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擔任總司令，起兵廣東，連奪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地。

但，高喊革命的魯迅並未投身於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而是於1927年10月3日住進了上海虹口的日租界。

1.內山完造和內山書店

早在1870年，日本人開始僑居虹口地區，同年該地區被非正式納入公共租界管轄範圍。1910年，虹口地區日僑人數超過其他各國僑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區治安事務。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軍陸戰隊入駐虹口地區。所以，魯迅是住進了完全由日本勢力控制的範圍。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已充分暴露，中日關係非常緊張，全國人民都十分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上海有中國政府管轄的區域，也有英租界、法租界，為什麼他單就選擇中了日租界？

吳佩孚下野後，有人勸他到天津日本租界尋求庇護，吳佩孚嚴厲斥責：“堂堂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讓日本庇護，有傷國體，烏可為者！”段祺瑞被馮玉祥趕下台後，一開始在天津日租界當寓公，1933年1月21日，離開天津移居上海，脫離日本人的勢力範圍。

魯迅如此行徑難道毫無顧忌嗎。然而，他有他的苦衷和考慮，顧不得這些了。事實上，人要在社會上立足，首先必須有個職業，連正當收入都沒有，怎麼填飽肚子？然而，憑他在教育界的表現，恐怕沒哪所學校願意收留他。說到官場，他倒不是不願意當官，然而，辛亥革命時他當了逃兵，廣州革命力量轟轟烈烈北伐的時候，他還對北洋政府的小小科長職務戀戀不捨。到了廣州，利用職權安排許廣平當助教，貪小便宜，革命隊伍中待不下去。新政權里哪裡有他的位置。而紹興的老家早已破敗，眼見得兩人要斷炊，惶惶不可終日了。

日本在中國各個領域都有勢力滲透，去投靠那麼硬的後代，不怕混不到飯碗，也不怕沒人幫他說話，足以有恃無恐。

事實上，魯迅早有先見之明，預先給自己留了後路。在1926年4月12日發表的《紀念劉和珍》一文中沒有一字譴責“三一八”事件的罪魁禍首——日本軍國主義，通篇文章只罵臨時執政府，對日本鬼子卻無半點不敬。半年後的10月，又在廈門大學拋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詳述了自己對日本恩師深切的懷念和感激之情。在全中國對日本侵略野心極度痛恨的時候，居然有個中國人出來說這番話。日本的諜報機關很容易嗅出，這是向他們獻媚的信號（或者是當年在東京的那個人現在可以派上用場了？）於是，一個叫清水安三日本人出馬，把魯迅推薦給上海虹口區日租界的內山完造。

到達上海的第三天，魯迅於10月5日就拿了清水安三的推薦信，到日本人內山完造的書店去“買書”。（居然，買書還要帶介紹信。是買書還是想要結交？）此後，又在8日和10日兩天繼續到內山書店，而在12日，一天之內竟兩次造訪內山書店。而且，買好書後並不離開，坐在沙發上喝茶抽煙，要書店把書送到他家裡，顯然是在等待老闆出現。內山完造經過這番觀察後，確認魯迅有高度誠意，於是出現了。魯迅如願以償的接上了頭。以後，內山完造在書店裡專門為魯迅安放一張專用的藤椅，讓他天天坐在角落裡“讀書”。

當時，上海的圖書館多的是。 189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辦，印刷蔡元培等人的《外交報》和嚴復翻譯的《原富》(亞丹·斯密著)等一系列對中國現代思想有巨大影響的著作。所屬之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書達四十六萬餘冊，規模之大，設施之新，藏書之豐，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響之廣，為當時國內之最，享有“東亞聞名文化寶庫”、“世界第三，亞洲第一圖書館”之美譽。館址在閘北寶山路上，距離魯迅居住地只有1.4公里左右，步行只要20多分鐘，散散步就到了。

 圖1.上海東方圖書館（資料源自網絡）

而魯迅選擇的住處則離內山書店大約僅200多米。為何魯迅對其如此情有獨鍾呢，那是一家什麼樣的書店呢？居然有那麼大的吸引力？根據日本人笠坊乙彥的《回憶中的上海-——在同文書院中的日子》，書店是一大約僅僅六張草蓆大小的房間，也就是連20平米都不到！

內山完造又是是何許人也？魯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偽自由書》的“後記”中講到了他，文中引述了兩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文藝座談》第一期署名白羽遐寫的《內山書店小坐記》，該文中說，“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

第二篇文章刊載於《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也指出，內山完造表面上是在上海開書店，而做偵探是確屬的。

魯迅在引述了這兩篇文章後，用短短的幾句話為內山和自己辯解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

1934年《社會新聞》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內山完造底秘密》，又徹底揭穿內山完造的老底：

“內山完造，他是日本一個浪人，在家鄉以販賣嗎啡等違禁品而曾被警察監禁過，因為不容於故鄉，流浪到中國來。他初到上海時，曾帶了二千元，在上海經營書店事業。但因為狂嫖濫賭（他很喜歡中國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乾乾淨淨。單是書店的事業，眼見不能維持，幸而他神通廣大，在領事館警察署中找到了一個偵探的任務，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時，他的任務是專門偵探留滬日人及朝鮮人、台灣人的政治活動。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起，日本外務省加緊注意中國的事情，於是內山完造由領事館警察署的小偵探而升為外務省駐華間諜機關中的一個幹員了。為要使他的偵探工作發展起見，外務省曾提供了約五萬元的資本，給他擴充內山書店，使他的書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裡，而且在北四川路開設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戰事發生，他更忙得厲害，成了皇軍一隻最好的獵犬……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

