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 王夫人的影射原型，为天启皇帝，朱由校。 作为著名的木匠皇帝，天启其实在明史中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明帝之一。 其实对比崇祯，就可以看出，天启是有些大智若愚的。在东林党制约皇权和宦官干政之间，他很聪明的选择了后者。一边干着木工，一边利用魏忠贤平衡朝局。很多人将魏忠贤祸乱朝堂当作朱由校昏庸怠政的典范，其实不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绝非是绕过了明熹宗朱由校，反而是在朱由校的默许下完成的。 红楼书中的王夫人，本应是荣府正经当家人，但是平时却以吃斋念佛为主。家中的事务都放权给王熙凤去做。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貌似人权财权管理权都在王熙凤手里，可是王熙凤遇到事情却都要请示和禀报王夫人。小事上凤姐舞弊营私是有的，但是府里的大事都是由王夫人在做决策。 正是因为天启重用阉党牵制文官集团，尤其是制衡东林党，所以后来被掌握话语权的东林党抹黑的很厉害。史书给天启的两个标签，一个是文盲，一个是木匠。 其实天启是不是昏庸，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可以知道了。袁崇焕曾给朱由校上书建议屯田，以辽东一地压制后金。这份奏疏中袁崇焕只是提到了屯田的利弊，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案。这和后来忽悠崇祯“五年平辽”一模一样。 天启帝很快提出了六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涉及到军事方略，经济发展，民心聚散，武备安排等各个方面。比如怎么防止后金围点打援来抢粮食，在敌人来袭时，怎么保护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袁崇焕当时哑口无言。因为他解决不了，然后天启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就是警告袁崇焕想取胜没那么容易，最好还是踏踏实实做事。 红楼梦里作者借贾母之口，对天启的被污名化，从侧面做了评价： 第三十五回，贾母对宝钗评论到王夫人时说：“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 这里作者想表达的是：天启很倒霉，被文官们贴上了文盲和木匠的标签，在史书上被黑化的很厉害。 第四十六回，贾母对薛姨妈说：“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样，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 此处把王夫人和邢夫人放在一起对比，就是表明作者的态度，真正在意治理国家的是天启（极孝顺），而误国的则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东林党人（邢夫人不过是应景）。 另外，作者还有两处评价王夫人的性格： 第三十回中：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 第七十四：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 关于这两处具体情节分析，放到金钏篇和晴雯篇再详谈。 这里只说说作者对王夫人性情的描述：宽仁慈厚，天真烂漫。 这也符合天启帝的性格和人设：十六岁登基，年轻天真，却又帝王的心胸和雅量。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有御史上奏说，内外朝一起山呼万岁，乱糟糟看着闹心，好比巫师做祷告一样，太不像话了。朱由校一听十分生气，批评这位御史“无人臣礼”，打算让锦衣卫锁拿问罪。 内阁首辅叶向高知道这件事后，为御史辩护:“御史迂腐，不足深罪。宰相肚若好撑船，则圣上之肚当天空海阔，无不容纳，岂以一二语言计较言官哉！”朱由校听了这些话，最终还是下旨赦免了这位耿直的御史。 另外刘姥姥对王夫人的评价是：“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 这是影射了天启朝，魏忠贤大力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农业税。关于这一点，在凤姐篇细论。 另外，就夫妻冤家论来说，天启显然并不热衷做皇帝，利用魏忠贤控制朝政。跟贾政所代表的执政理念显然是相悖的。 下面简单说一下癸酉本里，有关王夫人的情节。 首先，癸酉本二十八回里，王夫人是赞同宝黛的婚事的，不过要嘱咐黛玉几句，希望黛玉不要纵容宝玉，要引导宝玉入正道。 这应该是影射天启临终前嘱托崇祯：“吾弟当为尧舜”，并且“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 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言外之意，千万不要杀魏忠贤，遇到大事的时候，他能够帮助大明朝。这是天启给崇祯的治国建议。可惜崇祯没有接受。 再后文，王夫人被金钏的鬼魂拖入水中，虽然被救起，但是不久便病逝了。 影射天启落水而死，天启五年朱由校到西苑游船，到了湖深处，受到风浪影响，船体晃动，朱由校和两个太监落入水中，两个太监被淹死，朱由校被及时救了上来。从此，朱由校落下了病根，两年后一命呜呼。
