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魯斯 (Henry Luce)

及其《美國世紀》和中國故鄉

BY: 影子斜

 發表於：淵明／塔城　的　博客

1954年亨利·魯斯和妻子卡萊爾

引子

1941年12月7日，時代公司創立者和主編亨利·魯斯在格林威治的家中的晚會上得知珍珠港事件。立即趕到時代公司總部，叫停正在付印的《時代周刊》，《生活周刊》，重新安排全面報道珍珠港事件。當晚晚些時候，他才有機會得以和在賓州退休居家的父親, 老傳教士， 前燕京大學，齊魯大學副校長通電話。兩人對珍珠港事件都感到如釋重負。“從現在起，我們看到了美國對中國的意義和中國對美國的意義。”掛上電話，老魯斯告訴夫人，兒子的話讓他多麼踏實。隨後，回到臥室平靜與世長辭。老魯斯等到了他期待的消息，兒子魯斯後來告訴朋友：“他（父親）活的足夠長，看到美國和中國成為同盟，這是多麼美好的事。”

亨利·魯斯創辦了《時代周刊》（1923年）、《財富》（1930年）與《生活》三大雜誌（1936年），被稱為“時代之父” ;

我們都知道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亨利·魯斯是《美國世紀》的發明者和最重要推手;

羅斯福，丘吉爾，墨索里尼各榮登《時代周刊》封面八次，希特勒七次， 然而，因為亨利·魯斯,蔣介石有十次被放在封面上;

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

亨利。  魯斯是二十世紀美國全球主義巨人，他的故鄉在中國，然而還有多少中國人記着這個被丘吉爾譽為最有影響力的七個人之一。

魯斯的中國童年

 兒時魯斯（左）                魯斯（左二）與父親，弟弟,妹妹合影

1897年亨利·魯斯的父母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父親亨利·溫特斯·魯斯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後來先後出任齊魯大學與燕京大學的副校長；母親伊麗莎白。小魯斯1898年4月3日出生於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他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一直是父母重點。父親在齊魯學院任教期間，力主學院由蓬萊搬往濰縣（現屬濰坊）。他有想法，他力主推動，主要負責籌款。1906年攜小亨利及全家首次回美國到處籌款。在芝加哥停留期間他們結識了家族擁有一個農業機械公司的富婆內蒂·麥考密克(Nettie Mccormick) 。此時，她孀居，企業由子女打理。她熱衷支持教會活動和傳教活動。她一眼看中小亨利，希望能領養，被亨利父母拒絕後，希望有機會對亨利成長提供長期支持。

十歲時魯斯被送往中國內地會在山東省海濱城市煙臺設立的寄宿學校芝罘學校。芝罘學校（英語：Chefoo School），又名中國內地會學校（英語：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是中國內地會在山東煙臺創辦的一組著名的傳教士子弟寄宿學校，包括三所分別為男女青少年和幼兒設立的學校。芝罘學校是一所校風嚴謹的英國式學校，課本、教授全採用英制。該校設小學部與中學部，曾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語學校”。

他最大的感受是孤獨，不停寫信給父母希望回家自學。1912年秋，他在青島嶗山度過歡快的三個月暑期，十四歲只身前往英國留學。期間遍游歐洲大陸。排遣孤獨的唯一方式是和父親通訊。亨利的父親對山東大學的前身齊魯學院來說也許是財神爺。但自己經濟狀況非常一般。聖誕前夕，亨利母親給他的信中說：“自然，我希望有一套房子。這樣我可以把你們都請回來，特別是聖誕節這樣的時刻。但這樣的念頭得先放起來。我們沒有這種承受力。”亨利大妹妹說：“我們看起來在那裡都沒歸宿。在持續的不定中生活是我們的命運。”亨利一直希望能像父親一樣，到耶魯大學受教。思想動搖時，這些傳教士的力量，平靜來自上帝。亨利母親的信中說：我知道上帝會對我們展示他的關切的。如果我們內心的期望和上帝對我們的意願是共鳴的，他會賜予我們所期的。”父親也回應說：“我們生活的方向有些異常，但我覺得我們我們一直得到上帝的引導和祝福。”

1913年秋，十五歲的亨利進入耶魯大學的預科學校霍奇基斯(Hotchkiss)就讀。因為經濟原因，他是得到獎學金後進入的。和不需要獎學金的富家子弟在學校地位大不相同。他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了錢的重要性。此外，這個學校的校訓是：做一個紳士。很大程度是是培養所謂男子漢的地方。學校的明星都是有體育特長的人。而他像給父親的信中說：“我到這裡對橄欖球一竅不通。”“我只能希望他們會讓我進他們那個場子。”。。。。。他在學校留的家庭通訊地址是：中國，山東，濰縣。這種事也會被嘲笑。他對這些開始抱怨很多。很快就不再提起。他給也回到美國的妹妹寫信說：霍奇基斯挺好。

