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由中國武漢開始的冠狀病毒疫情很快如脫韁的野馬蔓延全球，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倖免。病毒疫情已經對人類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停滯，消費萎縮。與此同時，人們在疫情災難面前，往往亂了方寸、慌了手腳，特別是推卸責任、互相指責，激化了原來的矛盾。大敵當前，如何應對？人類當有超常的智慧，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赴時艱。

第一，少做無科學依據的無謂批評指責。關於冠狀病毒的起源，目前尚無科學的結論，也沒有任何哪一國政府官方的定論。民間各種各樣的傳說很多，但都沒有得到共認。可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卻定調是“中國病毒”，後來迫於某些壓力，在並不收回和也不認錯的情況下，承諾不再使用“中國病毒”一詞。當然，在中國也有指責病毒來源於美國實驗室的說法，講G0即首先感染者是美國女軍人，引起各執一詞、爭論不下。在疫情大敵面前，沒有根據或根據不充分的指責只會給病毒疫情防控添亂。即使證據充分，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防控疫情災難，也應該放在疫情結束後再仔細排查搞清楚責任。

第二， 強調行政的權威與責任。在疫情災難面前，不能各自為政，完全自主行事，必須有統一的組織指揮。凡專制國家，自不待言，有統一的集中領導。即使民主社會，在疫情災難條件下，也要打破常規，按照合法的程序，授予總統必須的行政權力，一般的事情無須國會反覆討論、爭論，由總統自主決策，前提是總統的權力行使經得起事後的審查。堅持誰決策誰負責。不能如特朗普整天東吵西鬧，跟媒體噴、跟州長噴，在大難的危急時刻，還想着將疫情災難的責任歸咎於民主黨，甚至歐洲國家，想着總統如何連任。這方面要學習默克爾坦誠務實。

第三，舊有的矛盾可以先擱置一旁。面對大的疫情災難，一切服從服務於疫情防控。要擯棄政黨隔閡，不再紀纏於原有矛盾，要一致針對疫情災難。當然，不是說不可以有不同意見，問題是要跳出政黨陳見。在國際上，不能再過分強調本國優先，本國至上，只掃門前雪，不顧他人瓦上霜。不僅民主國家之間，要加強信息交流和溝通，加強務實合作，就是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也要暫時放棄原來的敵對立場，只要不是危及防控疫情災難的，不必再恪守對立思維，互相攻擊。不能當對方國家發生災難時幸災樂禍，或隔岸觀火，甚至趁火打劫。在這個地球上，面臨大的疫情災難，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誰都不能倖免於難。總的是多支持，多同情，多交流。人類要多一些寬容、包容、同情、憐憫、團結、友愛，少一點仇恨、妒忌、分歧、紛爭和對抗。原來多年形成的矛盾，假如不影響防控疫情災難，放到疫情結束以後，一切恢復常態以後，再重理舊事。為什麼？因為疫情災難形成的矛盾大於其它一切矛盾。

第四，少一些干擾，少幫倒忙。在抗擊大的疫情災難過程中，有一些圍繞防控疫情的批評意見是正常的，有利於政府方面清醒頭腦，有積極的作為。但是不是批評越多越好，可另當別論。任何不利於防控疫情的言行都可以批評，是一個促進和改進。而不能促進和改進疫情災難防控的批評可能對疫情防控就是干擾，就是幫倒忙。比如，即使是專制社會，當這個國家在組織力量大力開展疫情防控的時候，有些人以反專制為名，對疫情防控處於對立的地位，甚至以捕風捉影的八卦造謠生事，妨礙疫情防控，攪屎棍子不嫌事大，無事生非，就不能不加以制止。為什麼？這時候攸攸萬事，防控疫情是頭等大事，民眾的生命安全是頭等大事，專制與民主的矛盾可以退居其後（除非專制已經不能防控疫情），必須分清輕重緩急。這可能有人不同意，我堅持認為反對專制不能與防控疫情災難對立起來。特殊時期，有特殊的矛盾，必須有特殊的作為。

第五，建立全球範圍的抗疫情災難組織。在全球性疫情災難面前，靠一個國家單槍匹馬，單方面行動，不僅難以解決自身的問題，更解決不了人類的問題。有必要建立世界性的抗擊全球疫情災難的國際組織，擴大國家之間的聯繫，平衡國家之間的矛盾，協調國家之間的行動，形成防控疫情災難的統一戰線。目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作用相當有限，希望歐美發達國家能負起責任，聯合世界各國，牽頭成立全球性防控冠狀病毒協調機構，提高防控病毒疫情的效率和效果。有人可能會說，現在包括美國在內，歐美國家病毒疫情嚴重，自身難保，懷疑歐美發達國家的作用。但我認為，歐美國家所具有的防控疫情的物質、技術和資本力量，非其他國家能比，從趨勢來看，歐美國家會是最早走出疫情危機的國家。歐美國家對於世界各國的責任，不可替代。不過，歐美國家必須有寬廣的胸懷，切實擔負起對人類的義務和責任，這也是人類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