邢夫人 邢夫人的影射原型，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中，偏狭自私的那一部分。 首先，符合贾母的夫妻冤家论。东林党和福王一脉，从国本之争，到拥立弘光政权，都是冤家对头。 再来看看书中对邢夫人的描述。 在第四十六回，作者借凤姐之口描绘出邢夫人的性格秉性“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扣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 邢夫人的人设“秉性愚犟，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贾母说她是：“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 ，“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 这里说邢夫人奉承贾赦并不是说东林党奉承宗室或者帝王，因为东林一向以谏言和清流自居。而是如同贾母讽邢夫人过于三从四德的贤惠，是说她只是表面上遵循礼法下的妇德，但是并不是真孝顺。暗指东林党人热衷维护他们自以为的道德礼法，其实是沽名钓誉，道德绑架。属于口中有忠义，胸中无良策。东林党很多人入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质业绩，而是以攻击同僚，放言高论，犯颜直谏，“直名震天下”，然后自封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就可以立见太平。其实是“卖主求直”。也是宝玉所骂的那些明朝以“文死谏”以博直名的文官。“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同样也是说这些人对于治国，并无实际益处。 其次，婪取财货为自得，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扣异常。 这个应该是影射东林党抵制工商税，致使国库空虚，边饷不济。增加农业税，加重底层农民负担。并且东林中人，不乏贪污之辈。 先说一下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东林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士绅和富商豪贾的利益，所以“东林党维护自身利益，抗拒商税使得明廷财政困难，只能摊派农民，从而激起农民起义，导致明朝灭亡。”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然公平。 明末财政紧张，却收不到工商税，主要还是因为朱元璋所建立的内敛、消极、迁就小农经济的财税制度。洪武帝建立了一套自秦汉以来最为落后的财税体系，其要点是超低商业税、以实物征收为主的农业税、外加全民服役。 到了晚明之际，朱元璋的财政政策已被局部突破，但工商税在财政岁入中的比重仍然极低。此时，海外天量白银流入，江南商业相当繁华，而政府财政严重匮乏，改革税制势在必行。财税改革的正确方向当然是彻底摆脱朱元璋体制，将国家财税的重心转向工商税。 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税务改革，即是从重点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士绅富户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开始以太监为矿使，派驻各地采矿，从财政与税制近代化的角度来说，万历皇帝想积极开矿与开征商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搞得天怒人怨，才引发东林党人强烈抗议。东林党人对矿税的阻挠与反对，是确实存在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主要的原因是，1）矿监税使盘剥过甚，2）东林党人的薄赋理念，3）东林党人多出身于东南士庶绅商家庭，不必否认其倾向性。 天启初年，东林党借移宫案全面执政，废了矿税，但当家方知柴米贵，不到一年光辽饷就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内阁首辅叶向高感慨：神宗皇帝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我们都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收那么多银子干嘛？这几年辽东用兵，才知道辽东战争就是财政的无底洞。 及至在魏忠贤当权的时期，魏忠贤可谓是想着方子帮皇帝捞钱，当然这其中他自己也会中饱私囊（王熙凤篇再细论此事）。但是利用这些矿监，税使，通过向有钱人征收商税，海外贸易税，使得明朝的财政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好转。无论魏忠贤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有钱之后，大明朝的军队也就有了战斗力。在对付满清的战争中，由于军饷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大明军队开始变的能打仗了。在和满清的战斗中，明军的胜率开始提高。 而当崇祯登基，阉党倒台，东林党再次掌权之后，他们一句与民争利，就把这些政策全部抛弃。缺少了这些收入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变成了入不敷出的状态。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只能想办法开源！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政府为了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增加“三饷”，但皇帝也对根深蒂固的东林党没有办法，而不能增加工商税的话，就表示只能增加农业税。根据历史记载，明末时期，农民的农业税已经达到了“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的程度。这般夸张的赋税，不用想也知道老百姓是难以生活的。 另外，东林党一向以清流自居，其中大部分确实还是清廉的，可是也不乏贪污蛀国之辈。