美國成長和時代公司之父

霍奇基斯有兩個著名的學生出版物。一個是文學（Lit），一個是紀實（Record）。紀實的名氣要比文學大一些。魯斯儘管努力寫作，發了許多作品。但只能當名氣小一些的文學編輯。魯斯給母親的信中說，另一個同學已經占着那個位子了。“一個叫哈登的男孩已經坐上那個位子了。”這陣子，他不知道這個叫哈登的男孩將是除父母外會對亨利人生影響最大的人物。

布里頓 哈登和亨利魯斯(霍奇基斯)

霍奇基斯 畢業後， 魯斯和布里頓 哈登一起進入耶魯大學。進入耶魯大學後，亨利的社交能力不足更加明顯。他正式場合衣着不整，私下有時穿着從中國帶來的長袍馬褂。有些不入時。他不停勤奮努力，目的是向父親，老師，同學證明自己。他在中國傳教的父親慢慢意識到與別人的合作不順會影響人生目標。這個時候，藉助於他父親的籌款有方，山東大學的前身齊魯大學有財力從濰坊遷往濟南。他父親希望擔任校長的願望被對手挫敗。

他父親因此只能做副校長。他反思說：”我有時抱持着太過批評和對立的態度，這些真的沒有必要。。。。。也可能“感觸”太深”，許多時候，不應該。”因為他的有些過激的做法而對自己個人成就的影響基本沒影響他推進自己理念的努力。但他預感到自己兒子會有同樣問題。因此，他覺得有必要寫信告誡兒子：“對別人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和藹並忘我的人。。。。。。人們喜歡同意自己觀點的人。”亨利對父親遭遇很失望，但他未來的人生證明他沒有接受父親告誡。

魯斯和 哈登的競爭關繫到了耶魯大學仍然沒有結束。最激烈的事件是二人競爭學生刊物新聞（News）的組委會主席。二人處前茅，然而選舉結果，亨利以一票劣勢出局。表面上他很自然接受這一事實。告訴所有人布里頓是英明選擇。願意屈就擔任責任編輯。然而，他給父母的信中說：“我大學期間最大的雄心破滅了。這是一劑難以下咽的苦藥。也許你們會說這些事不過如此。但是一個人的心願就是他的心願。。。。。。”隨後，在耶魯大學的文學（Lit）執委會選舉中，魯斯再次遭遇挫折。儘管遇到挫折，這些事對亨利的自我判斷影響不大。他知道儘管他有聰明才智，也有超群的寫作，編輯能力，但他缺乏社交能力。相反，布里頓這些方面到了耶魯大學照樣出類拔萃。亨利知道這是事實。他選後談到布里頓時說：“我對布里頓懷有極大的欽佩和很深情誼。。。。”二人儘管天天如影相隨，但是一對怪異關係。“你永遠搞不清他們會一致還是會爭鬥。”二人的組合大概是夢幻和極端矛盾綜合體， 典型性群而不同組合：

魯斯/哈登：道德/不羈，虔誠/世俗、受人尊敬/放蕩不羈，資產階級/我行我素，內向/外向、憂鬱/隨和、可靠/難以捉摸、緩慢/敏捷，狗/貓、溫順/狂野、高效/才華、正派/迷人、清教徒式/享樂、天真/世故。如果要說兩人關係有任何程度的偏離平等關係，亨利的位置略低一些。

耶魯大學時期的亨利魯斯

畢業前夕，母親寫信希望他花錢謹慎，他有些委屈的頂撞了母親。母親回信說：“我有時也希望有錢，唯一的原因就是花在你身上。”亨利父親寫信告訴他：應該考慮學一個正經“職業”，當記者不靠譜。亨利自然不以為然。

魯斯大學畢業後，在對其始終關心備至的麥考密克夫人贊助下，前往牛津遊學， 隨後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聞。這份工作不久就丟了。他開始對自己的際遇有些不滿了。甚至自己覺得父親放棄美國的大好前程去中國傳教是一個錯誤決定。正在這時，他收到了布里頓的來信，邀請他一起加入巴爾的摩新聞（Baltimore News ）報社。儘管這個報社的工作前景不錯，但魯斯和布里頓分析後決定不久將要開始“一個稱為事實（Facts）的周刊。覆蓋人們感興趣的所有新聞。。。。。涉及政治，書籍，體育，傳聞，科學，社會。”不過，他們的格式將是一個創新。不登殷長文章，“每篇文章不超過200字”，和微博差不多。魯斯給女朋友的信中坦言：“這個事主要是布里頓的主意。但是，他說沒有我，他幹不了這種事。我自己覺得能跟他再次合作有些喜出望外般的幸運。”

