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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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歷史】綜觀“大躍進”前後以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為中心的中共領導層，鄧小平是占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人物。鄧小平對“大躍進”究竟持何種態度和立場？在運動中擔負的工作任務和角色性質為何？改革開放以來，何以中共“改開”官方對鄧小平此段歷史諱莫如深？鍾延麟曾作過專門研究，並撰文《“三面紅旗”的執旗手》，披露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鮮為人知的往事。我們作為知情者對該文作了必要的糾錯、刪改和補充，現以饗廣大網友讀者。

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為內容之“三面紅旗”（以下統稱為“大躍進”），其展現的運動激情、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遇到的的重重困難已為各方所熟知，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都是參與者，亦愈益清楚明白。然而，當年個別參與者的角色和作為，則還有待進一步釐清與分析，特別是那些參與“大躍進”相關決策並致身力行的中共要人。雖然毛主席提出了高舉“三面紅旗”“大躍進”的正確決策，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和貫徹，並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但也遇到左的和右的干擾和破壞，曾一度出現很複雜的局面。

綜觀“大躍進”前後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領導層，鄧小平是占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人物。因為他甚受毛主席的青睞，除特意予以栽培和歷練外，更在中共“八大”時推薦其擔任總書記一職，作為接班的主要人選之一。當毛主席發動“大躍進”時，為其信任並委以重任的鄧小平，自不可能袖手旁觀或置身事外。對於這段他以狂熱的姿態、左的面貌出現、極盡干擾破壞的歷史責任，鄧小平晚年並不迴避，但他從未清楚交代過當年自己與聞、介入、推進“大躍進”的確實情形。大躍進，即高舉三面紅旗，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政方針，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來的，是經過黨的全會審議通過的。其貫徹實施需要說明的是，毛主席於1953年下半年提出自己“退居二線”，想集中精力，着重研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防修反修、繼續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問題。1956年9月召開中共“八大”期間，毛主席接見外賓時曾說：“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此時大躍進還沒有開始。也就是說，“八大”前毛主席已退居二線，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一線”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具體領導工作。

檢視現有的文獻，有關鄧小平與大躍進運動的關係，記述甚少、資料短缺。《鄧小平文選》中關乎“大躍進”的內容微乎其微；《鄧小平思想年譜》和《鄧小平年譜》則“截頭留尾”，只記載1975年以後鄧的言行；鄧小平之女鄧榕（毛毛）為其父撰傳，鄧小平包括“大躍進”在內的“十年總書記”生涯在書中徒留空白。在有限的相關文字記載里，則說法制式、口徑統一。標準的“前、中、後”三段論述的大意是：對“大躍進”的出台，鄧由於“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態度保留，被動響應；對“大躍進”的開展，鄧採取“沉默”的方式進行“抵制”；對“大躍進”的整治，鄧極力搶救、貢獻卓越。鄧在“大躍進”遇到嚴重困難後與其它領導人一起戮力“將國家經濟自崩潰的邊緣挽回”，其功勞確實不可“埋沒”，此向為中共“改開”史家津津樂道；然而，在“大躍進”醞釀、發動和推行的時期，鄧小平真的如官方“改開”史家所言，心不在焉、意態闌珊，草草應付了事？若是如此，鄧小平又為何要自我承擔錯誤？其間的矛盾不禁啟人疑竇。

鄧小平對“大躍進”究竟持何種態度和立場？在運動中擔負的工作任務和角色性質為何？何以中共“改開”官方對鄧小平此段歷史諱莫如深？這是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有關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立場和行為的發展和演變，囿於資料的限制，本文只能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和歸納。筆者的研究包含4個階段：1957年末的反“反冒進”，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9年前半年的“糾左”，以及1959年夏天以後。至於“大躍進”運動以後鄧小平所謂出面“重頭收拾舊山河”的部分，不僅資料汗牛充棟，而且為各方所熟稔，故不贅述。

