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春（之二）封妃、省亲

元春作为辽东局势和辽东人物的影射，封妃省亲代表了，大明在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面积收复国土，以及军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胜：“宁远大捷”。所以在省亲这一回中，元春身上有袁崇焕的影子，但是更多的是指向孙承宗。

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孙承宗经略辽东。数年间，趁着后金迁都无暇南下，陆陆续续在辽西走廊修建了较为完整“关宁锦防线”。并且积极发展火器，重用专家孙元化，革新“热兵器”，组建新式火器部队，对后金进行“降维打击”。在孙承宗努力下，明军前后修复9座大城，45座堡垒，招练兵马11万，建立12个车营、5个水营、2个火器营，8个前锋后劲营。制造甲胄、军用器械、弓矢、炮石等打仗用的装备有300万，开疆扩土400里，屯田5000顷，年收入15万。如此，辽东局势焕然一新。

但是，另一方面，孙承宗花的钱实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明显的战功，朝中那些受东林党排挤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对中立的官员，便开始上疏。1625年，孙承宗被魏忠贤党羽弹劾，无奈之下辞职回家。十月，明廷派阉党高第取代孙承宗。高第刚一上任就要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守军全部赶进关里。袁崇焕坚决反对，高第只好让他率领一小部分明军留守宁远城。努尔哈赤乘辽东明军易帅和匆忙撤军之机，亲统八旗军约六万人（号称十三万）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正月直逼宁远。袁崇焕依靠坚城火炮重创金军，据说努尔哈赤也是在这次战役中被炮击伤，同年八月去世。对于明朝来说此战意义非凡。

宁远大捷是袁崇焕的第一次功绩。不过能够大败金军，主要还是靠孙承宗之前三年的苦心经营；提拔孙元化引进西方火器并监督训练；提拔祖大寿主持修建城墙。因此，无论袁崇焕再怎么样决胜千里之外，主要的功劳还是运筹帷幄的孙承宗。

元春封妃，除了封为“贤德妃”，同时也加封“凤藻宫尚书”。无论明清，后宫女史都没有这个官职。很有可能作者是借这个虚构的官职，影射孙承宗和袁崇焕当时都官至兵部尚书之职。

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找凤姐给两个儿子讨差事。听说已经准了元妃省亲，赵嬷嬷道：“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此处脂批“文忠公之嬷。”

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赵嬷嬷的口气好像是元春的嬷嬷，也就是说此处批者称元春为“文忠公”。而“文忠”恰恰是孙承宗的谥号。【弘光元年（1644年），孙承宗获南明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第十八回中，写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即是影射孙承宗两代帝师的身份（泰昌、天启）。如果仅是影射袁崇焕，元妃不可能有这样的设定。

为迎接元妃省亲，贾府修建了大观园。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却少见王熙凤的身影，倒是对贾琏多了许多的笔墨。（87版红楼梦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特意给凤姐加了很多书中没有的戏码。）

第十六回中凤姐帮着给赵嬷嬷的两个儿子安排了差事后，一直到第十八回才写到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日日忙乱，王熙凤只出现在“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纱绫，请凤姐去开楼拣纱绫；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这一处简单的描写。在此之前，贾政游大观园的时候问到东西是否都齐全了，贾珍给了个含糊的答案，“贾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唤贾琏。一时贾琏赶来。贾政问他共有几种，现今得了几种，尚欠几种。贾琏见问，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看了一看，回道：“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帘子二百挂，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金丝藤红漆竹帘二百挂，墨漆竹帘二百挂，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每样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围、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这里细致写贾琏应对贾政，应该是暗喻：宁远大捷主要是东林党的功绩，阉党正面参与不多。【注：贾琏的形象是影射东林党中比较正派的一部分人，代表人物杨涟为“东林六君子”之一。本回中贾琏的形象，应指在修建和护卫宁锦防线中，那几个护国务实的 “非阉党”人物。】贾琏这个多少架多少挂的账单，是暗指东林党人购置澳门火炮。在宁远大捷中，发挥威力的正是按孙元化的办法布置的十一门大炮，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李之藻派张焘从澳门第一次购买的四门大炮之一。天启六年，此炮还因功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实际上，天启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张焘第二次从澳门购买了25门大炮，并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随行。（但由于李之藻随后在斗争中被免职，朝廷找了个借口，又把这些西洋炮师送回澳门去了。）严格来说孙元化、李之藻并非典型东林党人，只不过在立场上更倾向于东林。（孙、李二人是天主教徒，李之藻更是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为天主教中国三柱石。）