布里頓和魯斯初始給他們未來的刊物取的名字叫事實（Facts），後來總覺得不理想，試圖改其它名字，都不滿意。後來，魯斯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個公告牌寫着：“Time for a Change（變化的時刻）。”覺得Time（時代）是個好名字。這個詞很容易和起來詞組合延伸出非常豐富的意境。他的想法立即得到布里頓的認可。雜誌就正式取名Time（時代周刊）。  

時代周刊首發封面（1923年3月3日）

他們開辦時代周刊的目標籌款目標是十萬美元。 魯斯很快就意識到籌款很難，“人們不願意把辛苦掙來的錢交給幾個年輕人。”走頭無路的亨利寫信給正在美國給他的傳教事業到處募捐的父親。希望父親能把結識的慷慨有錢人介紹給自己，然而父親置之不理。多年以後，亨利回憶說，籌款是他人生“經歷中最艱難，最泄氣的子。”“。。。。。。保持希望是我們的左右銘。”

到了七月，他們籌到的錢數是三萬八千美元。距離他們希望的十萬美元相差很遠。布里頓和亨利有些一籌莫展，深夜中，他們開始擔心這事可能沒戲了。到了八月，機會來了。亨利根據一個朋友的建議，到耶魯校友會去會見一個剛畢業的同學。希望能吸引五千美元的投資。出乎亨利的預料，同學母親哈克內斯夫人決定出資兩萬美元。同時，再以兒子名義投資五千美元。隨後，她有爭取親戚給亨利投資了一萬美元。加上其它進展，他們籌款總數達到了七萬五千美元。（他們希望到了十月底會實現籌款目標。然而，他們最終籌到的款項是八萬七千美元。他們決定不再拖延，準備正式開始發起他們的周刊。1922年11月，他們覺得錢準備好了。開始認真考慮雜誌的設計。他們的理想是希望時代周刊稱為忙碌的人們的高效信息來源。經過反覆調整，時代周刊在1923年2月27日發行（雜誌上的正式出版日期是3月3日）。亨利和布里頓對第一期感覺不錯，覺得他們也許會一夜成功。然而，發行量僅做到他們預期的三分之一多一點。亨利在三月寫道：“我只能說，第一卷第四期會出版，第五期也許會也許不會面世。”亨利發現對時代周刊第一期的好評屈指可數。他給Lila寫信說：“有許多讀者覺得這是最差的雜誌。”“我們還沒有找到辦這個雜誌的靈感。”三月的總收入僅為七千多。四月升到一萬七千。讓亨利感到希望，然而五月又跌倒一萬美元。亨利自我安慰說：“走運的話，也許有一天會賺五千美元。”1923年，嚴重虧損。隨後他籌了五千美元應對困境。1923年是亨利困難重重的一年，從童年就給予他熱切關懷的Nettie McCormick女士在亨利人生走向成功的轉折點去世。1924年底，發行量上升到七萬，全年首次盈利674美元。時代周刊初期帶給亨利的困難是兩方面的，除卻雜誌前途不定，他和女朋友莉拉的關係也隨之不定，亨利提心弔膽的隨時準備接受被踹。

1926年耶魯大學給二十八歲的亨利魯斯榮譽學位，而不是布里頓。亨利知道布里頓肯定感覺不好。沒有告訴布里頓這個事。布里頓知道後更加不平。儘管亨利和布里頓的早期安排中，兩人每年交換工作。時代周刊二人基本沒嚴格這樣做。早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布里頓負責編輯，亨利負責發行。1928年，兩人正式交換了工作。多年後，亨利宣稱，大概這個時間，布里頓“不僅對時代周刊失去興趣。似乎所有事都對他沒有吸引力。”亨利全神貫注投入編輯工作。他比布里頓更有效率和調理。布里頓對發行事物興趣不大，亨利還得兼顧發行工作。布里頓對時代周刊的關切變少，工作之餘變得瘋狂，頹廢，精力不夠並開始有抑鬱症狀。1928年底，他告訴朋友：“我不行了。也不知那裡出問題了。。。。。。沒有任何希望，極度虛弱。” 1929年元月，極度虛弱的布里頓感冒發燒，當時沒有抗生素等藥物，健康狀態繼續惡化。2月27日，時代周刊首期出版六周年紀念日，布里頓去世。儘管亨利和布里頓有工作上分歧，亨利此時的感受是六神無主。