一、“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和鄧小平的地位

“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乃是以毛澤東主席為中心的運轉模式。鑑於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歷程中所累積的勳績與威望、其它領導人對之懷有的崇信，以及毛主席具有的高超政治見識和純青的鬥爭藝術，毛澤東的動向與決定一直是影響中國政治最關鍵的動力和最終的審判標準。當毛沒有特定看法或定見時，其它領導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一旦毛主席清楚地闡明其立場和決策意見後，其它領導人一般都是理解、擁護和執行的。因此，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乃至關重要。而混進黨內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當面一套，背後又是一套。這就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集體領導”中其它成員與毛主席之間的實質性關係。

回顧“大躍進”運動的整個過程，毛澤東作為“大躍進”的倡議、發起者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上，毛為了將此運動和政策提上政治議程所做的努力，對於抱持遲疑和其他態度的其他人是難以抵拒的，這在為“大躍進”掃清道路的反“反冒進”中表露無遺。毛自始至終是“大躍進”的愛護者與堅持者，運動中出現問題和偏差時，只有毛主席主動首先出手糾正、矯枉，無人膽敢公開另搞一套；而背後在實際工作中卻另搞一套，大有人在。

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的“大躍進”時期，沒有明顯的資料顯示，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發起曾抗命或抵制，抑或是在運動勃興階段曾因執行不力或陽奉陰違而遭毛批評。縱使在運動難以為繼的時期，一旦毛表明態度、亮出底線，亦無跡象佐證鄧小平曾置之不理。總之，在以毛為首的權力結構中，從公開的情形來看，鄧小平對毛主席的決策是擁護和執行的。此外，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鄧小平的器重和倚重，亦反映其對鄧的信任、放心以及兩人之間對政策的一致性。

毛澤東提出“大躍進”的構想與設計，固然有強國富民、甚而通往共產主義的思考，亦隱含國際競賽的性質。中共從“以蘇為鑑”轉而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超英趕美”，顯然有後來居上、先於蘇聯進入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願望。鄧小平從1954年起主管中共黨的對外工作，親身參與上述與蘇關係的變化歷程，對這種強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意識以及對蘇修鬥爭的情結自然有很深的體會，這成為鄧小平積極投入“大躍進”的一種正面的激勵和推力。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資歷雖不屬最資深，但與毛澤東之間保有長期的良好關係，毛澤東長期以來皆視鄧為“自己人”。毛主席在1952年將鄧小平上調北京後迭次拔擢，1955年“七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隔年“八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儼然成為前途看好的政治新星。對於毛澤東的眷顧與重用，鄧小平自銘記在心，必思表現以不辜負毛之厚望。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意圖超脫常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理念和做法，縱使未能一拍即合、全盤相通，但與其它中共領導人一樣，鄧出於對毛澤東崇高威望的敬仰和熱愛以及為其主張展現的恢弘氣勢的振奮鼓舞，“寧可懷疑甚或否定自己曾經歷過的實踐經驗，而相信毛澤東的正確，相信毛澤東比自己看得更深刻”。俟“大躍進”遇到困難、甚至遭遇天災人禍之時，似乎繼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兢兢業業地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二、從支持“反冒進”到傾向於“大躍進”：鄧小平的轉變（1957年春─1958年春）

1956年秋冬，由於受國際“波匈事件”的影響，以及國內因先前三年經濟恢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中遇到敵對勢力阻撓破壞、左的右的干擾，政治和經濟領域皆出現波動。中共中央一方面調整經濟計劃，實行“反冒進”，另一方面着手進行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鄧小平雖不負責“反冒進”的工作，但也批評了先前貪快、盲目上馬的“小躍進”作法。然而隨着“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鬥爭，在批判“右派”的過程中，與“右派”若干主張和言論近似的“反冒進”的右傾政策主張在政治上陷於進退維谷的局面。1957年9月，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反冒進”實乃是替“右派”製造攻擊黨的口實。

