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幾十年前的所謂的“紅色經典”影片，經常有這樣的鏡頭：面對被活捉的敵人和叛徒，正面人物經常怒上心頭，一句“我代表人民，代表黨，槍斃了你。”就完成了最簡單的審判過程；接着就是執行過程，這往往也是這個憤怒的正面人物來完成的。據我所知，著名叛徒浦志高、王連舉，還有真實歷史上的顧順章全家，都是這樣子被幹掉的。

“私設公堂”是咱們中國社會千百年來沒有法治的縮影，到了共產黨時代，尤其是樣板戲催生了腎上腺之後，達到了高峰。幾十年後，伴隨着社會文明的復歸，腎上腺激素的慢慢退潮，這類事情也就見的少了。不過，這基因還是頑強的遺傳下來了：籍着毛澤東去世30周年的忌日，海外文壇上，以張戎、張朴姐弟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為代表，以筆桿子為公堂，搞起了“審判毛澤東”的遊戲。

不可否認，張氏姐弟耗時10多年的歷史檔案調查和訪談，為我們的歷史背景增加了更多的知識含量，作為一個讀者，我向他們表達誠摯的敬意。不過，張氏姐弟在書中既充當歷史學家，又充當歷史評論家的行為，就很讓人對其書充滿疑慮。如同現代法治之下，檢察官承擔調查責任，法官負審判之責，陪審團是裁決的主體，任何的替代和越權都會構成法治的不公。

張氏姐弟對毛澤東歷史的深入調查，本可以把詳細的歷史真實提供給作為陪審團的讀者們，讓讀者形成自己的裁決和看法；可是，張氏姐弟在自我正義腎上腺激素的催動之下，終於“我代表讀者，代表歷史 ……”起來，完成了審判的全過程。

可惜，辛勤調查取證以獲取歷史真實所建立的信任感，都被自我正義的“私設公堂”所顛覆。

出國數年來，有機會閱讀了大量的海外中文作品，尤其是關於歷史、社會和政治的，常常感嘆海外中文作者們對歷史和社會的認知水平，不外是大陸中文語境的一個延伸。以“隧道眼”看歷史，以“盲人摸象”看社會，以“刻舟求劍”看政治，（國、共）黨媽媽的雨露和“狼奶”，象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遍灑五大洋的華人心田。

海外現代文明的環境和言論自由的制度，不過是改變了海外華人的知識體系，其邏輯思維和認知社會的能力，卻早在國、共兩黨前後摧殘中國社會之際，永久的喪失了。而胸前肉掛“毛澤東像章”式愛與恨的感情體系，卻被完整的帶到了國外，形成了海外中文寫作的動機和模式。

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套說辭，黨媽媽把國際社會分成了“社和資”兩個世界（僅有的分類），於是，許多海外華人的視野里，所有非共產黨專制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竟渾然不知，國際社會對各國的分類標準還可以有獨裁和民主、君主和共和、專制和憲政等等，他們狹隘的潛意識裡總是把社會主義和民主、選舉等對立起來，一個完整的多極的彩色的世界，就這樣被簡化成“社與資”的黑白兩極。

1924年從孫中山模仿前蘇聯，建立中央宣傳部起，國、共兩黨一個比一個發奮圖強的把中國製造成了“愚民之邦”。

其實，今天的中國，還能叫“社會主義”嗎？

文字審判毛澤東的還有施化先生《“非毛化”迫在眉睫》的文章，其認識社會的方式典型的符合了“隧道眼”和“刻舟求劍”的特徵：自己在言論自由世界裡能夠暢所欲言，就苛求話語權專制之下的國內同胞能夠像他一樣“非毛化”，把國內自1995年來民間社會的“毛澤東熱”全部歸咎於懷舊和對貪腐的不滿。

如果施化先生關注歷史的話，他應該有機會知道，當年毛澤東極權專制之下，雖然高舉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可事實是，專制者不僅強姦了馬克思的哲學理論思想，而且，還對那些“打着馬克思旗號” 帶來有限話語權的半獨立研究者進行了殘酷鎮壓（譚天榮與林昭的對話：馬克思和列寧的區別），這就是所謂的“打着紅旗反紅旗”。它背後的實質，既有閱讀資源和閱讀視野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准合法化下的話語空間和權利。

今天，毛澤東已經去世了三十年，中國已經由“虛偽的社會主義”180度的轉變為“極端血腥的資本主義”，唯一不變的是專制。從極權弱化後的專制，依然是專制。

“毛澤東”這個名字，終於，如同毛澤東極權專制之下的“馬克思”一樣，成為近10年來利益受到巨大傷害群體與極右政權對抗的准合法化下的話語權。近10年來，政權跟施化先生一樣，悄悄地積極地進行着“非毛化”進程；可是，民間社會並不願意放棄這個唯一合法的話語機會，在毛澤東和今日共產黨政權的尷尬之間，“打着紅旗反紅旗”：“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直到2004年鄭州兩位工人作家因撰文紀念毛澤東逝世而被判刑入獄。

如同石縫中頑強生長的小草一樣，民間社會對抗專制政權的擠壓，必然會有其自適應的方式；“毛澤東熱”的背後當然不會象我所寫的那樣單一，它既有愚昧和視野狹隘的一面，也有狡狤和被動適應的一面，當然也會有其他的動機和目的。惟其能夠在現政權的擠壓之下，形成海內外皆知的話語權效應，自有其准合法化下的廣闊背景。

中國民眾已經從吳祖光指着毛澤東圖像大罵“毛賊”的80年代過渡到了“維權”的新世紀，民間社會與專制政權對抗的形式和內容也都大有不同了。施化先生的“非毛化”期待和對“毛澤東熱”的擔心，不過是對歷史認知 的“刻舟求劍”和對社會認知的“隧道眼”而已。

無論張氏姐弟的書籍，還是施化先生的評論，當然都是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不過，言論自由之下，倒是有機會充分暴露海外中文作者低下的歷史和社會認知能力，讓人常常感慨“黨天下”無往不利、無堅不摧的毀滅中國人智力的“偉大、光榮和正確”。

新世紀(9/26/2006 12:54)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69699&ad=9/26/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