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癌鬥爭史 （下）

滷煮南北

我決定親自研究一下甲狀腺。先買了一堆醫學書籍回家，又上網查，中文的，英文的，主要查.edu和.org的網站，可靠一些。幸虧認字，還懂點兒英文。經過幾天的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甲狀腺是內分泌器官的一種，是有用的。甲狀腺分泌甲狀腺激素，分泌的量必須恰到好處，多了少了都不行，都是病，多了叫甲亢，少了叫甲低，都會造成內分泌混亂。具體症狀有消瘦、食慾亢進、心慌、怕熱多汗、手抖、失眠、脾氣急躁、不育、月經紊亂、性功能異常、眼球突出，等等。

我認識一位先生，得了甲亢，性情變得十分暴躁，回家經常揍兒子。後來動了手術。不料手術沒動好，割多了，又成了甲低，看什麼東西都是雙的。從此兒子幸福多了：一巴掌打過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可以打着。

第二，甲狀腺上可能長瘤子。瘤子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就是癌。如果得了癌，就要切除。切除後，要吃藥，以補充甲狀腺激素。藥量要剛剛好，不然就會出現以上症狀。所以，沒有了甲狀腺，每天都要吃藥，就是殘廢了。

如果斷了藥，譬如說哪天走進羅布泊里，或內蒙古大草原上，被大風吹走了隨身攜帶的藥品，要麼就死了，要麼就要驚動無數有同情心的人，幫忙找藥、送藥，可能還要動用直升飛機，或者改動火車時刻表什麼的。電影都是這麼演的。

第三，甲狀腺上長了瘤子，可以由以下幾種方法判斷是否是惡性的。

首先要看瘤子的數量。如果有多個瘤子，惡性的可能性小。如果只有一個，惡性的可能性大。我的甲狀腺上有七八個小瘤子，良性的可能性大。其次要看有無症狀。惡性腫瘤會伴隨迅速消瘦，疼痛等症狀。這些我都沒有。再次要看瘤子是否迅速長大。

第四，至於治療，有以下三種方案。

觀察法：不做任何治療。隔一段時間用彩超檢查一下，觀察瘤子長大的情況。甲狀腺癌症是不會迅速擴散的，所以不會耽誤時間。

穿刺活檢：如果有症狀，瘤子又比較大，可以用針刺瘤子，取出一些組織化驗，確認是否是惡性的。穿刺可以與彩超同時進行，可以非常準確地刺到要檢查的部位。張大夫說活檢可能造成癌症轉移是不對的。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癌細胞不是向日葵籽，葵花籽種在哪裡，哪裡就能長出向日葵。癌細胞卻不會沾在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長出一大片癌來。

手術：如果活檢確認是惡性腫瘤，要手術切除。手術切除也不是要把甲狀腺都割掉。人有兩塊甲狀腺，左右各一。手術可以割掉某一邊的一部分或全部，其餘的留着，比完全切掉甲狀腺好。

心中有了底，病就容易看了。我當然喜歡“觀察法”方案，於是去了不同的醫院，看了不同科的不同的大夫，請了不同的大夫做彩超。我到底要看看有沒有人同意用觀察法。

終於，有一個彩超大夫建議我用觀察法。於是我就認準他是好醫生，隔些日子就去他那裡做一下彩超，觀察一下瘤子。

在繼續敘述看病過程之前，先說說醫院的情況。

看了幾個月的病，對醫院了解了許多。醫院裡的醫生有許多級別，從低往高有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副主任和主任醫師叫專家。還有一種叫教授級專家，是最高級的，但不是職稱，就是有時到醫學院課堂上講講課的主任醫師。門診也有許多級別，有普通門診、專家門診，還有高級門診，叫做特需門診、高幹門診、外賓門診什麼的。雖然名稱不一，但只要交錢，什麼人都可以去高級門診看病，不非得是高幹、外賓，或真有“特需”。金錢面前人人平等。

不同級別醫生的掛號費是不一樣的，同一個醫生在不同的門診看病的掛號費也是不同的。高級門診不但掛號費貴，檢查、化驗、拿藥也都貴，貴好幾倍。但是貴有貴的好處。高級門診的環境好，就像我先前看到的一樣。這裡的大夫們態度和藹，有耐心，比如普通門診五分鐘看一個病人，在這兒可以和一個病人聊半個鐘頭。看病可以打電話預約，不用排隊。檢查用的設備雖然與普通門診共用，但也不用排隊，由護士帶着去加塞兒，享受正在排隊的病人們憤怒的目光。

醫生各有各的風格，有平易近人的，也有牛皮哄哄的；有用淺顯的語言哄孩子般地解釋病情的，也有用攙雜着洋文的語言不着邊際地胡侃的。所有醫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特別喜歡開藥。我每次去看甲狀腺，都順便看些別的病，像頭疼腦熱一類的。每次醫生都給我開一大堆藥，開藥的時候總是不厭其煩地介紹各種新藥，進口藥，而且每次都能把我說動，自願地去嘗試世界醫學的最新成果，以表示對自己身體的負責。下次再去看同樣的病，再繼續嘗試其它的最新成果。

我還找到了一些省錢的辦法。比如做彩超，一般情況下，要先掛號看門診大夫，開一張彩超單，再去交彩超費和彩超醫生費。等拿到結果，想讓門診大夫看看說幾句，要重新掛號。後來我發現可以直接掛彩超醫生的號，這醫生也可以開彩超單，這樣就可以省去一次門診掛號費。