《財富》雜誌的早期和近期封面

布里頓的死無疑是亨利人生中巨大的事件。他是除父母之外對亨利影響最大的人。他是亨利十五年之久的朋友和夥伴，布里頓的死帶走了這一切。然而，魯斯還是魯斯，布里頓的死也同時帶來了亨利人生的最大變化。正向他自己申明的那樣：“商業，比任何其他職業更多，是持續不斷的應對未來； 這是一種持續的計算，是一種先見之明的本能鍛煉。”時代周刊是和布里頓合辦的雜誌，而且布里頓或多或少比亨利更接近主導地位。亨利也需要獨自的成功來證明自己。亨利開始想給他的雜誌取名：權勢（Power）。後來決定選擇：《財富》（Fortune）做為雜誌名。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是他夫人莉拉的建議，第二，這個詞含義豐富，不僅代表錢財，也包含“機會”，“運氣”，“命運”。關於財富雜誌，他的第一項決定是在設計上要把這個雜誌辦成一本“優美的雜誌。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優美的雜誌。”他的目標不是成為企業家的啦啦隊，而是提升商業活動在讀者心目中的位置。（逆潮流而動，別人在說企業是罪惡，他在替企業代言）。亨利認為：“準確，生動，堅實的描述現代商業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記者使命。”當時的雜誌價格5到10美分一期。亨利堅持給財富雜誌的每期定價確定為一美元。他計劃的發行日期選在1929年底。10月美國股市崩盤，美國經濟進入史上最大危機。面對這個險境，他決定照計划行事，用他的話說，“我們不希望財富雜誌是股市的應聲蟲。”美國著名女攝影家瑪格麗特。布克-懷特就是亨利選中的人物。他讓瑪格麗特去美國各地採風時。自己在財富雜誌寫到：“財富雜誌攝影家：瑪格麗特。布克-懷特正在美國各地巡迴。”讓不明就裡的讀者以為自己孤陋寡聞不知道這個攝影師是某方大聖。實際只是當時的新秀，亨利在包裝她，成為一代名師。有人認為財富雜誌的編輯人員是史上最強陣容。亨利是一個富有好奇心，想象力的人，他的用人之道也反映他自己的原則立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把詩人培養成記者，遠比把出納培養成作家容易。”這實際是許多高端地方的用人之道，看潛力，不看具體業務水平。有潛力的人，業務可以培養；沒有潛力的人，專業再對口還是沒有潛力。

《生活周刊》的第一期和最後一期封面

亨利1936年認識一個厲害女子叫卡萊爾，這個人很有才氣。然後，亨利就費好大勁離婚，和這個女人結婚。後來這個《生活周刊》就是在這個女子建議下辦的。這個人也是劇作家，當時非常有名。外人看來是有名有錢有勢有才的美滿絕配。二人當時是社會追捧的對象，風光無限。他們覺得生活周刊應該能成功。當時的設想是經過一年，發行量能達到25萬。然後利用廣告收入盈利。每期定價10美分。和成本比較略賠。但培育市場價格不能太高。結果第一期還沒發行，預定的客戶就達到23.5萬。幾乎已經達到他們一年的目標。第一期就脫銷。最後銷量五十萬。仍然供不應求。到一年時發行量就突破150萬。

這個增長速度太快，大大超出他們預計。但廣告業務的培育需要時間，這樣廣告收益跟不少。發行量越大，賠錢越多。過了一年多，雜誌辦成功了，但公司多年積蓄全賠進去了。吸引別人做廣告需要時間，這個過程中發行量大，但廣告收入暫時沒有。把亨利又虧成窮光蛋了。

他遇到這個問題。他想告訴客戶，在生活雜誌廣告的價值比想象的大。證明這一點，他找了一個統計學家叫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對讀者做分析。蓋洛普(Gallup)的分析表明每本雜誌平均傳閱14個人。這個大大改變了雜誌的市場價值。讓他有理有節的提升了廣告收費標準，也用此宣傳他雜誌的市場潛力。這個蓋洛普也因為這個事，覺得分析民意，統計數字的切實意義，把這個也做大了。美國現在著名的蓋洛普民意統計就因他而來。

巔峰時期的亨利·魯斯

魯斯的《美國世紀》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說過：“評價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我樹下的敵人。” 可以肯定的是魯斯是羅斯福巔峰時期的大敵之一。羅斯福意識到大多數出版商都反對他，於1943年頒布了一項法令，阻止所有出版商和媒體高管訪問戰區;他讓喬治·馬歇爾將軍負責執法，其主要目標就是魯斯。二人的對立，始於理念差異，最後發展到個人層面。魯斯是一個有堅定宗教信仰的人，其最大特點就是原則性強。對於《時代》 立場，他非常坦率：“《時代》雜誌是完全公正、無偏失和客觀的嗎？不是的。時代周刊是有偏見的。”推崇“個人自由”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魯斯曾經說過：“大眾化的人物沒有多少興趣。只有個人能激發興趣。” 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八十多年後， 面對當下的世界此情此景，回顧魯斯的理念和他的美國世紀是一件非常有感觸的體驗。 