历史上，一向认为阉党因为孙承宗的东林党身份，而对辽东事务掣肘，主要体现在用高第取代孙承宗。不过细想这其中亦有矛盾之处。孙承宗在辽东的策略所需开销庞大，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自辽左发难，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而加派新饷，出之民者，每岁四百八十五万有奇，通五年约费二千馀万。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方有度还是东林党一员，但看到辽东这么个花钱法，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第五十三回借贾珍之口也指出这一点：“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净穷了。”）试想当时如果魏忠贤真要有意掣肘辽东，完全有理由从财政上进行控制，孙承宗经略辽东的四年，正是魏忠贤权力如日中天的时间。孙承宗能够收复失土，重建宁远，应该与阉党在经济上的支持分不开。以至于袁崇焕在宁锦大捷后的天启六年十月，上疏称颂魏忠贤供应军用物资，支持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以及吊丧议和之举，而且阉党镇守太监、督抚等较少掣肘，能够与他协力守辽。红楼书中，修建大观园迎接元春省亲，贾琏虽然是主事之人，但是作者还是加了凤姐“开楼拣纱绫”和“开库收金银器皿”两处小的细节描写。对应这段历史上，阉党在后方对辽东事务在财政上的支持。

仍旧是第十八回中，提到“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此时是在元妃省亲前一年的九月，归省是在次年正月十五。这里写薛姨妈早已从梨香院搬出（即九月前就已经搬出），迁到另一处也是东北角的房舍，是在影射努尔哈赤于1625年春天从辽阳迁都至沈阳，转年（1626年）正月即领兵进攻宁远。我们前文提到，孙承宗之所以能够不受干扰的修建“关宁锦防线”，主要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在准备迁都，这里用薛姨妈搬家作为回应。薛姨妈搬家与元妃省亲的时间关系（当年的九月之前和转年正月十五），也基本符合老奴迁都与宁远大捷的时间关系（1625年三月和1626年正月十四）。这是从侧面再一次证明省亲的影射含义。

及至正月十五这一天，元春回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诡异：

“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服大妆。……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围幕挡严。正等的不耐烦，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贾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监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过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刻进太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

如果把这段话里的时间，换算成现在的时间，贾母等人凌晨三点的时候就已经在大门外等着元春的銮驾了，等了很久都不见贵妃来，不免有些着急不耐烦，这时候宫里有太监来报元春的日程安排：下午一点十五分元春吃晚饭，两点半到宝灵宫拜佛，五点十五分进太明宫请旨，晚上七点以后才出发朝贾府这边来。也就是说，元春要到晚上七点多才能真正回到娘家贾府，先后游览了大观园，考了姊妹们的诗才，听了几出戏文，又与贾母、王夫人等人叙了许多话，之后就有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丑正三刻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两点四十五分。

整个省亲过程，完全是在晚上进行。如果说是皇家规矩大，时间必须是有讲究的。那么以故事中贾府的身份，应该知道皇家时间会如何安排，不致于凌晨三点就起来等候。从贾府的反应来看，元妃回来的时间似乎是预料之外的，似乎是临时决定、不受控制。无论是晚上归家还是贾府不知道时间安排，以书中的设定都显得很奇怪。同时，作者似乎是刻意把每一件事情的时刻都写的非常详细，那么这些时间应该是故意被安排成这样，并且有所寓意。

这里猜测可能是用计时的地支对应了年份的干支：

·       未初用膳，影射己未年二月（1619）的萨尔浒之战。

·       未正二刻拜佛，影射己未年六月（1619）的开铁之战。

·       酉初看灯请旨，影射辛酉年三月（1621）的沈辽之战（浑河之战）。

·       戌初起身，对应壬戌年二月（1622）广宁大败后，孙承宗自请经略辽东。

·       丑正三刻回銮，对应乙丑年十月（1625）孙承宗因被阉党排挤，请辞还乡。

元春归省的时间点，恰好对应了辽东从萨尔浒之战到宁远大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从未时至戌时元妃未归，对应孙承宗进入辽东之前的三年。戌时至丑时元春回到贾府，对应孙承宗经略辽东的三年，收复领土。作者用这样一个小技巧，算是再次应照元妃身份以及省亲的影射含义。

