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拿纳税人的钱来大兴土木
全球是金融危机,中国是初级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危机。为满足美国人民需要而扩张起来的中国沿海地区巨大产能,突然像被结扎的育龄妇女,不再受孕。
机器停了,厂门关了,工人被辞了……
这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解救危机的思路∶是通过减税,发消费券等福利性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来刺激有效需求,逐步消化产能过剩;还是通过高税收,把资源动员到政府手里,用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岗位?从目前情况看,国人青睐的是第二条思路。
不信请看最近的新闻∶
总投资为300亿元的天津官港生态游乐园将于3月份正式启建,预计2015年全部建成,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沙滩浴场;
一栋高达646米、投资逾百亿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将在深圳动工,这一高度将超越在建的632米的“上海中心”,它将成为中国第一高楼;
西安火车北客站将投资58亿,有望建成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客运火车站;
这三条新闻的关键词都是最高比较级,不是“最大”,就是“第一”。
还值得注意的是,总投资达400多亿的“最大”或“第一”项目,都不是生产性项目,也不是教育、医疗、图书馆、博物馆等提升国民身心素质的短缺项目,除了火车站外,都是“楼堂馆所”。
2004年开始免征农业税,终结了数千年来农民交皇粮的历史,政府为这项千古一遇的工程花了多少钱呢?1000亿(当年的农业税总额)。
而上面所提的项目,就相当于这项工程的一半!
难怪在一次小型会议上,一个企业家担心,4万亿救市资金,救的可能主要不是人,而是“铁公‘鸡’ ”——铁路、公路、机场。
从上面的情况看,连铁公鸡都没有救,救的是某些人疯狂的欲望。
当时,周天勇教授也说,从社会舆论对救市方案的反应,可以看出四热四冷∶政府热民间冷,国企热民企冷,大公司热小公司冷,官员热百姓冷。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一个千年难治的痼疾∶兴盛和危机时刻都喜欢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处于兴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兴盛是因为它集中了六国资源,并且建立起了一元化的高度集权的资源动员体制;危机是因为它对内暴政对外黩武激起民怨沸腾。
为了消耗资源,以及百姓的精力和仇恨,秦始皇举国进行当时全球最大的工程建设∶
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国最著名的3条水渠,其中郑国渠和都江堰是统一前修的,南方的灵渠是统一后修的;道路建设是一个更大的工程,
据估算,秦修筑的道路总长度为6800公里,据《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这个长度,比吉朋估算罗马时代,从苏格兰境内的安东尼斯墙通到罗马,然后止于耶路撒冷总长为5984公里的道路还要长近1000公里;
比这个还要著名的工程是万里长城,动用了30万人,费时10年;和长城同样有名的是阿房宫,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钱更多;
比长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骊山陵寝,动用了60多万民工。这些项目建设,对后世功不可没,但却加深了秦帝国本来就在流血的伤口。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其结果也不理想,“三年自然灾害”,不过是对人为危机的一个遁词。
不过,把历史上的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和今天的政府救市混为一谈,肯定是错误的。
皇朝时代的大兴土木,是伤民,不是安民,是通过劳役搜刮民脂,不是安排就业。
但在一点上有共通性,那就是都涉及资源配置问题。
皇朝时代的资源,全部由政府来配置,而且按照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
今天的资源,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是增大政府的配置份额,还是相反;是通过减税让纳税人自己来配置资源,还是相反,这才是今天的问题。
在选择救市思路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
第一,政府主导分配救市资金,在西方可能有效,在中国未必有效,因为对政府的约束条件不同(民选与非民选),接受救助的企业性质不同(国有与非国有)也不同,在人家那里可能刺激就业,在我们这里可能刺激官员寻租;
第二,在政府分配投资,和投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的条件下,加大投资,是否必然拉动就业?
第三,刺激投资能否缓解我国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考虑清楚,大兴土木式的救市就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原载2月10日网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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