1933年羅斯福入主白宮，見過羅斯福後魯斯離開時懷着極大熱情告訴別人：“我的天啊，多麼樣一個人物。”到了1935年，他開始有了轉變。那些對羅斯福新政充滿熱情的作家讓他不安。這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從生意層面，他覺得如果財富雜誌為新政唱讚歌，立場偏向社會主義有一個致命問題。你不能心安理得的讓資本家給你付巨額廣告費，而雜誌的內容全是攻擊商業圈。這是吃誰的飯砸誰的鍋，這個行不通，因此，他決定雜誌基調必須調整。此外，這個也是他理念使然。他希望自己刊物展示出的是“自由，無謂的記者。”同時，其基調是“傾向私營企業而不是國家控制。”“財富雜誌帶着驚覺的態度看待私營資本主義走弱，因為這會導致集體主義。” 魯斯給財富雜誌定的新方向不僅僅是他和作者們不合的結果，更主要的是他覺得這個雜誌需要這個理念（“資媒姓資”）。他儘管對生意世界持有小小的懷疑態度，但總體上更多的是同情，認同。儘管他的許多編輯認為，財富雜誌應該永遠真誠的追求事實，而不應該有“一個預設的編輯理念。”然而，亨利選擇的責任編輯（亨利永遠是他所有刊物的主編，直到退休）同意魯斯的理念，財富雜誌有必要“確立一個商業人士認同的政策。” 他藉助雜誌重塑了美國企業文化，不是僅僅賺錢，是運作這個世界的精英。

魯斯最終走向羅斯福及其新政的對立面，因為新政對商業世界態度傲慢，排斥。魯斯不喜歡羅斯福。不僅不喜歡他的政策，更不喜歡他這個人。羅斯福的新政帶有他的個人特徵，充滿“人干預的感覺。”1935年魯斯指派著名親羅斯福的馬克勒斯寫了一篇文章“反對羅斯福的依據。”其中寫道：“羅斯福打開一扇門，獨裁者將會信步走過。” 魯斯隨後聲明說：“現在羅斯福有一個不能遲疑的職責，立即重建私立資本主義所需要的長久信心。”

羅斯福簽署法案 （1935年）

1941年2月，魯斯經過長期思考，規劃，在《生活周刊》上發表了和他名字永遠相連，永載史冊的恢弘論作《美國世紀》，詳細闡述了美國現狀，問題，挑戰及輝煌前景。這裡我簡單介紹一些核心要點。首先在問題方面，他毫不掩飾的告誡美國人民他對政府和總統羅斯福不斷擴張的權力的擔憂。他寫道：

“背負着巨大的政府債務，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整整一代年輕人所受的教育是政府為一切生命之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開始了這場戰爭。 在位的執政黨是多年來對各種社會主義理論和集體主義趨勢最同情的一個政黨。 美國總統不斷取得越來越大的權力，他今天能連任原因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由於災難性的環境而導致美國被推向國家社會主義，並且與美國人民的自由意志背道而馳，人們的恐懼是完全有原因的恐懼。”

魯斯宣稱二十世紀將是“美國世紀”。實現這一切的所有必要元素都在那裡。但是為什麼要有美國世紀呢？盧斯寫道，畢竟，二十世紀是“令人困惑，困難，自相矛盾，具有革命性的”。魯斯認為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有三個原因：首先，大概是由於技術的原因，“我們有20億人口的世界在歷史上第一次是一個根本不可分割的世界。”其次，世界“討厭戰爭，並且憑直覺感到，就其目前的規模和頻率而言，甚至可能對其物種造成致命的傷害。” 第三，二十世紀的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能力，滿足每個人的所有需求。每一個方面都反映了美國獨特的國家經驗和能力。

魯斯寫道，由於自由原則，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是美國人的承諾，同樣，“我們必須堅持的是：豐富的生活取決於自由，基於自由而創造的可能性，基於自由原則的願景 。 沒有自由，就不會有充裕的生活。 有了自由，就有了。” 不是說美國需要從實際上去長期滿足每個人的物質需要，而是要通過美國的影響，世界其它地區靠自己實現美國追求的世界“美國夢”。 這是建立在自由原則上的夢想。 通過自己的榜樣和領導能力，美國可以影響世界其它國家以擁護這些自由原則。具體而言，就是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這個原則最後的樣板就是二戰後馬歇爾計劃。

但是，美國可以採取哪些具體步驟來實現露斯的目標？我們已經提到了步驟之一–它必須擁抱國際主義而不是孤立主義。具體步驟上：首先，美國必須與世界分享其《人權法案》，《獨立宣言》和《憲法》。美國的自由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這些文件的尊重，儘管它們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人民，但其他各國可以從中學習很多東西。但是，共享它們是不夠的。美國人必須熱情地追求那些作品中體現的偉大的美國理想，以使他們行之有效–他們必須致力於自由，機會均等以及自力更生，獨立與合作的傳統。通過向世界公民展示他們對文件中表達的同樣理想的執着，美國人將樹立榜樣，以供其他民族效仿。