在元春游览大观园的这一晚，比较引人注意的是，给两处地方改了名字，一处是把“蓼汀花溆”改为“花溆”；一处是把“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

先看“蓼汀花溆”为何会被改为“花溆”。

“蓼汀”源自“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花溆”源自“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

元妃删掉蓼汀，保留花溆，是因为第一句不合当时形势。“红蓼花开水国愁”意谓明兴清衰，元妃省亲对应宁远新胜，努尔哈赤被大炮轰死。此时后金新主继位，处在政权更替之时。以汉族王朝的经验来看，后金应该是会陷入内政不稳，甚至于有可能就此而衰落。所以这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很乐观，认为就此朱明便是“红蓼花开”，而后金则会“水国愁”。但是真正守辽东的将帅们却知道，形势并没有那么乐观。

而“花溆”中的“玉溆花争发”暗指宁远大捷后明廷内部党争不断；“金塘水乱流”指努尔哈赤虽死，可是后金在北方势力不但不减，甚至在皇太极继位后更加强劲。除了继续侵犯大明，还征服了蒙古和朝鲜。

元春在此处改名的意思，是对明廷的提醒：“虽有宁远大捷，老奴身死，后金貌似衰微，但是大明不该掉以轻心，更不该内部党争不断，消耗人才。因为，实际上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是个更加厉害的角色，后金在北方的势力扩张实为大明隐患。”这个提醒其实跟秦可卿临终托梦对王熙凤的嘱托相一致。

元春改动的第二处，是宝玉后来居住的怡红院。将“红香绿玉”改做“怡红快绿”。这个改动一直也是红学讨论的话题。按照我们前文所分析过的：“红”即朱指大明，“绿”即青指满清，“香玉”都代表政权。那么红香绿玉，则暗指明清对皇权的争夺。而“怡红快绿”从字面的意思就可解释：既喜爱红也喜爱绿，指对两边的政权没有明显的偏好和倾向性。

那么，元春的这个改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改动“蓼汀花溆”的意义类似，是对大明发出的另一个提醒。这里就涉及了明末一直争论不休的议题：“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是否可行。

“辽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辽东都司辖境的土著汉人、军户和流人，“辽人”这个名称对大明朝廷来说很微妙，既指出了这一群体生活的地域“辽”，又把辽人和山海关内普通的“百姓”或“汉人”区分开来，显示出这一群体的不同之处。东北地区辽阔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赋予了明代辽人豪爽、粗犷的性格特点，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让汉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心理特点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边民”群体。

到了明末，辽兵的衰落和满洲势力威胁的日益增强，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来处理边疆危机，调集全国之兵汇集辽东，征伐满洲。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集结，需要大量的粮食，辽东的经济不发达，无法供应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明朝的粮食要从江南漕运至京师，再运往辽东，这非常不划算，因此明朝往往选择直接运输体积较小、价值较高的白银，这直接导致了辽东粮价的剧烈上涨。大量的白银涌入经济并不发达的辽东，造成了灾难性的输入通胀。随着辽人对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愤越来越高，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富户纷纷逃往关内，或渡海逃往山东，穷人宁可死于金人的屠刀，也不愿意配合朝廷的行动，让朝廷里的士大夫发出“辽人皆贼也”的怒骂。经过几番恶政、乱政和兵乱蹂躏之后的辽民，并不能保持对明朝的忠心，除了“生于辽而走于胡”外，民间还流传着“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的说法。

所以熊廷弼是一直反对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熊廷弼指出：“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熊廷弼指出的确实是实情，明清战争的前期，辽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辽民甘为汉奸细作，辽人不肯报效朝廷，无心抗敌的现象确实很多，但这并非是辽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长期以来在辽东的苛税恶政造成的，并非“辽人皆贼也”，而是“朝廷相逼辽人为贼也”。

然而，熊廷弼作为一个内地出身的文官，无法感同身受的体会辽人的处境，尽管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也只能认识到“辽人不能守辽”的表象，欠缺深层次的思考，最终历史的洪流也根本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就把他无情吞没了。

自万历末年，明朝向辽东大量输入白银造成的通胀，沉重的打击了后金的经济，使后金的粮食供应产生了严重困难。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不明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已经成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坚定信徒，他开始大肆屠杀投向后金的辽民，先杀“无粮之人”减少消耗，再杀“有粮之人”给核心部族留出余粮，几番残酷的屠杀之后，辽人终于认识到后金并非避难所，又开始投向毛文龙的海岛和关宁明军，辽东局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心开始向大明倾斜。

