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周恩来下令禁飞。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令全国禁飞，空中再有飞机就是敌机。周的安排可以理解为对林立衡报告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中南海”的防范措施，但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林彪回头的大门已经关上，他就算想回来，也没有可能了。

9月12日当晚，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前台贯彻毛的意图，代表中央处理了事件的全过程。据汪东兴回忆：(9月12日)晚上21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3､2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这说明，周恩来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掌握了林彪可能”动一动”的情况。那么周是怎么反应的呢？汪东兴回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9月12日晚上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舒云《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22时起中南海进入一级战备，说明中央是根据林立衡报告做了相应防备的。但北戴河方面，在周恩来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却是诡异的一片死寂。直到近23点，周恩来才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问山海关机场是否有飞机。在周恩来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有专机的情况下同时向吴李查问，已经颇有考验二人的意味了。果然，不明所以的吴法宪回复说山海关“绝对没有”飞机，周恩来则坚定地说：“还是要查一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和时年堂、胡萍查证，发现山海关机场果然有专机，但胡萍谎称飞机有故障，飞不回来。这样低级的谎话当然骗不过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他当即决定：1. 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后来又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协助”吴法宪；2. 打电话给李作鹏，指示专机必须四人同意才能放飞；3. 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4. 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坐镇.。完成这一系列安排后，周恩来亲自和叶群通话，查问飞机的事。电话中叶群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周恩来三言两语就听出来叶群在撒谎，而且很可能当晚就有行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奇怪的是，周恩来仍然没有指示8341部队阻拦或是控制机组人员，只是打电话让李作鹏控制飞机。

周恩来指示李作鹏控制飞机的电话很不寻常。9月12日晚上23点多，周恩来打电话给李作鹏：”专机的行动，要听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指示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鹏当时理解为四人其中一人指示就可以，并据此通知了山海关机场。李作鹏被隔离审查前，曾经将当时的电话记录整理后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原封不动退回，李作鹏当时以为周是认可自己这种理解的。但周恩来在1971年10月9日(当时李作鹏已经被隔离审查半个月），对电话记录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马克昌主编：《特别辨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183）周的批示成为了李作鹏”篡改总理指示”罪状的关键证据。

周恩来如果真想控制飞机，完全可以直接通知山海关机场扣住飞机不准起飞，当时离256号专机强行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完全来得及。但是周恩来却舍近求远，通过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了一个没法落实的指示。试想一下，如果专机强行起飞，这边四个人一个个打电话请示，等电话打完，飞机早就飞跑了。何况根据掌握的情况，除了李作鹏，周恩来并没有通知黄永胜、吴法宪这个“四人指示”，可见他并非真心要落实这条指示。有观点因此认为这个“四人指示”其实是个圈套，目的就是要把黄、吴、李等人绕进来承担“放跑林彪”的责任，为日后清洗军队林系势力做准备。

事后，李作鹏一直认为周恩来”四人放飞”的指示有问题。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0）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当时专机强行起飞，不要说”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李作鹏还发出了对林彪是拦是放的终极疑问：”当然，他（注：指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真拦’还是‘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2）

周恩来得知256号专机强行起飞的反应也很反常。根据李作鹏回忆：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　周恩来的反应让人感觉他丝毫没有觉得奇怪，仿佛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完全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反应和当时其他当事人都不同，很不寻常。

我们再来看吴法宪的回忆：（9月12日深夜）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的回忆说明，周不但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知道林彪可能当晚出走，即使在林彪座驾已经出发前往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李文普跳车后仍然有充分的时间控制飞机。吴法宪都能直接打电话找到潘景寅，周恩来更可以当机立断、命令潘景寅不准起飞，或者可以指示山海关机场紧急关闭、锁住飞机、放空燃油或者控制机组人员。遗憾的是，这些措施他一个也没有做，而只是通过李作鹏下达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四人放飞”指示。

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说法，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行政级别比他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林彪要“动一动”，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一点是实情，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汇报呢？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离中南海近在咫尺。面对林立果一伙人可能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的惊天阴谋，一向做事滴水不漏、周密细致的周恩来这次怎么突然胆大包天，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决定不阻拦了呢？这完全不像是周恩来文革中事无巨细、谨小慎微的工作作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收到林立衡汇报和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周恩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详细的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好了一切应对措施，这就解释了9月12日晚22至23点周恩来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

按照”阴谋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并未真心阻拦林彪出逃，而是欲擒故纵，通过制造恐慌、假拦真放，有意刺激对手采取行动，以便让林彪等人”充分暴露”，而后”自取灭亡”，那么林彪出逃就完全是意料之中，当晚发生的诸多奇怪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南巡讲话”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毛泽东要拿下林彪的决心，但林彪作为”副统帅、接班人”是写进了党章的，如果没有明显的错误就废除他于理不合，人心也不会服。毛泽东一系列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做法遇到林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本来束手无策，但咋咋呼呼、胸无城府的林立果、叶群等人沉不住气”动”了，毛自然巴不得这些人充分表演、自寻死路呢。

按照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的说法，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周恩来审时度势，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再加上周恩来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愚忠、想保持”晚节”的心态，导致周恩来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于是，周恩来站在前台，替幕后决策的毛泽东坐镇指挥、临机处置，成功实现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在关键时刻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

事后，毛泽东对于事件结局十分满意，以至于要为林彪之死举杯庆祝。邱会作回忆：9月15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说：“主席说了，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