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搞共產公有制剝奪民眾

——馬克思經濟學嚴重的實踐惡果之一

一種經濟學，如果僅僅在理論上不具有科學性，屬於一種謬誤，危害有限。可是將偽科學的思想作為一種主義的理論基礎被具體的實踐，帶給人類的就是可怕的災難。從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來看，馬克思《資本論》及其經濟學思想應該說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帶給了民眾無盡的災難，必須給予徹底的清算。

蘇聯、中國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號稱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國家，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遵循的依據都是馬克思經濟學，以暴力搞共產化運動，“消滅私有制”、“剝奪剝奪者”。

    一、蘇聯的共產化運動

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是嚴格按照馬克思經濟學思想進行實踐的國家。從革命到建設的過程，也是自己掌握的權力剝奪別人資產的過程。在革命的戰爭年代，通過暴力在勝利的地方，明火執仗地搶奪沒收沙皇政權的資產，富人的資產，對大中小型企業，一無例外地實行工業國有化，對特小型的(5人以下)企業，實行國家監督和訂貨。建立政權以後，則將小工商業者、窮苦農民的少量土地，統統以集體農莊的形式實行公有。總的要求，是利用自己的政權，“把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照列寧對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理解，就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企業，成為“國家辛迪加”，自任董事長和總經理，作為這個大企業的全權負責人。由於他作為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並且以黨的名義壟斷生產資料，因此，國家擁有的全民資產事實上就是“黨產”，當然，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地位也決定了國是“黨國”，這個國家的天下自然是“黨天下”。

在時間上，到了1937年，蘇聯完成了土地公有制，消滅了地主“富農”（我理解，“富農”應該是擁有土地少於地主的那部分人）。主要通過強制合作化的政策，“消滅”富農，將他們數以百萬計地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集體農莊的數目增加很快。由1929年的3.9%，躍升到1931年的52.7%，再由1934年的61.5% 躍升到1937年的93%。二千五百萬小農戶合併為二十四萬個叫做集體農莊的生產合作社和四千個叫做國營農場的國家農莊”（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mandel-1962book-15.htm）。1939年,斯大林就在聯共(布)十八大上宣布:蘇聯進入了“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蘇聯的任務就是向“共產主義前進”。同年3月22日,《真理報》的一篇社論寫道:“十八大將作為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偉大勝利道路的代表大會載入史冊。共產主義這個對許多人來說是不能實現的理想,對於我們,十八大的同代人,共產主義就是最近的明天,我們正在建設並將建成共產主義”。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要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要將個體農民作為“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消滅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蘇聯共產化的進程。

二、 中國的共產化運動

中國的共產公有制與蘇聯一樣，遵循的都是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思想，消滅私有制，將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中。基本的運動模式，本質上也與蘇聯相同，利用權力進行剝奪所有者。並且在步伐上，比蘇聯更加急躁冒進。這與東歐共產黨國家有較大差別。東歐國家開始並沒有主動自覺地實施共產公有化進程，但是在斯大林暴力強制下，迫不得已地搞共產公有化。中共則是主動學習蘇聯“老大哥”有過之而無不及。近年，從俄羅斯總統檔案館披露了當年“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信”，信中透露了真情。毛澤東在這封信中說，“不僅我們領導人沒有領導經濟的經驗，我們整個黨都沒有”。