這篇文章可以說把內山的底細交代得非常詳細了，再看看後來的事實。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上海和南京以後，內山完造居然替皇軍代為管理商務書館等中國財產。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又成了上海數十萬日本僑民的民選首領，內山完造是有日本官方背景的間諜還不清楚嗎？

即使，魯迅不知道內山的真實底細，也不會不知道“瓜田李下”的古訓，總得避避嫌吧，可是，事實上他與內山和日本反華勢力的關係之鐵，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清水安三在1976年《我懷念魯迅》裡說：“我向好多人說，在上海要是想會見魯迅，四點左右到內山書店就可以碰到。”這裡的所謂的“好多人”，當然都是日本人。那麼大的東方圖書館他不去，偏偏天天耗在這個不到20平米的小書店，能有多少書可讀啊？買書看書的人來人往，能讀得進書嗎？天天擠在小小房間的角落裡，倒像是店裡的小夥計， 那情景怎麼不讓人生疑。不過，魯迅在這裡倒是可以很方便與日本人“友人”頻繁接觸。

夏衍晚年在其《懶尋舊夢錄》中進一步揭露一項事實：1934年10月，左聯負責人想關於左聯內部事情與魯迅面談，魯迅以前雖也參加過的一些左聯活動，甚至一度被奉為盟主之一，但已久不聯繫，他們知道欲見魯迅，唯一地點是內山書店。於是，周揚、陽翰笙、夏衍和田漢一行四人，在約定的日子裡與魯迅在內山書店裡見面了。

當時書店裡有幾個日本人在看書，夏衍覺得不便，提議換個地方。

魯迅一口回絕：“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

看來，他非堅持要在內山書店裡談話不可，於是，經內山的安排（瞧，魯迅在內山那裡有多大的面子）幾個人就在書店後面的會客室里坐下了。

後來，夏衍回憶說，開始時談話還算融洽，但後來雙方就鬧得不歡而散了。周揚等人被魯迅罵成了“四條漢子”，以後，遭四人幫殘酷迫害。

左聯的高級負責人（實際上是執行黨組織的任務）要想見到他們的盟主，沒別的辦法，非要在日本人開的書店裡談，何等的怪事！而且，這次談話涉及內部組織等高度機密的內容，必須在十分隱蔽的環境中進行，是絕對不能泄露給外人的。可是，魯迅卻堅持要在內山的眼皮底下談，其“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的說法，是何等牽強。他為什麼非要這樣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魯迅此時已完全被內山所控制，所有想見他的人都必須先通過內山，而且，談話都必須在內山監視之下進行。

事實上，那幾篇關於內山完造是間諜的文章列舉了很多事實。可是，魯迅卻一口咬定，“確信”內山不是偵探。這就有些怪了，任何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人是否是間諜，是該國的機密，魯迅難道從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得知內幕，或從中國政府情報機關獲得情報，敢如此“確信”的為內山打包票？ 罵別人“自以為是”，人家列舉了事實，你沒一條能反駁的，究竟是誰“自以為是”？

最後，魯迅居然還號召中國的文人們竭力學內山完造。甚至爆粗口罵舉證者“狗都不如”。

那麼，魯迅是否知道內山的背景呢？我們可以從魯迅上海後的舉動分析一下。魯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時間內就先後5次造訪內山書店，而且，最後一次，見不到內山就賴在書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個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務事要處理，尤其是一個文人，光整理書籍就的忙上好幾個星期，如果，內山僅是一個小小的書店老闆，沒有什麼特殊背景的話，魯迅會這樣急吼吼嗎？所以，可以肯定地說，魯迅在來上海之前，就知道內山是個有過硬背景的人物了，而這種背景當然是日本方面的。魯迅是來投靠來的。

2.五三慘案

1927年上海發生“4．12”事件，魯迅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上對新政府輸誠，誣顧頡剛“反對民黨”，以圖受賞。5月25日，國民政府計劃設浙江大學研究院，蔡元培是籌備委員之一。魯迅聞訊後，立刻通過同鄉活動，結果失敗，便大發牢騷，“浙江不能容納人才”，“我常嘆新官僚不比舊官僚好，舊者如破落戶，新者如暴發戶，倘若我們去當聽差，一定是破落戶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發戶子弟，則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嚮邇哉。”在舊政府還可以當個科長，在新政府卻沒擠進。想去當聽差，卻被人拒之門外，冤恨之極。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國民黨新政府的大學院(相當於教育部)院長，打算為魯迅安排一個“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職位，月薪300元。聽說此事後，魯迅覺得好得讓人不敢相信，忙寫信問，“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惴惴不安。過了十天，確實的消息還沒有盼來，魯迅焦急難耐，致信江紹原說:“我亦不想去吃，我對於該方面的感覺，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耐。”此事又拖了一個月，焦躁不安的魯迅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氣，在致章廷謙的又一封信中，盡情地發泄了對蔡元培的不滿。終於，12月8日，聘書來了! 魯迅這下子可以腳踏兩條船了，拿了政府津貼後第三天，隨即去發表講演《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變了腔調：“我以為革命並不能與文學連在一塊兒”，“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居然又忽然主張文學不談革命了！那又如何喚醒民眾？

