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瑣事

                                                  —— 扛槍批鬥

當年下鄉是到林場，據說條件比早年直接插隊要好一些。

前面都有哥姐們下鄉，聽說還過的去。林場基本是廠里出錢蓋的。因為有前車之鑑，我們這第二批來的時候氣場又大了一點，卡車一路顛簸的開到了林場下面的土路上。

這條土路是哥姐知青們參與修建的，他們當年來這裡時沒寬路，走了好長距離才到林場，所以說我們有面子。

知青帶來的行李裝備也比上一批的要好，特別是我在卡車離開廠子的時候趁機把路邊堆放的油毛氈扔上車拉來了，正好可以鋪在空空的室內屋頂上，引來好多羨慕的目光，剩下一點材料給了一個前來幫忙的農民，他千恩萬謝地抱起東西走了。

原來這一排拐角房子的每間屋子裡面都沒有天棚，從室內直接可以看到房頂瓦片，每間屋子上面是相通的，只是男女各在一邊，在分界上牆砌到了房頂，以此分開男女天棚。

新到農村，我們幾個有點興奮，身上應該是帶着那種與鄉下格格不入的味道的，一個老知青叫我們注意點。

但到底是什麼呢？說不清。才從城裡來到鄉下，無論自己怎麼小心，別人也覺得你不對頭吧？

上工收工，場長每天一大早就吆喝，老知青比較快就出來了，新知青們就懶洋洋的慢，因為初來乍到，場長沒說太多的話。

看火候，應該進行一場教育運動了！按照那個年代的節奏和常規來說，是時候。

有一天很特別，下午早早地收了工。說早也不早，5點回林場。自出工那日起一個多月，天天出工，沒休息過，農村沒有周日的習俗，聽說只有趕集的時候才可以休息一下，而且也不是每逢趕集就休工，要隔月。

大隊長帶着兩個民兵模樣的人來了，一個民兵還挎着步槍，押着一個社員，要開批鬥會。

外面有點雨，會場就在女知青的大寢室里進行。那個要挨斗的是個年輕人，矮矮小小的，看起來還結實，雙手背過來捆着。

知青靠邊站的站，坐的坐，大隊長說了事由，原來挨斗的叫宣彤，他前些天跑到樹林裡偷木頭，被人告發，現在要批判。

居然還安排了新老知青各一人上來發言批判。說着說着，林場副場長拿起樹枝劈頭蓋臉地狠狠抽了幾下宣彤。

宣彤用哭聲小聲叫了幾下，男知青驚愕，女知青有的被嚇，有的做出不忍看的模樣。

開完會後，大家都沉默了，似乎都被嚇着了，有效果！我這時又多想了一層，覺得有點怪。首先這木頭在哪裡偷的？我們這就是林場，天天上山挖土，情況基本了解。這裡是丘陵地帶，山不高，樹木也不大，基本是杉樹，大躍進時所有的山剃了光頭，樹都是後來栽上的，現在樹這麼小，值得偷嗎？還有就是這個宣彤我們之前一直都沒見過，為何要押到知青點來批鬥，還鞭打？

晚上睡覺時，聽到隔壁一個老知青在說，這是殺雞給猴看。

第二天出工在山上，我們與場長和幾個在林場的社員說起宣彤的事，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宣彤是到縣界邊緣的偏遠林區去偷木頭的，那裡留有少量沒被砍伐過的森林。有多遠？二十多里地吧。一個人夜裡進山，砍掉一棵樹，再趁着夜色扛回來，一根木頭賣得好的話，可以得五塊錢！

真難以想象，一個人扛着木頭夜裡走二十多里地，一定要在天亮前溜進村，就為那麼一點錢！

宣彤夠背的，扛回來的木頭被沒收不說，還被體罰一頓，以後出門必須得到批准。

我問場長為什麼要把宣彤押到林場來批鬥，我們知青可沒有那個本事去幹這事，場長一時被問住了，副場長在一旁解圍：要把宣彤調到林場來改造，你們知青要負責把他看管起來啊，他可是個搗蛋鬼！

果然宣彤來林場上工了。知青們並沒有對他鄙視，反而與他熱乎。宣彤很活躍，與知青們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聊的很開心。對於去遠處林區偷木頭的事，他不忌諱。別看個子小，他可以挑二百斤，不歇氣走十里路，我們覺得他在吹牛。

說到批鬥會，他很是不服。動不動就拿起槍來嚇唬人，有什麼真本事？他說起一個故事，說是這裡曾經出了個“鐵手指”，一次要單手拿起一塊很大的鐵塊，但沒處拿捏。他用手指在鐵塊上摸摸捅捅，竟摳出個手指大的洞，單手就把鐵塊拎起來。他也常常練習手指戳功，將來總有一天，自己一手指戳去，對方馬上就是一個窟窿，看誰還敢來捆綁自己？

看來這農村民兵的槍支使用，都是來對付社員的啊！

我和幾個知青還去過宣彤的家。他家只有老父母。說老也不老，應該四、五十歲吧，只是看起來顯老，特別是母親，雙目失明。宣彤居然還是獨子！

宣彤告訴我們，他不是獨子，原來有七兄妹，只是他們都死了。有三個是餓死的，兩個是病死，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時候死的。怎麼死的，他沒往下說。

每死一個，他母親就哭，最後就哭瞎了。最後的哭，都是自己躲在家中進行的。文革期間，不敢公開隨便哭，怕哭出麻煩來。

後來到了1976年的9月9日，他母親被扶到外面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算是對過去那些哭、憋着哭所受委屈的補償，但有人悄悄地說，這人哭得咋帶着喜氣的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