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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從來就沒有過民主法制，所以很多人對民主法制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樣的幻想常常被保皇黨所利用。目前保皇黨喉舌普遍宣傳的錯誤概念有三種：

（一）只要推翻皇帝就有民主法制了；

（二）有了民主法制就不需要精英了，甚至靠壞人也能維持社會運轉；

（三）民主法制能解決所有問題/民主法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這三種觀點都是非常荒唐的。保皇黨宣傳這些的目的也非常簡單，就是為了推翻現有的皇帝，取而代之。

（一）宣傳“只要推翻皇帝就有民主法制了”，可以鼓動人去推翻皇帝。

（二）宣傳“有了民主法制就不需要精英了，甚至靠壞人也能維持社會運轉”，可以讓人在推翻皇帝后對選擇新的領導人放鬆警惕，從而選擇極右翼、保皇黨。比如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就這樣說：“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三）在野的保皇黨宣傳“民主法制能解決所有問題”，則是為了篡奪改革派的名分，為社會分配上的無能做掩護，將社會分配公平和民主法制對立起來，將責任推卸給反對者。比如鄧小平就經常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卸給反帝黨保守派。鄧小平還發明出所謂的“先富帶動後富”的理論，還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這些說法其實就和他的所謂“五十年不變”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給保皇黨爭取時間。而已經當權的保皇黨則經常會宣傳“民主法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730-30918965.html

https://cpc.people.com.cn/n/2013/0819/c69710-22616475.html

而要反駁這三種錯誤概念也非常簡單：

（一）從歷史的經驗來說，一個王朝的倒塌，往往是大勢所趨。精英可能可以逆轉王朝的崩塌，但對於起義者來說，確實是誰來都差不多。可是在王朝倒塌之後，在制度沒建立的時候，要建立新的制度，就高度取決於不同的領導。所以在古代，有時候一個王朝倒下了，幾年內就能有新的王朝。而有時候則要亂幾十年。此外不同的王朝也非常不一樣。從全世界來看，這種情況就更常見了。如果推翻皇帝就能有民主法制了，那麼中國在漢代的時候就應該是民主法制國家了。而更符合中國老百姓認知的是，推翻了一個皇帝，下一個還是皇帝，而且往往更差。因為下一個皇帝充分吸取了上一個皇帝的經驗教訓。

（二）且不說制度本身就是人去建立的。美國也是要分哪個總統好一點，哪個總統差一點，也是要選總統、選州長、選議員等各種各樣政治人物的。如果美國人相信只要有一套制度在，誰上都一個樣，那還選個屁。你去跟民主黨人說，只要有制度在，誰當總統都一樣，所以還是讓川普當總統，你看他干不干。

事實上越是民主法制的國家，對精英的要求其實就越高。美國的社會治理難度其實遠超中國，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多種族，高度平權的社會。這在國內就好比寧夏、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是無法靠簡單粗暴的作風去治理的。平庸之輩是絕對無法長期維持美國這種龐大國家的社會治理的。平庸之輩要是大量當政的話，只會在數年內迅速把美國的家底敗光，讓美國蛻化成一個帝制國家或者二流國家。

這和中國還有很大區別。習近平打造的這種帝制才是真正適合平庸之輩執政的。因為皇帝只管奪權，真正幹活的是精英官僚，國家體制是令行禁止的，所以可以以一種更為簡單的思路去管理。帝制的主要困境在於，皇帝為了維護帝制，必然會不斷進行清洗和破壞。而且要做到令行禁止，必然是“定於一尊”的，必須要在第一時間清除一切的反對聲音，否則就有被架空的危險。

而在民主法制下，風險是方方面面的，因為這套體制並不是那麼令行如流的，很多人是會不聽你的。在言論自由下，政客也不可能去清除反對聲音。甚至確實是違法犯罪的言論，都是有存檔的。如何在這種局面下能把事干成，這就非常考驗執政者的能力。當然有很多人是可以干成的，比如美國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西奧多羅斯福、哈里·S·杜魯門、伍德羅·威爾遜、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和安德魯·傑克遜，這些人都干成了很多事。可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哪怕什麼事不干，光是維持無事發生，也是需要能力的。更何況這種崗位還會時刻面臨各種各樣的誘惑。成熟的美國人在選舉的時候，對候選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底色自然也是非常清楚的。

（三）民主法制確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對於中國來說，當前困擾中國的就是民主法制。例如眾人困擾的收入分配問題，本質上就是民主法制問題的延申。（詳見《習近平長期阻撓人民銀行法的修訂是其阻撓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手段》）解決了民主法制問題，很快就能讓民眾的收入大幅增加，能真正富起來。雖然說有錢確實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能解決很多問題。而且將民主法制和對社會分配公平對立，是荒唐的，民主法制本身肯定有公平的訴求，不是對立的。即使暫時的所謂“先富”，後考慮“分配”，也是無從談起的荒誕藉口。

日本的發展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日本在二戰後進行了民主法制改革，所以在戰後的發展一開始就是以較為公平的形式進行的，一直就是共同富裕的，而且基層的收入增長速度直到廣場協議之前一直都是比較快的。在此期間，日本的基尼係數保持在極低的水平，貧富差距處於歷史低谷。貧富差異還降低了。也就是發展和分配可以不是矛盾的。並不需要由所謂的“先富”到遙遠的未來去帶動“後富”。要知道現代金融系統很發達，哪怕國家要搞建設也不再需要搞那種原始的剪刀差去剝削某一階層了，從金融市場就能獲取大量的資金。那些荒誕的敘事都是保皇黨利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認知去拖延時間，為掠奪做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