魯迅心安理得地端起這個“無聊”的飯碗。然而，雖然錢照領，卻不搞學術研究。其實，特約撰述員一職，只認人不認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錢不幹活的人只管濫竽充數，所以，1931年12月政府裁撤特約撰述員，停發這筆津貼。其實，搞研究也確實難為了他，首先須年輕時在教授指導下，從碩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積累基本功，魯迅沒有經過這番磨練；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鑽研，而魯迅只知“四面八方地鬧”，不肯“暫且靜靜，作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1929年6月1日致許廣平）。四年多時間裡，白拿錢不幹事，居然心安理得，一吃四年多，共計一萬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黃金四百九十兩。可是，當國民政府停發了這筆津貼後，魯迅又大罵開了，他用筆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頭》中，醜化參拜中山陵，“大家去偈靈，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諷刺政府會議“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似乎還在想火拼，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

不堪入耳的粗話都罵出來了。

1933年2月，魯迅寫了一篇題為《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紀念兩年前的1931年2月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五名青年。但，為何當時沒寫，要過了兩年才把忘卻了的事再抖出來？事實是，當時他正拿着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津貼，捨得嗎？

既然要紀念他們，就要為他們申冤，可是，全文隻字不提五名青年為何被判處死刑，是冤枉的還不是冤枉的呢？魯迅沒有交代。五人中的白莽的兄長徐培根歷任國民政府航空署長等高官，能不營救嗎，能不查清楚嗎？讓人看了一團霧水。魯迅當時還寫了一首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並於1932年7月11日製成小幅托內山書店寄給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真是，吟罷低眉制小幅，遙寄日本女歌人。想讓她將刀叢下的中國唱遍日本？

魯迅到達上海半年後，1928年4月，國民黨第二次北伐，很快攻入了山東省。4月19日，日本第六師團5000人在青島登陸，於4月25日向濟南進發，占領了濟南醫院、濟南報社等地，用沙袋築起堡壘，設置電網，不許華人接近。北伐軍於5月1日占領濟南，要求日本政府從濟南撤軍。5月3日清晨，北伐軍一名徒手士兵被日軍無故射殺，北伐軍一部移往醫院時，日軍又突然開槍，向國民革命軍發起攻擊。蔣介石為顧全大局，嚴令北伐軍不許還擊。但是日本侵略者卻得寸進尺，派部隊占領設在濟南的外交部長辦公處。日軍凶焰萬丈，不論官兵，見人就殺，一時屍體遍街，血流成河。蔣介石命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主任蔡公時交涉，要求日軍迅速撤退。晚上11時左右，交涉署大門被日軍撞開，日軍獸性大發，將中國人綁在柱子毒打，刺刀割耳、切鼻，鮮血噴流，血肉模糊。蔡公時怒目圓睜，大聲怒罵:“日本強盜禽獸不如，此種國恥，何時能雪！野獸們，中國人可殺不可辱!”日本強盜將蔡公時等人用亂槍射死。勤務兵張漢儒乘槍聲一響，應聲倒地，後找機會死裡逃生，寫下了《蔡公時殉難始末記》。

5月4日，外交部長黃郛致電日本首相強烈抗議，日本政府不予置理，反而擴大濟南事態，更瘋狂地向中國公民開炮射擊。北伐軍撤出濟南後，日軍於5月11日上午舉行入城式，開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見人就開槍射擊，見女人就割去雙乳，亂刀刺死。濟南死傷軍民1.7萬有餘，血流成河，屍橫遍地，慘不忍睹。

蔣介石在全面權衡利弊之後，命令所有的黃埔軍撤出濟南地區，並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讓其他的北伐軍繞道德州進軍北京 。

濟南慘案使得中國國內反日情緒更高漲，甲午以來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恥辱記憶被再次喚醒，民心激憤 。

濟南慘案也對蔣中正心理產生重大衝擊，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後蔣在日記中堅持每日寫上“雪恥”。

2007年5月，在濟南趵突泉公園內建成了 “濟南慘案紀念園” 作為山東省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總面積2600平方米，包括五三堂、五三鍾、五三碑、五三亭等，蔡公時烈士銅像就安放在五三紀念堂內。

圖2.濟南慘案紀念堂（資料源自網絡）

魯迅在拿不到白白得來的津貼大罵中國當局，而對日本兵在濟南慘案中屠殺成千上萬同胞卻高度沉默。其實，魯迅於1923年《且介亭雜文二》中就說，“中國人是不能同他講道理的，根本聽不進。便有了怒罵，一罵他又變作暴跳如雷認為你看不起他。終究只能動手狠狠打，一打就老實了。”

他是不是想讓日本人“動手狠狠打”呢？這期間，他在內山引薦下，會見大批日本人士，僅1931年，通過內山介紹，魯迅結識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廣一郎、室伏高信、長谷川如是閒、鈴木大拙、橫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實篤、長與善郎等等。在多年會見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衛首相的智囊團人物，後來參加了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日記中扭曲南京大屠殺），且在誘降汪精衛的工作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平生十分欣賞汪精衛。

內山完造還多次邀請魯迅去日本訪問，療養等等，而邀請方大多是有背景的。

魯迅在此期間，還多次與日本人聯合舉辦文化活動。又是往日本人“婦女之友會” 演講，又是為日本人增田涉講解，又是請日本人內山嘉吉教學生木刻術，親自擔任翻譯，忙得不亦樂乎。

