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由中国武汉开始的冠状病毒疫情很快如脱缰的野马蔓延全球，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幸免。病毒疫情已经对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停滞，消费萎缩。与此同时，人们在疫情灾难面前，往往乱了方寸、慌了手脚，特别是推卸责任、互相指责，激化了原来的矛盾。大敌当前，如何应对？人类当有超常的智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赴时艰。

第一，少做无科学依据的无谓批评指责。关于冠状病毒的起源，目前尚无科学的结论，也没有任何哪一国政府官方的定论。民间各种各样的传说很多，但都没有得到共认。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定调是“中国病毒”，后来迫于某些压力，在并不收回和也不认错的情况下，承诺不再使用“中国病毒”一词。当然，在中国也有指责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说法，讲G0即首先感染者是美国女军人，引起各执一词、争论不下。在疫情大敌面前，没有根据或根据不充分的指责只会给病毒疫情防控添乱。即使证据充分，为了在全球范围内防控疫情灾难，也应该放在疫情结束后再仔细排查搞清楚责任。

第二， 强调行政的权威与责任。在疫情灾难面前，不能各自为政，完全自主行事，必须有统一的组织指挥。凡专制国家，自不待言，有统一的集中领导。即使民主社会，在疫情灾难条件下，也要打破常规，按照合法的程序，授予总统必须的行政权力，一般的事情无须国会反复讨论、争论，由总统自主决策，前提是总统的权力行使经得起事后的审查。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不能如特朗普整天东吵西闹，跟媒体喷、跟州长喷，在大难的危急时刻，还想着将疫情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甚至欧洲国家，想着总统如何连任。这方面要学习默克尔坦诚务实。

第三，旧有的矛盾可以先搁置一旁。面对大的疫情灾难，一切服从服务于疫情防控。要摈弃政党隔阂，不再纪缠于原有矛盾，要一致针对疫情灾难。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有不同意见，问题是要跳出政党陈见。在国际上，不能再过分强调本国优先，本国至上，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不仅民主国家之间，要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加强务实合作，就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也要暂时放弃原来的敌对立场，只要不是危及防控疫情灾难的，不必再恪守对立思维，互相攻击。不能当对方国家发生灾难时幸灾乐祸，或隔岸观火，甚至趁火打劫。在这个地球上，面临大的疫情灾难，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谁都不能幸免于难。总的是多支持，多同情，多交流。人类要多一些宽容、包容、同情、怜悯、团结、友爱，少一点仇恨、妒忌、分歧、纷争和对抗。原来多年形成的矛盾，假如不影响防控疫情灾难，放到疫情结束以后，一切恢复常态以后，再重理旧事。为什么？因为疫情灾难形成的矛盾大于其它一切矛盾。

第四，少一些干扰，少帮倒忙。在抗击大的疫情灾难过程中，有一些围绕防控疫情的批评意见是正常的，有利于政府方面清醒头脑，有积极的作为。但是不是批评越多越好，可另当别论。任何不利于防控疫情的言行都可以批评，是一个促进和改进。而不能促进和改进疫情灾难防控的批评可能对疫情防控就是干扰，就是帮倒忙。比如，即使是专制社会，当这个国家在组织力量大力开展疫情防控的时候，有些人以反专制为名，对疫情防控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以捕风捉影的八卦造谣生事，妨碍疫情防控，搅屎棍子不嫌事大，无事生非，就不能不加以制止。为什么？这时候攸攸万事，防控疫情是头等大事，民众的生命安全是头等大事，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可以退居其后（除非专制已经不能防控疫情），必须分清轻重缓急。这可能有人不同意，我坚持认为反对专制不能与防控疫情灾难对立起来。特殊时期，有特殊的矛盾，必须有特殊的作为。

第五，建立全球范围的抗疫情灾难组织。在全球性疫情灾难面前，靠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单方面行动，不仅难以解决自身的问题，更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有必要建立世界性的抗击全球疫情灾难的国际组织，扩大国家之间的联系，平衡国家之间的矛盾，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形成防控疫情灾难的统一战线。目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相当有限，希望欧美发达国家能负起责任，联合世界各国，牵头成立全球性防控冠状病毒协调机构，提高防控病毒疫情的效率和效果。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包括美国在内，欧美国家病毒疫情严重，自身难保，怀疑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但我认为，欧美国家所具有的防控疫情的物质、技术和资本力量，非其他国家能比，从趋势来看，欧美国家会是最早走出疫情危机的国家。欧美国家对于世界各国的责任，不可替代。不过，欧美国家必须有宽广的胸怀，切实担负起对人类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