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紅仇深：我們的政治反對派

影響較大的韓國電影《那時候的人們》描寫了1979年10月26日，韓國中央情報局長金載圭槍殺韓國總統朴正熙的歷史片段，使我記憶尤深的是，當金載圭向朴正熙匯報三天以後釜山等地將會有數千學生舉行反政府的民主遊行時，朴正熙蠻不在意地說殺他一萬人看他們還敢不敢再鬧了，金載圭則低調的反駁，意思是殘酷鎮壓只能把仇恨壓在心底，數年之後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或政變。兩人的意見很不統一，再加上總統府侍衛長的跋扈飛揚，最終促使金載圭動了殺機，此後總統被刺、全國戒嚴、光州事件……

10年之後，中國北京，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一舉殺出個二十世紀世界25個最重大歷史事件（CNN）之一的“六四血案”。

亞洲和中國的政權，都非常善於用屠刀製造自己的仇人，把中間或中立屬性的群體逼成反對派，在台灣有蔣介石的“二二八”，在越南有吳庭艷的“鎮壓佛教徒”。

歷史上看，對比於西方各國的政治反對派，由於缺少了議會、憲政，中國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絕大多數的反對派都是被鎮壓、被屠殺後苦大仇深、冤家路窄的群體或組織，與其稱其為政治反對派，不如稱呼他們為“抵抗運動”更合適。

“清黨反共” 清出了個“新中國”

1900年清政府起先容忍、放縱、利用、煽動“義和團”，之後兵敗八國聯軍又揮起屠刀屠戮、鎮壓義和拳民，活生生的把民眾的仇恨壓到了心頭、膨脹到極點，數萬拳民的血染紅了孫中山興中會“驅除韃虜、還我中華”的標語。暫且不論義和拳是否愚蠢和盲目，政府在拳民發展之初沒能按大清律例治理，造成其膨脹壯大，利用其攻打使館之後，又使其充當替罪羊，怎能服人？砍了拳民的腦袋，還有拳民的家庭、親屬、鄰居，還有經歷過這場事件的旁觀者，他們可能不敢哭訴、上訪，但這戾氣終會爆發。

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焉有孫中山的功勞？成績和榮譽其實都屬於大清的屠刀。

一個正常運行的社會，不管有沒有我們現代所說的法治，都有它一定的規則或社會大眾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約定；在規則範圍內，政權緝捕大盜、查禁煙花柳巷或其他社會管理行為，其實都暗含社會共同的授權或背書，因此不會製造大眾的怨氣。但當政權超出了這個範圍，任意按政權的意願處置尤其是未加審判的鎮壓、屠殺，則只能製造自己的仇人和反抗者，或按文人的說法叫“掘墓人”。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同為革命黨兄弟的國共內訌，蔣介石以軍隊的暴力對一個政治組織及其相關群眾團體，發動了一場史稱“清黨反共”的鎮壓，成千上萬的左派民眾、工會成員、共產黨員遭到了槍斃、逮捕或投入牢獄。愚蠢的鎮壓者以為幹掉了一個組織、一群人，就能夠消滅一個理想、一種社會思潮和傾向。

本來正與國民黨“同志加兄弟”兩黨合作、協力北伐的共產黨，遭此巨變，正如夫妻反目、其恨愈烈、其仇更深。遭遇滅頂之災的中國共產黨及左派組織受到了海內外社會的極大同情，即便那些以前並不欣賞左派或共產黨思想和行為的人們，也因蔣介石蠻橫粗暴的武裝鎮壓，轉而欣賞、同情或支持中共或其左派了，恐怖當頭或許不敢表達出來，但至少在內心中很多人會這樣思考。

鎮壓必然引起反彈，歷史上無數的先例可以驗證。雖然不是每一個被鎮壓者都能反抗成功，但萬中有一，或許就能成事。儘管不能說當年中共完全無辜，但這場鎮壓毫無規則的手段和盲目擴大化的慘烈後果，既罔顧了民意中天生具有的社會平等的理想化傾向，又把“以暴易暴”的叢林思維強加給了被鎮壓者。

中國共產黨經此一難，迅速從一個左派溫和知識分子領導的政治團體被壓制並墮落為地下暴力組織，創黨領袖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而中國共產黨所代言的左翼社會思潮和政治理想，則成為燃燒的地火，既幫助了中共的逆勢成長，也鋪就了革命和災難的溫床。

“反對邪教”反出個“黃巾軍”

中國的歷史書，往往是一本當政者愚蠢無知的陳列館，前有大清，後有國民黨，今日共產黨；暴力崇拜、固執己見、罔顧民意，都是其愚不可及的表現。而中國歷史，又何嘗不是國民愚昧盲目的展覽室，把同情當支持，漢賊不兩立，黑白分明，愛恨對峙，也是造就政權愚蠢、家國災難的根源。