魯迅在與內山接上頭後，有關激烈詆毀中國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書局出版，凡日本書店均有出售，獲得豐厚稿酬。

當時，日本與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相結合，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收買輿論工具，製造侵華輿論和培養親日漢奸。其核心組織是東亞同文會。1901年，同文會在上海設立了東亞同文書院，前身是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是由日本在1901年創立於上海的以進行“中國學”研究為專務的高等間諜學府。書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學生，組織歷屆學生對中國進行的長達四十餘年實地調查，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區，內容涉及地理、工業、商業、社會、經濟、政治等多方面，成果均作為當時日本對華決策的重要依據。在侵華戰爭中，同文書院的學員充當隨軍翻譯、間諜等，為軍方搜集和提供情報，直接參與侵華活動。1945年日本戰敗，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為間諜機構被勒令關閉，在華人員遣返日本。

魯迅與上海東亞同文書來往密切。日本人笠坊乙彥的《回憶中的上海-——在同文書院中的日子》裡還專門說到，當時是 “‘九一八’事變前五個月，第一次上海事變前10個月，中日關係極度緊張，反日情緒全面高漲的時期，魯迅常來日本學校——同文書院。”接着還說到，魯迅在同文書院講演中猛烈攻擊國民政府，還在黑板上寫下五名年輕人被“甚至於生埋”（活埋） 幾個大字。然而，他在後來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中又說，柔石“他的身上中了十彈。原來如此……”慨然長嘆。居然，中了那麼多槍彈，還能活埋。

魯迅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做了多次報告，例如1931年4月17日,《流氓與文學》的演講，對流氓作了詳細解釋。看來，他對流氓情有獨鍾，難怪郭沫若罵他是文化流氓。魯迅則回敬，遠看是條狗，近看郭沫若。活脫脫街頭流氓罵架。

日本人屠殺濟南成千上萬中國人，他緘默不言，卻一次次跑到日本的學院去，一邊拿着國民政府的高額補貼，一面偷偷到日本學院去大罵中國政府。這還是在中國領土上，一次次到日本去演講，內容如何就更難說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溝地區橋梁一段，誣稱中國軍隊有意破壞，當日夜間突然炮擊瀋陽，同時進攻吉林、黑龍江。9月19日，日軍占領瀋陽，接着分兵侵占遼寧其他地區及吉林省、黑龍江省，至1932年2月占領東北全境。

1933年4月29日，辛亥革命元老發表談話“我惟不計生死，拚死抵抗。”慷慨激昂。凡是有愛國熱情的人必然同仇敵愾，強烈呼應。

魯迅卻連夜寫了篇名為”新藥“的文章冷嘲熱諷，”九一八以來的飛機，真也炸着了這黨國的元老吳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閃閃的人物兒的小膽子......“接着引用了一段所謂的“藥渣”的下流黃段子（見前文），並諷刺”吳先生仿佛就如藥渣一樣，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此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他對呼籲抗日的文章百般詆毀，說“狗子都要踐踏。”倒要問一句，是哪些狗子？

事實上，1931年前，魯迅致日本人的書信僅有兩封，但“九一八”事變後至1936年魯迅去世，致日本人書信多達98封。這些書信毫無民族尊嚴，不但不譴責日軍對中國的侵略，卻大談自己對政府和同胞的滿腔怨言。他甚至還在信中傾訴 “我也常想看看日本”。

1933年4月1日魯迅給日本山本初枝寫信，稱讚 “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

所謂的荒木君全名是荒木貞夫， 1931年12月13日出任日本陸軍大臣，大力鼓譟 “昭和日本的使命”為日本加強軍備，擴大對外侵略。在他操辦下，日本陸、海軍得以空前大肆擴充，並迅速占領中國的東三省，又進軍熱河，染指華北。在1933年的新聞片《日本之關鍵時刻》中，荒木貞夫身穿將軍制服，進行侵略鼓動：”現在把“滿洲”稱作我們的生命線。我覺得，我們的主要生命線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種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亞洲文明精神，在那裡建一塊樂土。為此目的，日本應該根據代表整個東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組織這個國家。“

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荒木判處他終身監禁。判決書稱他：”對內從事政治支配和對外從事軍事侵略之陸軍的熱心提倡者……協助和極力倡導犧牲鄰國來富裕日本的軍部政策。他不僅同意並積極支持日本陸軍在滿洲和熱河地區所採取的政策，使上述地區在政治上脫離中國，設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並將其經濟置於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就是這樣一個猖狂宣揚擴張軍國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人，魯迅居然會覺得他文章不錯！不知道，他所謂的不錯是指什麼？是東三省應該被日本占領？

1934年12月13日他給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攔她學中文，還說：“我是排斥漢文和販賣日貨的專家”（全國都在號召抵制日貨，他卻自稱是販賣日貨的專家）；魯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殘存信件中還稱讚說：“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

難怪，陳源（陳西瀅）不無嘲諷的說：“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

3．“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的表現

1931年9月18日，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陸續侵占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侵占我東三省後，製造偽滿國，震驚全球。

1932年1月21日，國際聯盟組織了由英、美、法、德、意5國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團長是英國人李頓爵士，故亦稱李頓調查團。調查團於3月14日抵達中國4月21日抵達瀋陽。日本使盡各種手段對調查團封鎖情況。然而，東三省以及全國各地學生和各界人士，還是用各種巧妙辦法衝破封鎖，將正義呼聲送交調查團。李頓調查團在中國東北調查了一個半月，於1932年9月4日完成調查報告書，肯定東北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主權屬於中國。1933年2月24日，國際聯盟大會以42票贊成，一票棄權，日本1票反對，通過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在國際上空前孤立，於3月28日退出國際聯盟。