同年11月，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與“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期間，因受蘇聯科技發展的鼓舞和趕超美國、蘇聯的雄心壯志所激勵，增強了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出發，他立即做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也提出了“超英趕美”的目標。隨行在側的鄧小平耳濡目染，亦受感召。隨後，毛主席先後在1958年1月的杭州會議、南寧的中央工作會議、2月北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的成都工作會議、4月的漢口工作會議以及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先前“反冒進”的做法及其主事者。並調整財經領導工作，陳雲被任命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書記處成為規劃部署的指揮部和承上啟下的樞紐點，領班書記處的鄧小平又因身為常委得以參與大政方針的擬定，成為一個既參加最高決策又擔負統籌執行責任的關鍵角色，成為權傾一時的當紅人物。

在毛主席旗幟鮮明的立場和正確領導下，“反冒進”變得臭不可聞，掀起了大躍進的新高潮。然而又出現了極左傾向。坐鎮地方的“方面大員”爭先恐後，引領風騷，位居中央的一些領導則頭腦發熱，爭相跟進，鄧小平尤不例外。其時，“大躍進”的樂觀情緒和左傾奮進心情已在鄧小平的言論中流露出來。例如，1958年2月鄧小平視察四川石油探勘局川南礦區時表示：“應該有個雄心壯志，超越國際先進水平。世界先進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他還提出：“草棚也可出科學，出先進水平”。到1958年春，鄧小平已成為大躍進的積極倡議和支持者。

三、鄧小平參與發動與推進“大躍進”運動（1958年春─1958年冬）

1958年5月，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肯定各地已出現的“大躍進”勢頭，正式啟動了“大躍進”運動。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增長一倍，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而將“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在“大躍進”相關決議與政策相繼成形、出台之過程中，鄧小平所持立場和參與程度，一直是後來“改開”官方相當隱諱之處，但是從一些側面資料中仍可看出，鄧小平對“大躍進”的決策和推動，甚為積極。

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大搞群眾運動，“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以完成1070萬噸的鋼產指標。鄧小平主張：“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以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鄧小平更特別指出，“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將煉鋼目標達成與否置於關乎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的政治位階來看待。同時，鄧小平表示：公社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為共產主義作準備；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公社一建立積累很大，積累可為全民所有；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內容，一定要有生產財富的物質基礎。他指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來基本道路解決了”。當“大躍進”即將步入高峰時，鄧小平亦對情勢深表信心，以為總算找到一條正確、快速的發展途徑，大有一股作氣、成就一番經世大業的企圖和雄心。當年8月在北戴河，鄧小平聽取負責研發原子能事業的二機部領導宋任窮、劉傑匯報時即指出：“當國內糧食、鋼鐵和機械的生產問題獲得解決”的條件下，今後加速發展原子能尖端科學和工業已成為可能。在“大躍進”運動的初期，鄧小平司掌中央書記處，循由黨的機制對下指揮、施壓以及稽催，對運動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的推力和影響。例如：“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爭議為表現的權力鬥爭，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復生之間，鄧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向吳芝圃表示，“真理在你們這一邊”。這無疑對本來已“左”得突出的河南“大躍進”運動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大煉鋼鐵”方面，更可見鄧小平推行之強勢和殷切。當北戴河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高指標時，全年只剩三分之一時間，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生產任務未完成。為達成計劃目標，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下達命令規定進度。例如：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

