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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新保皇黨的喉舌頻繁說胡錦濤的平庸之惡，沒能阻止習近平。此前的文章也承認胡錦濤沒能徹底扭轉保皇黨的趨勢，強調在保皇黨統治之後，必須要有多位反帝黨改革派聯手才能扭轉保皇黨的趨勢，單靠反帝黨保守派是行不通的。本文對胡錦濤執政時的政治運作提供自身的見解。

首先，胡錦濤是在1992年的時候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正式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的。那個時候胡耀邦已經去世三年了，反帝黨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而葉選廉等保皇黨和鄧小平等極右翼的勢力都很大，這種情況，能得到黨內一致同意的接班人，就不可能是一個反帝黨改革派。至於在2002年，保皇黨江澤民已經執政十年之後，接班的人就更不可能是一個反帝黨改革派了。類比保皇黨習近平執政十年之後，直接就把原定的接班人胡春華給移出政治局了。誠然團派還有很大的勢力，但對於習近平來說，寧可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和冒險去交換，也不可能讓胡春華這樣一個反帝黨改革派有任何接班的可能性的，哪怕總理也是不行的。（詳見《強強聯合後求真務實的李強》和《春華秋實後的狠人胡春華》）所以如果胡錦濤是一個反帝黨改革派，那麼即使在1992年被選進常委了，在2002年的時候順利接班的可能性也很低，不經過艱苦的政治鬥爭是不可能的。

其次，平庸不是惡。在法律上，惡是有明確定義的，即犯罪四要件：主觀要件、客觀要件、犯罪主體、犯罪客體。主觀要件就是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客觀要件是犯罪行為，犯罪主體指犯罪人的身份，犯罪客體是犯罪侵害的對象或犯罪行為所指向的客體。所有的犯罪分子要最終定性，都是需要四要件齊全的，缺一不可。（詳見《高銘暄：論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的合理性暨對中國刑法學體系的堅持》）

胡錦濤主觀上肯定不希望中國又出一個皇帝，所以光主觀要件就不符合。怎麼能說是惡呢？客觀上胡錦濤也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被保皇黨扼殺的民主法制改革進程。胡錦濤在2002年12月剛剛上台就安排政治局集體學習憲法。（詳見《胡錦濤：加強領導幹部學習 提高執政興國本領》）甚至共產黨的集體學習制度，也是胡錦濤開創的，這就是第一次集體學習，內容就是學習憲法。當然習近平現在也經常搞集體學習憲法，但我們都知道，習近平說的那個憲法和胡錦濤說的那個憲法不是一回事。

雖然從犯罪客體來說，最後中國還是又出了一個公然稱帝的習近平。而且胡錦濤畢竟是前任最高領導人，但在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完全缺失的情況下，對其過於指責本身就不恰當。

最後，如果我們回看本世紀初，尤其是十幾年前的時候，其實胡錦濤當時的保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們要知道，本世紀初的時候，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是俄羅斯新威權主義的興起。在2010–2012年的時候，中國的微博上到處都是各種宣傳普京的博文。當時很多人都預計，如果普京在中國競選，支持率可能高達90%以上。而大家要知道，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是一個貧富差異極大的極右翼國家，國內各種黑社會盛行，統治階級實際上不過是從舊保皇黨變成了新保皇黨。對於俄羅斯人民來說，這樣的轉變毫無疑問是災難性的，國家更加窮困的同時，也沒有迎來真正的民主，反而變成那種人民群眾喜迎油價上漲式的民主。這就好比習近平修憲也是人大一致通過的。俄羅斯國內的各種反對派，一般都被以非常離奇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就胡錦濤而言，他當時面臨的頭號困境是如何應對俄羅斯的新威權主義。更確切地說，就是國內的葉劍英家族和其代理人溫家寶，這些潛在的中國葉利欽才是最值得警惕的。（詳見《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路線之爭，是反極右和極右之間的鬥爭》和《隱藏在黑暗深處多方下注的新保皇黨：葉劍英家族》）而胡錦濤繼承的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資產。這兩個人之前就因為比較開明、講民主，被一些人攻擊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誠然這是冤枉的。可俄羅斯政局在本世紀初的演進又毫無疑問地表明了，如果中國共產黨喪失在中國的領導權的話，那麼新的執政黨十有八九還是個保皇黨，而且還是極右翼的，還不如原先的舊保皇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反帝黨總體來說肯定更加警惕極右翼和新保皇黨，對於舊保皇黨反而會放鬆一些。（詳見《中國近代的政治鬥爭始終以反帝黨、舊新保皇黨和極右翼為主線》）

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肯定就要和原先的胡耀邦、趙紫陽在政治路線上做一些區分。當然胡錦濤在任期間，放開了對胡耀邦的紀念。之前江澤民時期是不紀念的。（詳見《展示開明中共擬紀念胡耀邦誕辰？》）但紀念歸紀念，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在政治上的疏忽被極右翼鄧小平等人利用，導致其下台，也是事實。胡錦濤肯定要對外表明，目前的團派在政治路線上已經有所變化了。（詳見《國家領導人的冤案可能直接阻斷民主法制進程》）

所以胡錦濤時期，主要的政績就是提出科學發展觀，取消農業稅、全面免除學雜費等改善社會公平的左派政策。（詳見《當胡錦濤總書記知道孩子一學期的學費是七百多時他反覆詢問都是些什麼錢，走到第二家他問了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相似答案後，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同身邊的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同志說“看起來還是高”》）而在民主改革進程上，胡錦濤雖然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被保皇黨扼殺的民主改革進程，但始終沒有達到胡耀邦時期的民主水平。要知道在胡耀邦時期，中國的的民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出現了習近平1987年在廈門選舉市長時落選的現象。（詳見《鮮為人知的落選：習近平的“民主事故”》）而且落選的習近平也不能再選，只能去寧德。胡錦濤大力倡導的則是“黨內民主”和擴大幹部選拔的民主參與度。在部分高層或重要崗位的民主推薦會上，有一些空降或內定人選因得票率過低不得不調整，但基本沒有出過類似習近平選舉市長直接落選的“民主事故”。（詳見《東京新聞：“黨內民主”體現在中共十七大中》）

目前的俄烏戰爭其實也提醒我們，當時胡錦濤的選擇其實是有道理的。胡錦濤如果在缺乏足夠民主運作能力的情況下，強行推動民主改革，其結果毫無疑問就是被葉劍英家族等人篡奪了革命果實，成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包括習近平也是葉劍英家族扶持上去的。而胡錦濤作為反帝黨保守派，當年雖然客觀上沒能扭轉保皇黨的趨勢，但在促進社會公平和社會發展上做了不少貢獻，也沒有犯什麼重大的錯誤，還扶持了兩個重要的反帝黨改革派接班人，李克強和胡春華，讓反帝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尤其是讓反帝黨改革派李克強順利接班，這在史書上就已經是承前啟後的守成之主了。縱觀全球歷史，更多的是被新保皇黨忽悠的腦子一熱，強行改革，最後巨大的流血犧牲被白白浪費，革命果實被篡奪，國家陷入更深層困境的人。能堅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保守路線，是有其過人之處的（詳見《右派和保守派的區別》、《極右翼和右派或保守派有本質區別》、《縮短改革派和保守派輪換的時間是長期有效的反帝措施》、《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同志“12·18”重要講話之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和《胡總書記再三強調“不折騰”警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