 “九一八”事變後僅4個多月，日本侵略勢力又開始從1932年1月20到1月27日在上海嚴重挑釁。《魯迅日記》在這幾天裡，記載的是和許廣平三次到日本人開的醫院裡看病，兩次到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買書，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魯迅沒有任何反應。

中國軍隊忍無可忍，終於在1月28日在上海爆發了中日雙方的激烈戰鬥，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就在開戰當天，魯迅依然和許廣平到日本人的醫院去。這樣大的歷史事件，日記里僅這樣記載：“下午附近頗紛擾”，自己的國家遭到嚴重侵犯的時候，魯迅竟然說是“頗紛擾”。1月29日，19路軍和日軍打了一天，上海終日在巨大的爆炸聲里和密集的槍聲里。這天上午，日本飛機飛到商務印書館上空，一連扔下6顆500公斤重的炸彈。商務印書館以及其印刷廠和附屬小學被付之一炬。2月1日，日本浪人又闖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46萬冊，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共35000多冊，全國最齊備的各種志記2600多種，共25000冊，全部燒毀，當時號稱東亞第一的圖書館一夜消失，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從此絕跡，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劇之一。為商務印書館畢生操勞的張元濟潸然淚下，“數十年辛勤搜集的幾十萬冊圖書，失而不可復得！”

日本侵略者如此悍然攻擊他國文化事業，在國際上遭到普遍譴責。然而，魯迅的日記沒有絲毫提及，記載的只有簡短的一行：“晴。遇戰事，終日槍炮聲中。夜霧。”是遇到了什麼戰事？是誰進攻了誰？誰是魯迅的敵人？誰是魯迅的朋友？在魯迅的日記里，沒有回答，也沒有一點感情和憤怒。

 圖3 “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魯迅日記

1月30日，魯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十口人，全部遷到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三樓，以避戰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國家，卻遷到日本人開的書店裡避難。魯迅為什麼不到別處躲避戰事呢？為什麼不回老家紹興躲避呢？因為魯迅明白，內山完造是日本人，他開的書店日本軍隊是不會進攻的，更別說內山完造是日本的文化特務了。到了2月6日，魯迅和周建人等十人，遷進了更加保險的英租界內的內山書店分店，買書，逛書店，訪友，好像完全與他無關。

現在看一看1932年淞滬抗戰是何等慘烈。

當時日軍在上海有2千海軍陸戰隊，飛機40架戰艦20多艘裝甲車數十輛。1932年1月28日晚11點半，日海軍陸戰隊900人進攻北火車站，700人攻天通庵車站，1600人攻閘北。19路軍英勇抵抗，激烈巷戰，致日軍當天傷亡800多人。29日中國軍隊反擊，奪回天通庵和北站。日軍緊急向日本要援兵。

　同日，汪精衛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對淞滬事變宣言》，表示嚴予抵抗，並在30日把蔣介石請回，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2月2日，日軍增調航空母艦2艘，各型軍艦12艘，陸戰隊7千人參戰，改任“第3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為總指揮。7日開始“第二次總攻”。 19路軍依託要塞堅固城防，擊沉日本驅逐艦1艘擊傷炮艦3艘，同時將進攻紀家橋，曹家橋，蘊藻浜日軍部份消滅，日軍再次被打回租界。

蔣介石令 “第五軍”3萬多部隊增援上海。2月14日，日本再調陸軍第9師團1萬6千餘人參戰，撤換野村吉三郎，改由植田謙吉指揮。激戰1周再被國軍重創。2月27日，日本陸軍第11，第14師團增援，撤換植田謙吉，組建“上海派遣軍”，白川義則任司令官指揮，至此日軍2次更換指揮官。日軍總兵力增至9萬人，軍艦80艘飛機300架，3月1日，日本軍艦運輸第9師團1萬多主力，在國軍後方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一線登陸，國軍全線後撤到嘉定太倉一線。3月3日，日軍攻占吳淞炮台與真如，稍後又占領嘉定縣城。最後，在國聯列強譴責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戰。

 “一二八淞滬抗戰”國軍總計傷亡約1萬多人，我國普通百姓傷亡和失蹤高達2萬餘人。日本戰後稱傷亡3184人。

　淞滬抗戰期間，不僅在前線，居民區等都普遍遭到戰火的蹂躪。日軍不僅在山海轟炸普通百姓，還轟炸其它城市。黃埔六期同學會會長彭汝容回憶說：

　3月2日上午，當我軍快到嘉定縣城時，見貼着太陽旗的27架飛機分三組向縣城飛去。不久就看到城內升起沖天的火光和煙霧，緊接着傳來轟隆隆的爆炸聲。轟炸過後，我率部進城，只見街道上屍體橫七豎八，缺胳膊少腿的，到處都是。裡面既有我軍戰士的屍體，也有普通百姓的屍體。這些屍體中流淌出來的鮮血匯集起來把整條街道都染紅了。到處是房屋的倒塌，木料還在燃燒，失去親人的百姓拍打着屍體嚎啕大哭。看到滿街慘景，我和戰士們都流下了眼淚。