鄧小平還多次到各地動員、布置以及檢查運動執行的情況。鄧在“大躍進”推行的初期，從9月到11月，先後前赴東北工業基地和其曾主政之西南地區，馬不停蹄地於各地煽動躍進熱情、傳播蜃樓美景。鄧小平在巡視過程中的講話洋溢着激昂的情緒，頗富鼓動性，並對人民公社語多好評。例如，在東北視察期間，9月17日鄧小平聽完黑龍江省委領導匯報後指出：你們潛力很大，好好用點勁，可以比現在設想的支持得更多更好。你們的成績很大，包括許多工廠在內。好多廠很有幹勁，雖然程度不同，但勁都鼓起來了。大家很熱心，計劃看起來也不算小，但是鑑於潛力很大，是否挖夠了，不能說。我是外行，但內行人一看就說是還有潛力未挖。稍微調整一下，鼓一下勁，想點辦法，還可以加大計劃。鄧在吉林省也以鼓勁、增產為號召，強調在工業領導工作上，要局部服從全局，大力支持重點，保證完成國家計劃；在農業生產上，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力爭高產，併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10月中旬，鄧小平先後視察天津、保定，曾特地視導當時在全國聲名大噪的徐水縣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間，鄧小平對於當地小麥創新的播種方式和豐產結果予以稱許。有關公社辦工業，如建立麵粉廠、縫紉廠，鄧大表欣賞，認為此做法“適應了大躍進解放勞動力的需要，改革了勞動組織，促進了全縣家務勞動的集體化和社會化”。此外，鄧對於“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努力學文化”的做法也甚感興趣，大表支持。

10月下旬起，鄧小平赴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視察和指導工作，也不時出現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的主張和想法。鄧小平在雲南考察經濟工作時，首重當地冶金工業，要求昆明鋼鐵廠按照規模生產進行規劃建設，甚至具體提出昆鋼生產規劃：第一步規模不搞30萬噸而搞50萬噸；第二步搞1百萬噸並勉勵昆鋼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要成為落後的“副班長”（事實上該廠直至1993年方才突破鋼產百萬噸）。在四川視察期間，鄧小平途經德陽時，對該地工業建設做出指示外，關於城市規劃，鄧還主張，“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布置街坊和住宅”，早點搞城市人民公社。

四、糾偏與“降溫”：鄧小平“糾而不泄”的立場（1958年冬－1959年夏）

從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至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半期的9個月，被黨史專家視為“大躍進”高峰後的“糾左”時期。鄧小平在此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當時，由於急促推廣“人民公社”，造成了許多問題，特別是急於過渡到所謂的“共產主義”。經過第一次中共中央鄭州會議、武昌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八屆六中全會”的討論，產生並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之間的界限，今後“人民公社”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在該決議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和其它領導人受毛澤東委託，研究相關草案和包括“商品是否應該存在”等理論問題，並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與書記處成員開展多次學習與討論。在“八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對“人民公社”的定位和優先任務做了說明：人民公社今天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形式是共產主義的，內容不完全是共產主義的。要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線劃清楚。在15、20年或更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任務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因素，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並根據這個質的規定來制定目前階段的方針政策，這樣才會使我們既不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又不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1958年最後一季的“大煉鋼鐵運動”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北戴河會議原定1959年鋼產量再提升到2700至3千萬噸的指標根本不可能實現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中，毛主席提出“鋼3千萬噸，要不要那麼多，能不能搞那麼多”的疑問時，鄧小平立即響應表示“值得考慮”，支持並堅定毛澤東降低指標的想法。緊接在後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12月3日鄧小平表示：黨對抓工業的經驗不足，全黨抓工業也只幾個月，要形成較完全的經驗還需要若干年，因此需要實事求是。該會最終將鋼產目標調整為1800到2千萬噸。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3月28日，鄧小平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鋼鐵指標，強調“把計劃定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寧肯超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其意見為毛主席和其它領導人所接受，促成鋼鐵產量的指標進一步下調至1800萬噸（其中1650萬噸好鋼）。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毛主席針對各行其是、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這一談話證實了“大躍進”以來鄧小平就是此運動和政策之操盤手。

由於受左傾急躁冒錯誤的干擾破壞，使大躍進遭受了挫折，使農業大面積減產。1959年5月19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強調：直接影響我國建設規模和七億人口生活的真正東西是農業。要講政治影響，究竟是工業完不成1800萬噸鋼影響大，還是農業問題引起市場供應緊張影響大？我看，還是農業問題影響大。國內外反映多的也是這個問題。這一腳踩不穩，會天下大亂。