1626年到1627年，明军破天荒的让后金军连续遭遇了两次军事挫折（即此处的元妃省亲所代表的宁远大捷及之后的宁锦大捷），辽东局势稍定，而主张“辽人守辽”的袁崇焕，政治势力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只看到辽人组成的辽军恢复了战斗力，却没有认识到辽人能战的根本并不是与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结果，而是因为后金屠杀辽人，辽人不得不战的结果，辽人此时并非为大明而战，而是为自己而战。

袁崇焕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皇太极显然明白。他上台后，除了纠正努尔哈赤屠杀辽民的错误政策、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外，还通过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鲜，使之成为后金的粮食供应基地，大大缓和了后金政权和其治下辽民的矛盾。从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打击和招抚辽东军事集团上。

最终，从大凌河到山海关，从祖大寿到吴三桂，皇太极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在几次摇摆和波折之后，辽土最终成了大清的龙兴之地，辽人成了旗人，辽兵成了清兵。

所以，元春在这里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的目的，就是提醒明廷：辽东百姓已经不胜其苦，辽东的人心并没有明显的偏向明朝或者清朝，无论谁掌皇权，辽东的百姓都不会很在乎。他们不希望夹在因为争夺政权而带来的战争之中，只想安居乐业。无论明清，哪一方面的政策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就亲近哪一方面。大明如果不想失去辽东，乃至失去整个国家，那么善待辽东百姓，善待守辽将士才是解决方案。可惜的是，历史无法重来。人口上亿的大明，最终被满清以几万的八旗兵征服，辽东人心尽失，就是溃败的开端。

除了这两处改名，元春还给“有凤来仪”赐名“潇湘馆”，暗示黛玉虽为帝王身份，却注定是悲剧收场的帝王，当然辽东崩坏是其悲剧的根源之一。给“蘅芷清芬”赐名“蘅芜苑”，暗示辽人也并非是从一开始就希望满清掌权（芬即香气，清芬意谓清朝掌权，芷谐音止），奈何皇太极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北方佳人”（关于蘅芜苑的典故前文分析过），既有能力又会拉拢人心，最终使得辽人大多投靠满清。

至于“浣葛山庄”和“稻香村”的名字，我们留到李纨篇再讨论。

最后说一下，宝钗教宝玉把“绿玉”改为“绿蜡”的意义。元春不喜“红香绿玉”的意义我们前面刚刚说过，其实后文中宝玉也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绿玉”。在妙玉用自己的绿玉斗给宝玉倒茶时，宝玉说不用这个俗器。因为“绿玉”就是指满清抢夺汉人政权。

那么“绿蜡”呢？这要从“蜡”字的繁体来看。蜡的繁体字为“蠟”。左边是个虫，我们前文提过，薛蟠薛蝌的名字都是从“虫”，代表蛮夷。右边是巤，字形很像鼠，本身也有老鼠毛的意思。“绿蜡”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满清蛮夷鼠辈”。绿蜡二字从宝姐姐嘴里说出，加上改动的缘由是“红香绿玉”，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第十九回中宝玉讲小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小耗子精变作黛玉的模样去偷“香芋”，是隐喻满清靠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窃取中原政权。我们在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分析过，宝钗就是那个小老鼠精，因为宝玉的故事刚刚讲完，宝姐姐就进来，并且嘲笑宝玉，在元妃省亲这晚忘了“绿蜡”的典故，亏得自己提醒。这其实就是宝钗用“绿蜡”的“蠟”字，做实了自己就是那个小老鼠精。所以宝钗教宝玉改“绿玉”为“绿蜡”的含义，一直到第十九回中，宝玉讲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才解释清楚。即作者在暗讽皇太极和多尔衮，依靠伪装从而窃取汉人政权。

另外，元春点的四出戏，参考癸酉本，则很容易看出其伏笔用法。而元春喜欢龄官，是因为龄官的影射原型也靠近辽东，这个我们留至龄官篇再论。

看懂元妃省亲的影射意义。我们再翻回头看在修建大观园之前，王熙凤和赵嬷嬷的一段闲谈究竟有何深意。

第十六回中，当听贾琏说元春的归省已经被恩准，贾府准备建大观园了。王熙凤很兴奋，说：“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类比元春归省影射了辽东收复领土宁远大捷，那么“太祖皇帝仿舜巡”应该是指朱元璋朱棣开国。舜帝南巡是主要平乱，兼开拓疆土，最后崩于苍梧之野。【注：康熙南巡是为了巡视江南体察民情，与战争无关，更没有死在外面。能对应上舜巡的是明成祖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这里仿舜巡和省亲接驾一样，都喻指战争。