我國傷亡軍民高達3萬多人，平民就有2萬多人，戰爭最激烈的地段正在魯迅居住的虹口區附近。甚至較遠的嘉定街道鮮血匯集起來把整條街道都染紅了，魯迅家附近的老百姓應該更慘了吧。

魯迅記日記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滬抗戰最激烈的五天，魯迅的日記出現了失記的奇觀。這五天失記，不知道他內心是何種感覺？

　淞滬抗戰中，僅日軍先後出動總兵力就超過10多萬人，軍艦80艘飛機300架，三易統帥。我國甚至最高權力由汪精衛轉移到蔣介石。世界各國包括國聯（相當於當時的聯合國）都出來譴責或調停。1932年4月29日，日本為了慶祝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式。韓國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義則和日本駐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在當時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新聞，魯迅的日記里連一個字也沒有留下。

早在1月29日，上海全市商店罷市，學校罷課，抗議日軍發動侵略戰爭。後經各國調解，雙方停戰數小時，搶救戰區居民，並保護閘北、虹口一帶居民退出火線。

當時，全國青年激於愛國義憤，紛紛到前線來自願要求入伍，參加抗日作戰。暨南大學學生聽說156旅第6團的英勇事跡後，也紛紛報名入伍，不到一個星期，第6團已將作戰傷亡的缺額全部補足。在經過系統的軍事訓練後，這批由大學生組成的軍隊再次走向戰場……

當時，19路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淞滬抗戰開始的時候，已經拖欠軍餉八個多月。裝備很差，甚至沒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彈。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褲戰鬥。全上海市民主動為19路軍捐款捐物，讓19路軍士兵穿上棉衣。上海各界人士紛紛派代表前來慰勞。工廠送來望遠鏡、防毒面具、手電筒，醫院送過來紗布、藥品等醫療用品。此外，百姓還送來麵包、餅乾、糖果等食物。隨着戰爭越來越激烈，上海各界人士更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把錢直接匯給了19路軍。

但是在魯迅日記里，沒有任何這方面捐款和捐物的記錄。在淞滬抗戰的兩個月裡，內山完造回到日本，魯迅基本成了內山書店的短期老闆。租界內的內山書店分店有三個員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魯迅墊支。能夠幫日本書店員工開工資，而沒有為19路軍捐款，愛憎分明啊！

淞滬抗戰堅持了一個多月，魯迅在這一個多月里，居然還有“商女後庭猶唱”的興致。2月16日，魯迅的日記這樣記載：“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寶泰飲酒，頗醉。復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 這樣的時候了，還狎妓作樂，興致勃勃記在日記里。

 這是什麼行為？怎麼連後來淪為大漢奸的汪精衛都不如？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魯迅說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人殺害，其他中國人在圍觀，他為中國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來喚醒中國人。濟南事變成千上萬的國人被屠殺，現在眼前日本鬼子正在滿街大肆燒殺，耳邊日本大炮日夜轟鳴，遠東最大的圖書館被炸毀，家園被摧毀，同胞被屠殺，文明遭摧毀，可是，魯迅連一句譴責的話都沒有，竟然能那麼麻木？他怎麼不去喚醒民眾啦？

3.歪曲和誹謗，甚至用下流黃段子

不過，魯迅並沒麻木，他是“硬骨頭”，豈能只是默不作聲或喝喝花酒。他放冷箭了，只不過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國將士。

魯迅在《偽自由書》裡談“一二八”事件時，說到：

“看過去年此時的上海報的人們恐怕還記得，蘇州不是有一隊飛機來打仗的麼？後來別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領隊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雙拳不敵四手，終於給日本飛機打落，累得他母親從美洲路遠迢迢的跑來，痛哭一場，帶幾個花圈而去。聽說廣州也有一隊出發的，閨秀們還將詩詞繡在小衫上，贈戰士以壯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還沒有到。”

諷刺文筆確實辛辣，但是，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淞滬抗戰期間，我三個航空隊共25架飛機進駐上海真如機場，戰況十分激烈，多次擊落擊傷敵機。進駐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線的副隊長黃毓銓不幸犧牲，是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第一名飛行員。此後，中日連日展開多次空戰，日軍都皆有證實。中國飛行員趙甫明等殉國或負傷，參戰各機無一不傷。飛行員鬥志昂揚，每有飛行員受傷，返場後立即有其他飛行員搶飛機上天作戰。撤退到杭州後更發生震驚中外的筧橋空戰。我空軍第二隊司令石幫藩冒死登機突入敵機集群血戰，激戰中兩架日機被擊落，石自己也被打斷一臂，帶傷降落。此後石成為空軍高級指揮官，人稱“獨臂將軍”。

當時廣東空軍中一混合機隊北上參戰，共10人，6架戰機。2月10日從廣州飛上海參戰，指揮官丁紀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軍空襲杭州空軍基地，丁紀徐的座機當時正在維護，當即持槍從中央空軍的飛行員手裡搶了一架飛機上天迎戰。

對這些戰鬥上海各報刊也多有報道，海內外反響也十分強烈，魯迅不可能視而不見吧？自己躲在敵人間諜保護傘底下尋歡作樂，卻污衊我英勇抗擊的空軍將士，做人怎麼能如此沒底線呢？這樣不遺餘力污衊國軍空軍，說白了是企圖瓦解我軍心。信了他的話，士兵們還會勇敢作戰嗎？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掀起了抵制日貨，抗日救國圖存的強烈呼聲，他卻自稱是“販賣日貨的專家”。當年的11月30日，魯迅在北京《世界日報》發表“今春的兩種感想”一文（此文是他於11月22日在北平輔仁大學關於“一二八”事變的講演稿）這樣說道：