第二，美國必須願意向世界提供其工業產品和技術知識。魯斯寫道，在許多方面，美國已經在這樣做。 畢竟，它在國外銷售其工業產品，其它國家的人民則是美國科學，藝術和知識生活產品的消費者。 但是美國必須願意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出口其創造的產品。 它還必須願意為他人提供技能和培訓，以創造出他們自己成功的藝術，智力和科學產品。 盧斯認為：這種培訓將在全世界範圍內被接受和受到歡迎。但前提是美國人有想像力看到這一點並懷有“創造20世紀世界的誠意和善意”。

第三，也是最後一個問題，美國必須確保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觀點占主導地位-如果沒有這種經濟秩序，美國的繁榮就可能停滯不前，而“美國世紀”的觀念將應聲落地。 為了確保其經濟觀念占主導地位（並保持！），美國必須願意捍衛美國人長期以來所珍視的原則：海洋自由。 只有保證世界各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這一設想才能實現。

第四，也是最後，美國人必須成為世界上的好撒瑪利亞人，派出一支“人道主義大軍”向世界提供所需的食物。 那麼為什麼不呢？魯斯似乎認為，這種行動將在世界上最需要的國家中樹立善意，鑑於美國的壓倒性繁榮，這肯定是可能的。 養活世界也不只是美國應該考慮做的事情。 相反，這是美國的“光榮責任”，即“養活全世界所有人，因為飢餓和貧困是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崩潰的根源。”“在軍備上花費每一美元，我們應該花費至少一角錢來用於糧食供養世界”。

美國外交關係中的里程碑

橫貫其整個人生，魯斯的最大特徵一個是視野寬，他是一個辯論中相持正反兩種觀點的人。他是一個真正對所有事物都充滿好奇心的人。在他的旅行中，他與總統，總理，教皇，樞機主教，大使，銀行家，政治領袖，工業家，將軍進行交談。接替魯斯 擔任總編輯的赫德利·多諾萬回憶說，他的上司“對新思想的熱情非凡，不僅是新模式和新聞工具的靈感，也是新聞業的主題。”他第二個特點也許更重要。 因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原則性特別強。他的美國世紀總而言之有兩點， 第一，美國要成為一個寬厚，仁慈，慷慨的世界領導者，第二，履行這個義務的同時一定要信守自己的兩個原則，自由是一個原則，只能支持，扶持接受自由原則和理念的國家和人民；另一個是堅持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導，離開這個，美國理想不會實現。魯斯理念對美國影響有多大。上邊照片是美國國務院官方網站，美國對外關係裡程碑中羅斯福政府時期的截屏。魯斯從來沒在政府部門任職，這個網站所列里程碑沒有政府官員這一時期的理念，計劃，甚至對羅斯福本人沒有專門條目，但給魯斯這個政治圈子外的人及其理念專門列了獨立條目。關於魯斯在其《美國世紀》中的原則，我們以後討論當下世界合作困境時再結合問題展開。

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十年被稱為魯斯十年。

魯斯的中國情結

1931年，魯斯的時代公司占據克萊斯勒大廈整整兩層，隨後的幾年擴展到八層，標誌時代公司成為出版業的巨頭。成功讓人意氣風發，然而並不能帶來內心的滿足。1932年初，魯斯決定放下具體事務，通過三個月的旅行來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給心靈的呼喚做出回應。不像前幾次旅行，他選擇歐洲，這次他決定前往久違的中國。他乘火車橫貫美國，在西雅圖和溫哥華逗留兩天后，乘船前往中國。錦衣還鄉派頭十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前來擔任導遊，全程陪伴。司徒雷登曾經是老魯斯的跟班，途中二人一路徹夜長談，小魯斯的思緒被帶回從前。在日本逗留後，中國海岸進入他視野的晚上，魯斯夜不能寐。司徒雷登陪他參觀老魯斯曾任主管募捐副校長的燕京大學校園時，他沒有多少感受。然而，在他童年度過的蓬萊，青島一代看過人去樓空的景象，他感觸很深。對這次訪問的觀感，他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在這裡是難以言表的愉悅。山，嶺，海，沙（真正絲一樣的沙子），石頭，樹木，綠草，。。。。。。。我覺得永遠不會有這樣的地方。。。。。。知道我魂牽夢繞的深藏內心的感受不是自己給自己編織的夢幻，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這一些帶給我太多的滿足。”亨利的故鄉在中國，中國是他唯一的故鄉。這次訪問無疑激活了他深藏內心的中國情結。

《時代周刊》封面人物蔣介石 （左，1933年 ； 右1942年）

這次訪問，他會見了時稱中國的“JP Morgan”的宋子文，宋子文告訴魯斯：和她妹妹結婚的蔣介石也已經轉變為基督徒。同時，關於中國，內心對中國前途極度不安的宋子文給魯斯畫了一個餅。此時的魯斯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讓他內心翻騰起了完成自己崇敬的父親的未竟目標的雄心壯志：推動中國稱為一個崇尚自由，民主，科學的基督徒國家。