比如东林党早期领袖李三才，曾上折痛陈矿税之害，折中写道：“陛下爱珠玉，人亦爱温饱；陛下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直谏口气如海瑞的清流，《明史纪事本末》说他“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明史》说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所谓“性不能持廉”，乃指其经济上不清白。尽管李三才并不以贪墨著称，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据说其家财价值白银470万两，大略相当于天启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纵使李三才的父亲是商人，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总结下来，明末的财政困难，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朱元璋建立的财政制度，皇室宗藩的靡费，外加小冰河期带来的灾荒和战争。万历皇帝只是想到矿税，却无法建立相对公正一点的财税体系，更不能发展出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去拓展市场、商业与金融。而这期间的东林党人，或因为祖制，或因为自身利益，不但没有积极地推动税制改革，反而驱虎吞羊、杀鸡取卵的去增加农业税，给本就千疮百孔的晚明添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东林党人虽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但是把明亡的责任全都推到东林党头上，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回到红楼书中的邢夫人，作者写其是悭吝贪婪之辈，但是显然贾府的财政权并不掌握在她手中，而是在王夫人和王熙凤手中，邢夫人并没有机会贪污太多。这是说东林党并未从中央财政中贪污。不过凡她经手便克扣异常，是指东林以及其背后的士绅富户，看重自己的财产，拒绝纳税，即使国库空虚，他们也是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 贾府后来的财政危机并非邢夫人造成，而是因为：田庄减产（对应崇祯年间旱灾蝗灾），元妃省亲（对应辽东战事），子弟败家（对应皇族靡费），下人贪污（对应吏治腐败）。所以作者并不认为东林党在这一点上要对明亡负责。 最后一点，“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这是指东林党排除异己，凡是那些思想上不跟东林一致的官员都会被他们排斥在外。 在明朝中后期，党争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从明世宗开始，明朝的政坛上就不断党同伐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南明时期。在这之中东林党是最著名的一个集团，整个集团和阉党的斗争将整个国家拖入了灭亡的深渊。 探春在抄捡大观园时，发表的那一番感慨：“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便是作者借探春之口，反思明末党争加速亡国。（当然也符合探春影射的隆武帝身份，这个放到探春篇再细论。） 除了凤姐对邢夫人性格的描述。红楼书中还有一些关于邢夫人的情节： 1. 前八十回中，邢夫人只有两处展示出善意和热情。第一次是黛玉初入贾府，邢夫人比王夫人对黛玉显得更加热情和周到（这里不必对比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在故事中的人设如此，且凤姐当时句句都是为了讨好贾母之语。）。第二处是在第二十四回，彼时贾赦生病，贾宝玉、贾环、贾兰叔侄三人前来探病，面对贾宝玉、贾环、贾兰三人，邢夫人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贾宝玉身上，又是坐在一个褥子上，又是摩挲抚弄宝玉，从这些细节描写，可见邢夫人确实很喜欢宝玉，对其宠爱有加，却对贾环贾兰完全忽视。这两处似乎并不符合邢夫人一贯行事为人的作风。若说是为了讨好贾母，可是书中并未有写她在其他地方有过奉承讨好贾母，王熙凤也只说他奉承贾赦。无论对黛玉还是对宝玉，书中的两处描写，也显得邢夫人是真心实意，并非只是应景而为。其实，作者应该是用邢夫人热情接待初入贾府的黛玉，影射崇祯登基之初，扳倒魏忠贤，短暂地依靠过东林人士，任用过一个东林内阁，可惜东林党的表现令崇祯很失望，后来不得不再次起用太监。而对宝玉的宠爱，是喻指东林党是有政治诉求的，希望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追求所谓“众正盈朝”。 2. 作者两次在回目中，直笔评价邢夫人，一次说她是“尴尬人”，一次说她是“嫌隙人”。很明显，东林在明末是个很尴尬的存在：表面上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实际上他们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东林党有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所以也被称为嫌隙人。 红楼书中七十回后，邢夫人各种明面排挤王熙凤（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暗处挑战王夫人，乃至派王善保家的监督查抄大观园（惑奸谗抄检大观园），都可以看出，东林党在明末这个大厦将倾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绝非正面。 八十回后的故事中，邢夫人虽然继续排挤王熙凤，并且主张贾琏休掉凤姐。但是还是认真配合贾政持家。无奈其能力不济，并且不断激化贾府和贾环母子的矛盾，最终死于流寇之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