“昨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震驚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魯迅就這樣輕描淡寫），諸位一定也不甚瞭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裡死命的逃死，那裡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對於如此震驚世界的大事，國際上所有國家都站起來反對日本搶占我東三省，魯迅卻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詳情我一點不知道”。而對於打得十分慘烈的“一二八”，他說，“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並且，連“九一八”、“一二八”這樣的名稱都不敢提。   

　　魯迅避而不談日本兵滿街大肆燒殺搶掠，卻說，親遇見許多被日本兵“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

這些被捉了的人，難道都沒有親人，都沒人打聽？這話也太離譜了吧。還說，在中國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所以，這樣的事並不稀奇，別大驚小怪了。

文中又說，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成員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當一回事，而一旦被日軍發現，就難免被殺。“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也就是，你倒霉是不認真，是活該，而日本人由於你有一枚徽章把你殺了是認真？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接着，對中國下結論：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

話鋒一轉，警告聽眾了：

　　“還有感到的一點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不過忘只好忘，全記起來恐怕腦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記着這些，其他事也沒工夫記起了。”

魯迅不是口口聲聲說要“喚醒民眾”嗎？卻警告大家眼光放到天外或自己小家庭里，把日本野蠻侵略我國和殘酷屠殺周圍國民的罪行都忘記，還恐嚇說，“不然就活不下去”要“被捉去而無下落”。

這就是魯迅對北京青年學生介紹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這確實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本來，北京的青年邀請他是希望一位社會名人，一位長者向他們介紹當時的國難，魯迅卻是這樣卻這樣勸誡年輕人別去記，要忘記。

然而，中國人民並沒有忘記。

今天，瀋陽市大東區的柳條湖橋邊，矗立着“瀋陽918紀念博物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殘歷碑”，高十八米，寬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鑄成，花崗岩貼面，呈立體檯曆狀，兩邊對稱。巨大石雕檯曆上密布着千瘡百孔的彈痕，隱約可見無數個骷髏，象徵着千萬個不泯的冤魂在吶喊和呼號。右面的一頁銘刻着中國人民永遠難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讓每個參觀者記住那個“國恥日”。

圖4 .九一八事變紀念碑（資料源自網絡）

而在廣州有一二八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總面積達6萬平方米，是全國重點烈士紀念建築物保護單位。是1933年由華僑捐資建成的。園內有凱旋門、先烈紀念碑、英烈題名碑、抗日亭、將士墓、戰士墓、先烈紀念館七處紀念建築物，整座陵園建築規模宏偉，莊重典雅，古羅馬建築風格。方形花崗石的英烈碑，銘刻着1951位先烈的英名。

 圖5. 廣州的十九路軍紀念碑

漢奸有兩類，一類是直接出面為皇軍效勞屠殺同胞，另一類是攪亂自己的內部陣營。後一類比前一類更陰險更危險，因為，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難怪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有一篇短文說，魯迅是“樂於作漢奸矣。”而當時的國民政府要通緝他了。

日本帝國主義繼1932年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件後，1933年又領熱河，1935年發動華北事變，控制察哈爾，指使漢奸在冀東成立傀儡政權，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製造第二個滿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內的廣大土地從中國領土搶奪出去。

當時，中國的形勢是非常危急的。日本的飛機、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國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艦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戰中已經擁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們中國到70年後的2010年還沒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進攻，我們的武裝力量是非常單薄的，“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裝甲嗎？

中國的形勢已經危急到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中所說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只有“萬眾一心”，“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去奮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時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對日本侵略形勢十分嚴峻形勢，左翼領導人之一的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作家都站在民族統一戰線上，宣傳國防文化、國防文學、國防戲劇、國防音樂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魯迅卻來唱反調了，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針鋒相對，猛烈攻擊周揚等人，還說“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已經到了面臨國破家亡的時刻了，還要號召革命內鬥，惟恐還亂得不夠。

難道，他不知道當年李自成造反，明朝被推翻，滿清趁機入關了嗎？

1936年，夏衍發表話劇《賽金花》，讚揚賽金花在八國際聯盟軍占領北京時保護老百姓的事跡。魯迅諷刺夏衍道：“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娘娘了。”誣衊國防文學。這個時候，魯迅的“投槍”投向哪一邊？是向日本侵略者，還是宣傳抗日的一邊？

賽金花原本是蘇州的花魁，被蘇州狀元洪鈞納為妾，後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西歐，洪鈞去世後，以開設高級妓院為生。八國際聯盟軍進入北京後，賽金花利用原來在歐洲認識聯軍司令瓦德西的關係，保護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聯軍迫害。此時，賽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為一名重視名聲的普魯士老式軍官，也不至於與她有曖昧情事。賽金花也說過，自己並沒有與瓦德西睡過，作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對這種事原沒有必要遮遮掩掩。

其實，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賣身，但是，許多有氣節的妓女，卻不賣靈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戰期間，許多妓女還將菲薄的一點錢捐出來，支持抗戰。她們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賣身投靠，出賣靈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來。