雖然我已經從科學的角度研究了自己的病，但心中仍不踏實，終歸我不是醫生。於是又想起有一個朋友是大夫，一問才知她是一家醫院的內科主任。我把我的各種檢驗單給她看，她又找她的同學們研究了一番。她和她的同學們都是治癒過無數疑難雜症，刨開過無數胸膛肚皮，鋸掉過無數胳膊大腿的大牌醫生。這就相當於一次大型專家會診，最後的結論也是用觀察法，說是等有了症狀再說。

症狀說來就來了。

一日感到胸悶，有些疼痛，咽喉也有些疼，食欲不振。我立刻想到了脖子上的瘤子，還有我抽煙的習慣。是不是得肺癌了？

趕快去醫院。這回是李大夫，教授級專家。大夫檢查得很仔細，在我的胸上又聽又敲的，然後洗手，坐下準備開檢查單子。我問，您是不是要讓我去照個肺部的片子？他說，不是照X光片，是做CT。我問為什麼，他說，CT比X光片要精確得多，也多花不了多少錢。我就同意了。大夫寫着寫着單子，忽然停下來，問，切厚點兒還是薄點兒？我一頭霧水，問是什麼意思。李大夫對我解釋了好一會兒，大概的意思是X光是從人的正面看肺的立面圖像，而CT是看與人體軸線垂直的肺的橫截面的情況。切得薄一些可以多看幾個截面。

我心中非常不高興，說，如果您弄塊羊肉放在桌子上，問我怎麼切，我還能說出一二：涮着吃，切薄點兒；炒着吃，稍厚點兒；如果紅燒，切幾個大塊兒就可以了。至於如何切我的肺，我確實不知道。切片兒的事得您說了算，您是大夫，我不是。

聽了我的話，李大夫也不生氣，開了一張單子讓我去做CT。等結果出來了，上邊寫着：“肺部紋理清晰”，如嬰兒一般。我急忙把結果拿去給李大夫看，他看了看說，切得不夠薄，看不完全，也不能說明問題。我險些暈過去。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其一，看病這件事，西洋叫看醫生。這裡醫生是一個人。病人有了病，看醫生，把病交給了那個醫生，於是這個病便成了那個醫生的事情，那個醫生就有責任把這個病弄清楚，治好。咱們這裡，看病就是看病，病人永遠擁有他自己的病。這裡雖然有醫生參與，但醫生不是一個人，或者說醫生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醫生只是一個參謀，只是一個支招兒的，不負任何責任。當病人走出了診室，醫生便永遠不必再去想那個病人了。病人不可以奢望醫生會來分擔自己的痛苦。當然有些醫生特別好，追着病人把病治好。這是這些好醫生的高尚品德，而不是他們的本分。因此病人在忍受着病痛的同時，還要努力分析自己的病情，做出各種決策。所以在咱們這裡，病人必須先學會給自己看病，否則要想有效地治好病是不可能的。

其二，本來檢查肺部拍個X光片就可以了，有沒有陰影一目了然。非讓我去做CT，只能看到幾個不連續的橫截面，各截面之間的部分被遺漏了。白做了一次檢查，可能還要再去拍X光片。

其三，這是我後來在報紙上發現的。報上說應該儘量少做CT，因為做一次CT人受到的輻射量是拍一次X光片的一百多倍。這使我想到了一個故事。

早年憶苦思甜的時候，有一本小冊子。講的是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國建了一座醫院，叫協和醫院。那裡面有披着白大褂的豺狼。他們把許多中國人弄來做實驗。其中有一個叫董小永的被他們用X光反覆照腦袋，直到照死。小冊子中有許多關於董小永所受痛苦的描述，還有一張董小永頭骨的照片，頭骨上有多處裂紋，花瓜似的。至於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暫且不論，但是那個可怕的情景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使我對放射線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這一次，我自己也被狠狠地照了一回。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醫生朋友，不料遭到她的一頓訓斥：你不要一點兒事就去醫院，人家看你長得肥頭大耳的，不宰你宰誰？

甲狀腺瘤子的問題，仍然困擾着我。

這時已經是今年八月了。正好我到美國去出差，於是在波士頓約了一個專看甲狀腺的醫生。這個醫生除了開診所之外，還是哈佛醫學院的副教授，按咱們這裡的分類法屬於教授級專家。

我把那一堆檢查結果翻譯給醫生聽，醫生聽了後好像有些緊張。她在我的脖子上捏了一陣子，問了一大些症狀，又走到門外讓一個護士打了好一陣電話，然後回來對我說：我還是不知道你的甲狀腺上到底有什麼東西。我要你做幾項檢查。明天，做彩超，驗血，拍一個X光胸片---你不是說胸也有毛病嗎？後天，做穿刺活檢。這個項目做的人很多，預約時間早已安排滿了，因為你要回國，所以特殊地插了進去。

第二天上午，做了各種檢查。彩超做得非常仔細，檢查了三十分鐘，在國內都是十分鐘以內。

下午，醫生打來了電話說：我現在明白你的情況了。你的甲狀腺上的有好幾個瘤子，最大的只有十毫米，不用做穿刺活檢了。最好六個月到一年以後再去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變化。你的肺很好，什麼毛病也沒有。我聽了後很高興，百般感謝醫生。

醫生又說，有一件事我還是不明白。當初在任何症狀也沒有，用手也摸不到瘤子的情況下，你為什麼要去做彩超檢查甲狀腺呢？我說，那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年度體檢，其中有這麼一項。那醫生還是不依不饒:普通體檢里就沒有這麼一項。我只好向她解釋，我們那個地方彩超機器特別多，閒着也是閒着。

至此，長達十個月的抗癌鬥爭暫時告一段落。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話：“子之所慎，齋、戰、疾。”至理名言也。

2006年11月15日至20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