中共在戰爭年代，在趕走國民黨統治的地區，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共產公有制。截止1949年底，沒收了2858個官僚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建立了國有國營工業，開始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建政後，在全國範圍內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全面的共產公有化運動。在農業上，將農民剛剛分得的土地通過互助組、合作社，以及後來的生產隊和人民公社，無償收歸公有；在工業上，通過手工業合作社將手工業者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通過贖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實際上私有變國有，完成了共產化。在農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問題上，實質上是將農民土地無償充公，手工業者生產資料無償充公，是赤裸裸的剝奪。有很大欺騙性的，是所謂對工商業資本家的“贖買政策”，當時叫“四馬公肥”，即按照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獎金和資本家的股息紅利四個方面分配企業盈餘。這裡且不說分配的極不合理，第一，單就分配主體而言，事實上就剝奪了資本主體的權利，將資本所有者權益作為了被分配的對象；第二，贖買徒有虛名，實際上是共產黨不付分文就獲得了工商業資本，是明目張胆的剝奪；第三，在當時鎮壓反革命和階級鬥爭、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背景環境下面，工商業資本家早已成了驚弓之鳥，是專政的對象，根本就被剝奪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第四，儘管當時有5%的股息紅利，但是共產黨強制分配的利益，因為資本已經被共產，跟實際的資本所有權已經脫鈎。而且，即使資本存入銀行或借貸，也同樣有更多的利息，何況，資本所有權在這裡繼續屬於資本家。特別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共就取消了原先給定的利息，原來的工商業資本所有者成了徹底的無產者。

中國的共產化問題上，毛澤東比斯大林走得更快、更急。特別是斯大林逝世以後，毛澤東面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否定，不僅不吸取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和獨裁專制的教訓，卻反其道而行之，要加快共產化的進程。他在提出《論十大關係》的時候就這樣講過:“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他針對有人反對冒進的批評，卻提出鋼鐵產量“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萬噸至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 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 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對於人民公社,毛澤東認定是“實現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毛澤東還說，蘇聯只完成了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而中國已經“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見邢和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蘇聯因素》，《黨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三、共產公有制的結果是對民眾的人身占有

蘇聯和中國共產公有制的實踐，表面上是共產黨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推行對私人資產的剝奪，先是對富人的剝奪，再是對窮人的剝奪，結果是將廣大民眾變成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無產者。而且，在事實上，這是一個將眾人之私為一己之公的過程，即把所有人的資產變為一個人控制的資產，為一己私利即個人利益最大化服務。只是在形式上，那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打着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名義上代表的是公眾的利益。然而，在沒有監督、不受約束的特權下面，共產公有製成為了極其糟糕的私有制，是極端的私有制。

從實踐來看，共產公有制不僅表現為對資產的剝奪，背後還隱藏着更重要的剝奪，就是對人身的剝奪和占有。對此，包括西方經濟學家在內，人們並沒有認真覺察和深刻的認識。事實上，按照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實踐的共產黨國家，在根本問題上，是人對人占有、人依附於人的實踐。資產方面的占有，還談不上是深層意義上的占有。因為，在人占有人、人統治人、人壓迫人的條件下，財產和資產的占有是順理成章的存在。並且，即使沒有全部實行對資產的共產公有制，只要存在着人對人的占有，剝奪資產、財產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比如，一個人可以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但在存在人占有人關係的前提下，你的資產和財產在事實上並不真正屬於你自己。共產黨完全可以利用權力，將你一無所有。比如，重慶原市委書記薄熙來，只要他看哪一個企業家不順眼，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查你整你，沒收你的資產。這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並不少見。為什麼？就是因為你沒有人身的權利，自然財產的權利也得不到保證。在蘇聯共產黨統治時期，存在着比較普遍的共產共妻現象，只要具有政治上的權力，就握有了對女人的支配權。比如，享有特權的官僚，只要看中了哪一個女人，就可以霸占為己有，完全不受一夫一妻制的限制。有消息記載，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當時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一個命令，該命令也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了十個姑娘。在中國也同樣，90%以上的貪官，都有情人、二奶和小三，說明了什麼問題？就是表現了權力對女人的占有。對女人的占有，只是人對人占有的一個方面。所以，共產公有制的要害，不僅是對資產的占有，重要的是對人的占有。當然，在剝奪人身權利的條件下，人們也可以將人本身作為資產、財產看待，但這並不改變共產制問題的實質，僅是概念差異。

馬克思講“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其實，恰切地說，“共產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