一個民族要滅亡另一個民族，一個極為重要的手段是宣傳攻勢，包括：滅對方的志氣、渙散對方軍心、麻痹對方戰鬥意志、挑撥對方的團結。魯迅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1935年，詩人郁達夫想到東南亞華僑中去宣傳抗日，去請教魯迅的看法。魯迅內心當然是不會同意的，但又不能明確反對，於是就編出了個黃段子，意思是到處都一樣，何必去呢？郁達夫告別回去後，翻遍了許多書，都沒找此黃段子出處，認為是魯迅編造的，就以小說名義發給上海《申報》，並註明作者是魯迅。但是，出於魯迅本人反對，未能公開發表。為了阻擾別人抗日連這種下流伎倆都使出來了。

周海嬰先生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第17頁有一張拍攝於1928年的魯迅的照片，目光斜視。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所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目不斜視，即使表示藐視，也是往下斜視，而婁阿鼠之類的猥瑣小人則畏首縮頸向上斜視。從那些黃段子和斜視目光，不由得讓人想起婁阿鼠那樣的人物。不同於是婁啊鼠目光顯示的是畏懼，而他的目光露出的是仇恨。

 圖6 .魯迅像（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插圖）

4. 魯迅之死

1936年魯迅病情加重，但10月17日還是出門訪問日本人鹿地亘及內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時25分去世。去世前兩天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還外出訪問兩個日本人！

自1932年起，魯迅就專請內山完造推薦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治病。須藤是“日本在鄉軍人團”即“烏龍會”的副會長。

烏龍會成立於1910年，一貫積極參與日本侵略活動，是一半官辦團體，先後由多名陸軍大將擔任會長。1931年至1937年12月，會長是陸軍大將鈴木莊六。“烏龍會”繪製中國和上海的地圖，供侵略軍作戰參考。“烏龍會”公開活動大力宣傳侵華活動，僅在1931年就去各地宣講皇軍事跡509次，1932年8月還特地舉辦淞滬抗戰展覽，展示上海的“皇軍將士的忠誠勇敢”。“烏龍會”會長是陸軍大將，日常事務是副會長負責。而須藤則是副會長。

魯迅與須藤關係卻十分密切，儘管須藤醫院與魯迅住處相距2.4公里，來回一次步行需要近兩個小時，然而，魯迅去世前的3年間，去須藤醫院次數居然高達150以上，幾乎每周都去，有那麼多次的病要看嗎？究竟是看病還是談話？據說，兩人聊得非常投機，魯迅還視須藤為學長，十分尊敬。具體說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位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的嘴巴里能發出什麼聲來，多少也能猜想得到。

1936年3月2日，魯迅突然病倒，須藤判斷為“支氣管喘息症”。魯迅就這樣臥病到5月份，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帶美國醫生托馬斯·鄧恩來給魯迅看病。鄧恩是呼吸系統專業醫生，認為情況很嚴重，肋膜里有積水，需馬上抽掉。如調理好，至少還能活10年。魯迅後去日本醫院拍了X光片，結果和鄧恩的診斷完全一樣。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到，“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講過，須藤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軍人”團體，其性質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生不大靠得住。叔叔聽了就對父親講，並建議現在中日關繫緊張，還是謹慎些不找須藤醫生吧。父親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 

魯迅一面對鄧恩的醫術大加讚揚，卻依然只找須藤治療，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無奈還是別的原因。10月18日，魯迅再度氣喘，忙去找須藤。須藤仍判斷為“支氣管喘息症”，打了一針後，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便走了。第二天凌晨，魯迅與世長辭。

從魯迅的X光片判斷，魯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發氣胸，可能3月時便破裂過一次，造成氣喘，好在當時破裂的肺泡不大，經調養得以康復，可後來的X光片表明，在魯迅左肺中有一個更大的肺泡，正是該肺泡破裂，其中空氣壓迫肺和心臟，活活憋死。

面對這一情況，只需及時抽出肋間積液即可。事實上，肺里有積液的呼吸聲，聽診器很容易聽出，用周海嬰的話說，“這種診斷連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而且，X關片也明擺在那裡。須藤曾是軍醫，當時日本軍隊流行肺結核，應有豐富的臨床經驗，連這點都不懂嗎？

因此，魯迅之死疑竇重重。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親許廣平回憶說，須藤診斷與美國醫生的診斷完全不符，後來的事實表明，美國醫生的診斷是正確的。

（以上內容摘自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p77-82）

更為神秘的是，須藤在最後搶救時刻，一反慣例，將眷屬都支出病房，以至於魯迅去世時，只有他一個人在現場。周建人還提到，在此之前，魯迅非常着急要離開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認為合適就行，他自己不再選擇，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講。但是，最後終於沒有搬成。魯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種威脅呢？

為魯迅之子周海嬰所著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作序的王元化（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在該書前言中說到，“像這樣一件重大懸案，至今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真令人扼腕……另外魯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後，為什麼堅持不換醫生，這也是一件懸案。”

周海嬰認為，魯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間諜殺害的。那麼，日本間諜為什麼要殺害魯迅呢？是因為他與美國醫生等美國人聯繫上了？是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而知道得太多，需要滅口？恐怕永遠是個謎。如果魯迅真是死於日本間諜之手，那麼，其下場確實是很可悲的。可是，這一切是誰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選擇住進法租界，這些事也許就不會發生，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到1936年還想逃出魔掌，為時晚矣。

魯迅生命的最後十年，遠不是他標榜自己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而應該改為“橫眉惡對中華罵，俯首甘為倭寇奴。” 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