“清黨反共”62年後，政權在手的中國共產黨，像他的黨大哥國民黨一樣，愚蠢的對着那些充滿社會理想的知識分子群體舉起了屠刀，製造了10年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抵抗組織——民主運動。

“四一二鎮壓”72年後，政權因自我恐嚇祭起超越法治的專政手段，愚蠢的鎮壓了那些充滿信仰的宗教群體，親手催生了最具顛覆性的抵抗運動——信仰抗爭，更為中國的未來製造了無法估量的不確定性。

尤其值得諷刺的是，無論被鎮壓的早年共產黨，還是民運諸公、宗教社群，在被鎮壓前，都是鎮壓者曾經的盟友、同志或同夥。中國的反對派往往誕生於政權的懷抱，而其力量則源自於政權所擁有的社會資源。

近百年來，從袁世凱反出清廷、聯手孫中山建立民國，到孫中山以護法戰爭、自組廣東國民政府反擊袁世凱，及至蔣介石建政、國共反目、揮刀相向，中共建政，國內恐怖統治，以鎮壓為維護手段的政權固然沒有善終，而因被鎮壓而形成的反對派在最終獲取政權之後，卻往往繼承了鎮壓的手段，成為新的鎮壓者，一百年來，中國人就是這樣苦難的走了過來。

曾經有一句名言：對共產主義者，不是看他們怎麼說的，而是看他們怎麼做的。具體到中國歷史和現實，其實，對每一個政權或反對派組織都要這樣，畢竟，中國人經歷的欺騙和背叛不僅僅來源於共產主義者。

培育忠誠的政治反對派

1975年西貢陷落和1979年中越交戰，分別釀成了兩波大規模的越南難民潮 ，數百萬的難民（包括華人）乘坐大小不等的漁船逃往南中國海，在經歷了苦海餘生之後，卻遭到了東南亞諸國包括中國的拒絕，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或敵對勢力進入本國，一大批的難民在接近這些國家的公海上聽天由命、直至死亡。

與亞洲國家相比，一百年多來，英國收留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擁有各種政治傾向的流亡者和難民，但這個國家並沒有因此而遭到顛覆或滅亡。奠基於憲政和民主體制上的聯合王國，因言論自由，寬容並催生了各種政治思潮，但基於法治治國的理念，各種政治思潮和勢力並沒有超越社會及法治的約束，因而也沒有造成政權的鎮壓或大規模的人道災難，也就沒有產生“以暴易暴”的國內政治反對勢力。絕大多數的政治反對派代言於社會或政治理想，通過議會鬥爭方式一步步的推進英國的演變。

這或許就是“忠誠的政治反對派”，沒有了歷史上的血債深仇，執政黨和反對派都能夠深入民間，傾聽百姓和選民的呼聲，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為政治底線，去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樣，由於國家財政通過議會和政黨組織方式對政治家的生存提供了保障，執政黨與反對派之間不再以“你死我活”鬥爭方式通過攫取執政權力而競爭國家資源，雙方都能夠相得益彰的尊嚴和體面地進行政治活動。今日英國第三大黨自由民主黨，自1904年贏得大選之後，100年來從來沒有執政的機會，而他們仍然兢兢業業扮演者作為政府監督者的政治反對派角色。

與國內執政黨與政治反對派能夠在一張桌子談判相近似，英國在其殖民地的治理和獨立的歷史進程中，也儘量通過教育培養殖民地國家潛在的政治反對領袖，使其最終能夠在民族解放風捲雲涌之時，把反對運動建立在政治的談判桌上。這裡邊最為着名的就是新加坡獨立運動領導人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獨立運動領袖東姑阿都拉曼，這兩位都畢業於着名的劍橋大學。其實順着“牛津劍橋俱樂部”名單，我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領袖的名字。英國人用教育培育了他們未來的反對派，使反對運動往往建立在能夠彼此對話並具有相近價值觀的費厄潑賴（Fair Play）的平台上。

面對中國殘缺不全的憲政和言論自由的現實，我們今日並不期待中國的執政黨與反對派能夠坐在同一張談判桌上，但是政權是否值得考慮首先在自己的執政黨內部培育起“忠誠的反對派”，以完善政黨自身的良性化建設，反之亦然，反對派只怕也要學會面對自身組織內部的“忠誠的反對派”。但是，執政黨和反對派也很有必要超越自身政治組織的利益，以民眾的福祉為共同的底限，把國家治理或反對運動始終建立在政治層面上。這樣，未來中國也許就不會是“逃出了狼窩又落入了虎穴”。

近三十年來，發軔於大學思潮的89學生運動，因其受教育水準相對較高，本來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合適的忠誠的反對派，惜乎屠城之下，政治反對行動被逼向抵抗運動了，中共也喪失了一次絕好的校正自我的機會。放眼中國的未來，目前仍在執政的中共有必要慎重思考一個問題：是讓鎮壓造就的抵抗運動進行復仇或清算，還是用教育培養政治反對派來談判和妥協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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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7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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