1939年魯斯動員當時的美國富翁階層，提供私人捐款，為“中國平民和士兵提供救援”，最後建立聯合救濟中國（UCR）。為促進這個行動，1941年春天，魯斯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正式邀請，訪問重慶。從此，終其人生，對中國問題的狂熱再也沒有降溫。這次訪問，他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本人。他評價蔣是：“二百多年前的康熙皇帝后亞洲最偉大的統治者。”他見到宋美齡後評論說：“和所有的讚美相比，她本人更加讓人備受鼓舞。”他和宋美齡交談中，一扇門打開了，蔣介石靜靜地走進來加入他們的談話。結束後，魯斯寫道：“。。。。這樣一對男女。。。。會被一個又一個世紀的億萬人記着。” 在時代周刊前五十年，羅斯福，丘吉爾，法蘭克，墨索里尼各八次；希特勒七次；然而，因為對蔣介石的敬仰之情和對中國問題的關切，蔣介石先後十次登上時代周刊封面。魯斯在西安逗留期間，寫道：“讓我吃驚的是這樣一個內陸城市，已經這麼現代化。。。。我看到美國和二十世紀的烙印到處都是。”他回到美國後四個月為中國籌集了四百萬美元。

宋美齡在重慶陪同魯斯夫婦出席慈善活動（前頭是魯斯夫人卡萊爾， 跟後邊的是魯斯， 1941年）

1941年12月7日，時代公司創立者和主編亨利·魯斯在格林威治的家中的晚會上得知珍珠港事件。立即趕到時代公司總部，叫停正在付印的《時代周刊》，《生活周刊》，重新安排全面報道珍珠港事件。當晚晚些時候，他才有機會得以和在賓州退休居家的父親, 老傳教士， 前燕京大學，齊魯大學副校長通電話。兩人對珍珠港事件都感到如釋重負。“從現在起，我們看到了美國對中國的意義和中國對美國的意義。”掛上電話，老魯斯告訴夫人，兒子的話讓他多麼踏實。隨後，回到臥室平靜與世長辭。老魯斯等到了他期待的消息，兒子魯斯後來告訴朋友：“他（父親）活的足夠長，看到美國和中國成為同盟，這是多麼美好的事。”隨後，魯斯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短信，對過去的批評表示道歉。大概是想告訴後者，二人的目標在中國問題一致了，不用擔心魯斯沒完沒了的抨擊。至少短期不會。

魯斯對美國在日本使用原子彈非常惱火。他最主要的關起是整個人類的未來。此外，這個事影響了他對中美關係的期盼，他在未完成的備忘錄中寫道：“如果沒投下原子彈，如果麥克阿瑟精心策劃的介入計劃得到實施，幾乎可以肯定，。。。。將會有美國訓練的中國軍隊發動重大攻勢。。。。。將是成功的，。。。。蔣介石將會處於有機會把軍隊調入北平和滿洲里。這樣會給蔣介石的勝利創作機會。”

1945年10月，魯斯時隔四年後再次訪問中國。他不停奔波，把自己看到的各種自己認為的積極變化傳回美國。他在此見到蔣介石夫婦後，大受鼓舞。魯斯寫道：“這一周，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是收復了華東，華南和華北。”我來中國的需要考慮的大問題是“有沒有理由對中國的未來感到樂觀。眼下我看到一切確證了這個。”

重慶國共談判期間，在毛澤東的歡迎宴會上，魯斯見到毛澤東。後者對二人相遇有些吃驚，但總體而言，毛看魯斯時態度是好奇，並沒有不友好。隨後，魯斯和周恩來有簡短“很好的交談，非常坦率。”

馬歇爾在中國調停國共衝突期間，魯斯寫信個他，表示支持並建議馬歇爾選擇司徒雷登做顧問。司徒雷登也積極活動擔任了國民黨收復大陸後的首任駐華大使。1946年秋，魯斯再次訪華。和馬歇爾一起會見蔣介石夫婦並為蔣介石慶生。馬歇爾認為中國危機的解決需要“中共和政府共處。”這次訪華期間，魯斯在南京和周恩來用英語有一個直接會談。多年後，魯斯回憶說：“我需要記錄下來的是周恩來和我交談時，儘管很幽默，但非常自信。他說的話不多，但我有一個冷颼颼的感覺，他預計很快統治全中國。”“這次訪問結束時，我意識到他是對的。”馬歇爾努力的失敗，讓魯斯最終和他反目。魯斯認為：“美國在中國，對中國的行為是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完全災難性的失敗。”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是魯斯整個人生最失望的事！

英雄暮年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魯斯夫人卡萊爾 （左）美國駐意大利和梵提岡大使卡萊爾和大使丈夫亨利魯斯（右）