然后，赵嬷嬷接道：“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此处的贾府“预备接驾”（注意不是真接驾），应该是影射郑和下西洋，监造海舫和修理海塘，都与出海航海有关。显然，郑和数次下西洋是很烧钱的，就像赵嬷嬷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因为郑和下西洋是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据说，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曾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此一项耗费银两即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广志绎·卷一》）】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大明宝钞的大规模贬值。以上花费还不包括当初造船的支出，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白银，每次出航，船队平均需要船只260多艘，建造和维修费用又是几十万两银子。【注：郑和下西洋究竟是收益大于支出，还是只是为了宣扬国威，至今也还有争议。不过似乎红楼的作者认为下西洋只是虚耗国帑。】

赵嬷嬷说完贾府造海舫修海塘，凤姐忙又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凤姐说王家也“预备接驾”过一次（注意这里也是预备接驾而非接驾），然后去聊王府接待朝贡的外国人。并且从后面的描述来看不再强调花钱，而是强调王家就此而富。说明这已经不单单是进贡朝贺，而是有大量的与外国的通商往来，同时在经济上也有实际的收益。那么此处的“预备接驾”，应该是指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使得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不过，从赵嬷嬷引用“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一句来看，对外贸易带来的财富，并没使国家以及底层百姓得到多少受益，获利最多的恐怕还是皇亲国戚和一些特权阶层。隆庆之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对于海禁政策也再未出现太大变更，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明帝国灭亡。不过随着巨量的白银流入民间财团，直接引发了市场上的通货膨胀，而中央政府根本无力平抑物价，平和市场，尚未有所准备的大明财政体系被这场全球化浪潮冲击得支离破碎。当崇祯三年明朝宣布取消海税时，大明王朝的财政命脉就此被割断，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中央政府无力对抗势力庞大的江南士绅集团，只能将税收压力压向内陆的农民，由此引发官逼民反的大动荡，为明亡埋下种子。【注：清朝入关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随着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两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结束了“迁界禁海”政策，开放江浙闽粤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开了对外贸易。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又关闭了江、浙、闽三处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这期间的对外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与隆庆开关相差甚远。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国门才再一次被打开。】

之后赵嬷嬷又顺势提到江南甄家，说：“独他家接驾四次”，并且是“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跟着感慨：“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这里要注意，只有甄家是真正的接驾四次。前面贾府和王府都是预备接驾，并非真接驾，所以只是影射下西洋和开关而非战争。而甄家是真的接驾四次，应该是指明朝四个重要的对外战争：朱元璋的开国战争、朱棣的五征蒙古、朱厚熜北方抗虏南面平倭，以及朱翊钧的万历三大征。

前面我们说过，江南甄家以及甄士隐家都是贾府的镜像，影射了明朝特有的“两京制”，即明朝有两个“权力中心”。在明朝不同历史时期，“两京”轮番行使着管理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即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所以这里提江南甄家接驾四次，指的是从朱元璋算起，明朝所赢得的重大对外战争。

当然，这些战争花费巨糜。尤其是万历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历时时间长，军资耗费过度，给明朝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财政压力。根据记载，宁夏之役花了两百多万两白银，朝鲜之役花了七百多万两白银，最后的播州之役也花费了差不多两百万两白银。粗略加起来，至少花费了上千万两白银。要知道，万历六年的税收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可是这只是税收总额，真正到国库里面的最多不超过五分之一。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当时还在播州战役期间。根据记载，就有大臣上报万历，当年的税收到国库的就只有四百万两银子，可是军费开支高达四百五十万两银子。可想而知，到了万历三大征结束的时候，明朝的财政已经糜烂成了什么样子。只是当时的明朝刚经历完大胜，这些问题都没有显现出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因为武备松弛，粮草不足急于求成等原因，而遭到惨败。

这也就是赵嬷嬷口中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

紧跟着赵嬷嬷又强调，这些“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明末知识分子对家国不分以及“家天下”的反思和反感。作者认为这些战争中，有许多只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利与私欲，与普通百姓无关，甚至带给百姓的更多是贫穷和苦难。这一点我们不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郡县论》等明末思想家的著作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