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常讲：“这起名儿呀得有学问！”这话儿一点儿不假。就拿 “驴打滚儿”来说吧，它本是老北京小吃“豆面糕”的俗称，如果直称“豆面糕”，人们大概只想到这是个极普通的食品，也不会引起什么好奇和兴趣儿。但是一提起“驴打滚儿”，首先人们就对这名称感到好奇，也就萌发了追究这名称来历的兴趣儿。这种小吃的制做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糯米面蒸熟再裹上红豆馅儿，然后将制得的粘面卷儿在炒熟的金黄色干豆面儿上滚一滚，恰似驴在黄土地上打了个滚儿，既扬起黄色灰尘又在身上沾上黄尘一样。所以这叫法儿不但形象，而且用的也是文学修辞的比喻手法。这诙谐的俗称，不仅使人们未曾吃，便先感受其名的趣味儿，就是那笔墨文人，也免不了要琢磨一番，甚至下笔成诗。如在《燕都小食品杂咏》中，就有专门描写驴打滚儿的诗句，即“红糖水馅巧安排，黄面成团豆里埋。何事群呼‘驴打滚’，称名未免近诙谐。”如今，在北京的一些小吃店里仍能吃上驴打滚儿。但是这吃法儿和卖主儿的售卖方式，可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啦。那玻璃柜台里的磁盘儿上，摆放的都是切成每块儿约2两重的块状驴打滚儿。客人买一块儿，就自己啃着吃吧。这与我小时候那些小贩卖驴打滚儿的方式不同。

我儿时正值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候的走街串巷叫卖各种食品和日用品的小贩中，就有卖驴打滚儿的。当然，不少小吃店也卖驴打滚儿。我第一次吃的驴打滚儿，就是在胡同里推车叫卖的小贩那儿买的。记得我母亲交钱后，那个小贩就用刀切下一块黄澄澄的裹着干豆面的驴打滚儿，并把它们迅速切成条儿状，然后递给了我母亲。当然，这一条条儿的香甜、粘糊的驴打滚儿基本都让我吃了，感到真好吃。遗憾的是昔日那推着小车沿街叫卖驴打滚儿的小贩，已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现在，一些经营老北京菜肴或食品的饭馆或小吃店，都喜欢把一些食品和大清朝那位慈禧老太后“挂钩儿”，甭管人家慈禧是否吃过这种食品，这些店家硬是往人家身上“栽”！好像这些食品一经慈禧的口，立刻就身价百倍啦，而且不少冤大头还就专门吃这一套！就说这驴打滚儿吧，有人说慈禧喜欢吃，有人说慈禧没有吃过驴打滚儿，究竟吃过没有，我认为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要抬出慈禧这个“死老太太”，你就要真正按照给慈禧做驴打滚儿的技术水平做，但是我肯定，现在的店家做不到！不过说实话，现在的一些小吃店做的驴打滚儿味道还是满不错的。

我喜欢吃驴打滚儿，因为这种小吃不仅好吃，而且对于我来讲，这“驴打滚儿”使我总是忘不了那深深的母爱！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个人那很少的粮食定量中，白面占很小比例，倒是增加了不少杂粮，如玉米面、大麦面、豆面儿、高粱面等。那时候的人们是欢迎这些杂粮的，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的话说，就是“这东西顶饱”。但是掺杂了各种蔬菜，包括野菜和一些树的树叶儿的杂粮窝窝毕竟不好吃。而且像豆面儿做的食品，吃了不仅肚胀或拉肚子，也不顶时候。所以那时候不少人把这些杂粮面和白面掺和一起，变换花样儿吃。那时候甭说小吃没有多少，就是即便想吃小吃，那些小吃必须用粮票购买，谁也舍不得花费那“如金”的粮票！我母亲看到我们这些喜欢吃小吃、又没有富余粮票购买、馋得很的孩子们，决心时不时地变换花样儿做小吃，以给我们解馋。我母亲经常做的小吃，就是驴打滚儿。她把大麦面和好后，擀成圆饼状，在上面撒上少许的自制红豆馅儿，然后裹成圆筒儿状在蒸锅里蒸熟。我母亲又把那豆面儿在锅里炒熟，小心翼翼地均匀撒在案板上，唯恐浪费一点儿豆面儿。把裹了豆馅儿的蒸熟的圆筒儿状大麦面卷儿在干豆面上一滚，就成了自己制做的“驴打滚儿”，这是在我们心目中比金子还贵重的“驴打滚儿”呀！看着我们这些饿极了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吃那“驴打滚儿”时，我母亲只是开心一笑，而她除了做好“驴打滚儿”后，用筷子夹一小块儿尝尝味道是否好吃外，她竟一口没吃！现在想起来，我们真为自己当时只顾自己吃，而不顾母亲感到惭愧！这自制的“驴打滚儿”自然没有那小贩或小吃店卖的好吃，但是那是我们感到最好吃的“驴打滚儿”，因为那里面浸透伟大的母爱！

驴打滚儿好吃，我母亲做的“驴打滚儿”更好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以我现在从来不浪费一粒米、一点儿馒头渣儿等；就是吃驴打滚儿，也要把那豆面儿吃干净！不知道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没准以为我这个人没吃过饱饭，对！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确实“饿”怕啦！从而也知道珍惜每粒儿粮食的重要性，养成了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我可以说，我吃完饭的碗里，没有一粒儿残留的米粒儿。你信不信，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患难时期填饱你肚子的那些粮食品种！所以有时候在小吃店里，看到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老年人的盘子里驴打滚儿等小吃还剩不少时就扔掉，有些年轻人买了面茶、炸丸子汤等小吃，甚至一口没喝完就不要了等行为时，我心里默默地说：“孩子们，你们就欠挨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