魯斯對羅斯福，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極度反感。隨後就把力量用在對艾森豪威爾的支持上。艾森豪威爾恭維魯斯說：“沒有亨利（魯斯）的鼓動，他都未必有參選的意願。”不過，艾森豪威爾當選後，對魯斯期望的擴大朝鮮戰火到中國以及後來建議美國出兵越南，進而北上中國都置若罔聞。魯斯慢慢意識到美國政治環境已經慢慢變了。艾森豪威爾作為姿態考慮過讓魯斯出任國務卿。艾森豪威爾曾邀請魯斯擔任大使，被其拒絕，在與朋友談話中說：“我志願當民主在中國恢復後的駐華大使”。 艾森豪威爾最後求其次，委任魯斯夫人卡萊爾出任駐意大利大使，這個職位同時兼任駐梵提岡大使，這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應該是精神上非常滿足的一件事。

肯尼迪在時代公司總部接受採訪後，在魯斯陪同下走出採訪室

1960年7月15日晚上，肯尼迪在洛杉磯正式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正式提名。魯斯呆在自己紐約的家中。肯尼迪父親約瑟夫沒看兒子提名演說，提前離開洛杉磯。他給亨利打電話，想見魯斯。魯斯和兒子漢克就在他在華爾道夫酒店的住處會見約瑟夫。魯斯用龍蝦晚餐招待約瑟夫，餐前喝咖啡時，兩人就開始談論魯斯的雜誌對肯尼迪的態度。亨利告訴約瑟夫：“傑克（肯尼迪）會被放在中心位置的。”這是民主黨的期望，“我們不反對。”然後，進一步說，如果肯尼迪表現出“對反對共產主義訴求。。的任何軟弱，對捍衛和推進自由世界訴求的任何軟弱，我們會肯定反對他的。”約瑟夫答覆說：“當然。你知道，這個不可能。”隨後，兩人一起通過電視觀看了肯尼迪的提名演說。期間約瑟夫不停抱怨民主黨內的大碗人物不願支持自己兒子。讓魯斯對肯尼迪講演沒有多少印象。約瑟夫離開前說：”感謝你對傑克所做的一切。” 魯斯一些納悶，難道他做過頭了。他沒有公開支持肯尼迪啊。二人理解，從羅斯福起，幾十年，亨利的期刊從來沒支持民主黨。魯斯儘管沒公開支持肯尼迪，但沒反對已經是優待了。在這樣一個寶貴時刻，約瑟夫親自登門拜訪，讓魯斯非常受用。他多年後回憶說：那是一個美好時刻。”慢慢的魯斯自己開始說服自己，肯尼迪會成為對抗共產主義更可靠的領袖。最終，魯斯覺得尼克松和肯尼迪都是自己可接受的下一代領袖，沒有過多干涉其雜誌對兩個候選人的態度。選舉結束後，他寫信對尼克松表示惋惜。隨後，寫給肯尼迪的信中說：“關於當選總統，關於他的可敬可寫的事我們不覺得找起來有特別困難。”肯尼迪就職儀式，魯斯和夫人被邀請出席，坐總統包廂，出席私人晚餐。1940年肯尼迪父親為培養兒子，走魯斯後門，出版兒子模仿丘吉爾寫的“為什麼英格蘭在昏睡”，亨利為書寫了序。二十年後，這個書得了獎，作者登上總統大位。亨利不失時機的覺得有必要顯示自己是伯樂，再版了書，重寫了序。

魯斯對共產主義理念的反對，是因為這種理念與他的哲學和信仰衝突。但他對麥卡錫不以為然，認為麥卡錫沒有視野，揪着小事，影響了大事。他性格有深深的中國烙印。 他人生非常成功但非常痛苦。“他是一個矛盾的、奇妙的組合體。城府很深，又鄉巴佬氣十足；他匯集靦腆、倨傲自大於一身；周圍幕僚雲集，卻又不可救藥的孤獨。他隨時身處絕境之感，全然不覺得自己地位顯赫、成就輝煌。”

美國發行的亨利魯斯紀念郵票（左）,台灣路思義教堂 （右）

童年的魯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救中國。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魯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誌封面。

魯斯（中）在登州（今山東蓬萊）

1967年2月28日，69歲的亨利魯斯在美國鳳凰城去世。魯斯去世後，被他經常誤導的美國發行郵票紀念他。 台灣東海大學校內有一個台灣地標建築，路思義教堂。該教堂由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紀念亨利魯斯父親老亨利魯斯。 路思義 是魯斯的另一種中文寫法，是老魯斯的中文名。魯斯晚年曾感慨說：“我是在一個叫做登州（今山東蓬萊）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地方已被共產黨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着她再次成為自由之鄉。” 本文的最後一張照片就是當年在登州的那個男孩，今天的中國還有幾個人記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