例如，2002年4月9日国投公司将持有的成都博瑞传博国家股转让给新闻宾馆的价格是，1，93/股，签订该股权转让合同当日，股票收盘价高达16，38元，显然，远高于国家股1，93/股的价格。2006年安平担保公司以8元的价格收购法人股，较之1，93/股已高出很多，这应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钟是承担风险的合法的资本投资行为，不能因为事后股票大涨而获利的收益当成犯罪金额，否则，国家司法机关要抓多少人？还要股票市场做什么呢？办案机关认定钟与韩在购买股票过程中相互勾结，共同贪污1846，93万元，既是对股市风险投资性质的误解，也是根据长官意志，在没有查清事实基础上做出的荒谬结论。

安平担保与抚钢及工会的三方协议有效

法律专家们与法院判决的分歧意见，还表现在对待一份由安平担保有限公司，抚钢集团，抚钢工会三方签署的一份《偿还借款协议书》方面，2005年，抚钢工会以集团拖欠职工薪水为由，向抚顺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同年8月，抚钢工会把集团告到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抚顺中院裁定，依法查封了抚钢集团持有的127，89万股博瑞传博限售法人股，同年12月，它进行股改后，抚钢在支付对价后，所持有的博瑞传博股份127万股法人股变更为109万股可流通股份，可以在2007年1月8日上市交易，在此情况下，2006年12月18日，抚钢向安平借款870万，并约定抚钢用股票偿还，既不承担利息，也不承担风险，同日，平安，抚钢及工会三方签署了协议，确认抚钢集团把870万转给工会，用于清偿集团的债务，而且，约定被法院查封的109万法人股在2007年1月31日之后，能流通时申请法院执行，此后全部收益直接转给安平担保公司用于还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钟安平不仅有经济头脑，而且对中国股市有信心，并勇于承担风，显然，他不是证监会，证劵委或其它国权威部门的领导，也不是“官二代”，韩玉臣只是抚钢的一个高管，也无可靠的信息源，他们均无力操控和利用股市，结合前述三方协议具体内容，专家们认为，安平实际是用870万购买抚钢工会持有的对抚钢集团的债权，即127，89万股博瑞传博限售法人股票，其被允许上市后经法院强制执行所得的收益，尽管抚钢集团日后曾解释说，之所以转给工会是为了巧妙地躲债，但转给工会已成为事实，动机不太重要，抚钢自称作假，更说明视法律为儿戏，故不论股权归抚钢集团还是归抚钢工会，交易行为都曾实际发生，这相当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国企一次性地，果断地购得不良资产后，恰逢其势而幸运地从该不良资产中或得的最大化的利益，与其指责和陷害他人，不如自责和检讨自身的短视，而且更大的可能是，抚钢由于体制弊端和领导人滥权，国资资源掏空流失而经济困难，无法撑到2007年1月8日上市，钟的家人认为，870万就是救急，救活之后翻脸不认人，反咬一口，想挽回经济损失，才是实质，总之，这种交易行为只要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股票20%分红材料的证据不可靠

我阅读了钟的家属提供的所有的，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的文字，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他们没有隐瞒什么，对于指控方来说，最有力的证据不过是一份有关钟和韩的“股票分红材料”，但高铭暄等法律专家发现了疑点：从该材料原始记载内容看，丝毫看不出有记录“韩玉臣20%分红”的字样，而是事后，即钟被从看守所“外提”之后临时加上去的，而“外提”的嫌犯想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否则，为何要离开看守所？据律师记载，钟安平曾一再强调受到了刑讯逼供，还在法庭上公开指控办案人员，这方面的详情，笔者曾在题为《应当对加籍港商钟安平案展开调查》一文中涉及，我表达的意思是，虽然无法证实钟的所述是否属实，但存在疑点也无争议，因为国家法规明确规定，对嫌犯是不能“外提”审讯的。前述专家们也认为该证据效力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被法律专家忽略的细节是，这份分红表格是钟在“外提”期间迫于压力或欺骗，通过信件指令远在香港的太太出具的，可以想见，他们真的像指控方所说的那样，曾密谋过分配红利的话，怎么会存留，提供而不是遮掩，销毁证据呢？怎么会在商议“红利”时，还留下“借据”？而且，被检方认定的他们密谋的时间，地点与香港海关的有关钟的出境记录矛盾，在笔者看来，假如再有一个独立于钟，韩之外的第三者的证据，就可能证明他们互相勾结，共同获利的罪行，但实际上虚拟的20%并没进韩的口袋，他从钟那里不过有一点借款，并有借据，显然，证据不足，既使有这样一个协议，韩实际上没拿到，也应认为是犯罪中止。

两次评估相差的金额算贪污太武断

法律专家们还仔细理清了钟安平与抚钢合资的脉络，进一步分析了所谓西进房地产增资贪污3675万元的事实经过，西进是抚顺较大的合资项目，是国企延伸的一个中资企业，最初抚钢与大连一个叫华正刚的人合作，韩与其有些各有说辞的纠纷，后来他们分手后由钟安平接下继续做，2007年5月25日，抚钢集团召开董事会决议，由原800注册资金增资1000万，这些款项由港商钟安平投入，把该企业变为中港合资，并由其向抚顺市外贸局，抚顺发改委递交报告，随后5月28日，钟代表香港兴益有限公司与抚钢签订《认资入股协议》，8月14日，辽宁省对外贸易厅给抚顺下属外贸局下批复，确认他们总投资额与注册资金1800万元，其中抚钢800万，占44，4%，香港兴益1000万，占55，6%，同年10月22日，抚顺三泰联会计事务所出具合资公司实收资本1800万元的验资报告，钟安平变成西进大股东。

事隔6年，不论是政治，经济形势，不论是地产还是股市，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中国都有一些不小的变化，在有些方面的巨变，难以预料，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人们的生活亲身体验，就辽宁来讲，有些官员身份发生了改变，既使还在官场也思想随经济形势而微妙的转变，比如，过去招商难，把条件和身段降得很低，现在投资外商增多而变得牛气冲天，而且还有一些无法证实的因素，导致钟安平命运的跌宕起伏。2012年12月16日，大连开发区检察院委托辽宁沈阳公信司法鉴定中心重新对西进评估，该中心依据辽宁立信达会计司法鉴定中心对西进的审计报告，确认截止2007年5月30日，西进账面净资产价值755，49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6615，54万元，根据港资占有55，56%的股权，据此，检察院认定钟和韩共同贪污了6615x55，56%=3676万元，其中认定钟给韩20%的暗股。钟安平的家人说，两个人坐牢下狱，就是依据这个简单的荒唐的算法予以指控和起诉的，不公平的“法律”成了笑话，地方公检法堕落成为“开门招商，关门抢钱”的某些官员的专政工具。

2015年12月13日于多伦多大瀑布。

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1月号首发，未完待续，原题《加籍港商钟安平案引起巨大争议》，分上，中，下三篇。此为中篇，第三篇将在以后出版的《前哨》杂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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