5月28日，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更表示，要“眼見四面、耳聽八方”，不然盲目追求大煉鋼鐵高指標只會喪失民心；從北京、武昌、上海會議始終站在
1800萬噸鋼中突不出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工業方面來個解放思想，1800萬噸鋼既然辦不到，索性來個精神解放。全面安排，解決工農、輕重關係，眼睛只看到1800萬噸，就會把全面丟掉，包括丟掉人心。後來，中共中央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從3千萬噸下調到1300萬噸（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又降至1200萬噸）。

鄧小平在這段“糾左”時期的努力，主要是站在“糾而不泄”的立場，希望“大躍進”運動和政策持續而健康地發展。

五、“大躍進”糾左及其後之高層政治鬥爭（1959年夏之後）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本來是糾正左傾錯誤以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由於彭德懷呈上“萬言書”批評“大躍進”方針，……毛主席根據會議風向的變化，把會議原定的“糾左”議程轉為“反右傾”，彭德懷等高級幹部則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中共政治局常委在會上紛紛表態批判彭等人。會後左傾錯誤乘勢再起，再次掀起了另一波激進，其結果是全國性範圍經濟失調，先前業已受創的經濟和社會再度面臨緊繃，農業糧荒和饑饉進一步加劇。鄧小平因為腿傷請假而雖未參加廬山會議，但也撰寫文章影射、批判了彭德懷，並高調地肯定、擁護“大躍進”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仍表現了左的立場。

以上種種的困難和限制，促使鄧小平支持將國家經濟進行全盤的治理、調整。“大躍進”運動之後，鄧小平在主持制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協同劉少奇召開旨在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七千人大會”、與周恩來、陳雲等一起調整財政經濟工作等方面，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對“大躍進”的離棄，特別是在此問題上與毛澤東的分野和對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回頭走資本主義道路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層內部圍繞“大躍進”運動和相關後果以及兩條道路的歧見，在嚴峻的經濟困難下暫時潛伏未發。等到形勢暫時獲得舒緩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劉鄧提出的毛澤東尚在考慮或僅視作應急辦法的一些調整舉措，重新被毛澤東認定為錯誤而予以批判。1962年8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並堅持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包產到戶”等政策以及他們推動的甄別平反工作，被毛澤東嚴厲批判為“單幹風”、“翻案風”。迫於毛澤東的批評壓力，鄧小平雖作了檢討並撤回了主張，但從中可反映出鄧、毛二人之間已由“大躍進”前期的似乎形影不離的“一致”，發展到運動之後兩條道路的殊異。

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角色與作為，特別是在醞釀、發動和推進的階段，並不似中共“改開”官方所描述的消極對待、位處邊緣；相反，鄧小平對此運動和政策有一定的“認同感”、“接受度”和“積極作為”，毛澤東在相關決策和實行上更借重鄧小平的熱情與才幹。不可否認的是，正因親歷實際運作出現的諸多問題，鄧小平也是中共高層中最先冷靜的領導人之一。大躍進本來是依靠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高昂的熱情，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順理成章的好事，但遭遇從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和破壞，更加體現出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鄧小平……愈行愈遠，從“三面紅旗”的執旗者到逐漸地偃旗息鼓，甚至發展為“打着紅旗反紅旗”、走起極右走資的回頭路。

由於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被推崇備至，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鄧小平對黨和國家歷史和其個人從政經歷的觀點和說法，實質上具有定性、定調的作用和一槌定音的影響力。因此涉及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功過是非的敏感問題，惟有依鄧對中共黨史上諸多問題所主張的“宜粗不宜細”的方針，含糊帶過。另外，基於“上有過，下必諱之”的政治文化和傳統，褒而不貶、文過飾非、渲染失實亦不足為奇。結果，鄧小平在“大躍進”時期的前半段歷史，特別是從政策開始醞釀持續到運動呈現緩步遲滯這段期間，就變得益加模糊簡約、甚而面目全非。一味地修飾鄧小平在“大躍進”中曾有的極“左”和極右經歷，而偏重其在整治困難上之“功勞”的處理方式，只會徒然造成走資本主義道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觀感，對於研究鄧小平歷史和還原“大躍進”真相，更是一種不必要的人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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