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略(上) 陈捷夫 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三大最早的发源地。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双重证据证实,南方的楚国,早在商、周之前即已建国,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为了便于叙说,笔者把先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即“万国”时期、“千国”时期、“百国”时期与“十国”时期。“万国”时期指商国之前的历史,本文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所要侧重的历史时段,是“千国”至“十国”这一漫长的时期,即从商国至战国初期,首尾约计1200年。 中国古代素有“早熟的儿童”之称。“早熟”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提前产生,但决不是所谓“三皇五帝”的神话,而是进步与落后的政治理念的产生、流行、磨擦和较量。在这1200年里,既是中国先秦名符其实的“战国”时期,更是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时期。大吃小、强吞弱,从“万国”、“千国”、“百国”、“十国”到“大一统”之国,一路上互相攻伐、兼并而来。亡国越多,则存国的数量就越少;国数越少,则存国的疆域就越扩大。互相攻伐和互相兼并,虽说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外皆有,并见证了“小国寡民”在政治上各自独立、平等的历史现实,但却始终绕不开政治制度之争,这主要体现在南方的“法治”自由制,与北方的“礼治”奴隶制这二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二个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所谓“早熟的儿童”的历史环境。这一时期彼此之间的斗争,虽然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但军事斗争,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方式。南方楚国等之所以长期遭到北方诸国的攻伐和侵扰,除了荆楚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及其成为阻止北人南进扩张的天然屏障之外,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更是首当其冲。 楚人“唯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著名论断,充分揭示并见证了南方楚国,跟北方诸国在政治上向来毫无正面联系的历史事实。千国时期,楚国先后相继与商国、周国进行了坚决的政治抗衡。楚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以民为“主”;而商国与周国的政治制度的实质,则是作民之“主”。问世于距今约3200年前的楚人作品《鬻子》一书,披露了楚国早期推行用吏“民选”的政治制度,践行“民与”、“民唱”、“民爱”、“民誉”、“民苦”与“和民”、“随民”等以民为“主”的“七民”政治主张(见贾谊《新书.大政下》引文),这既是民主治政的最初萌芽,又是以法治国的最早体现。已“亡佚”的楚国古代官方文献“《五典》”等书,可能记载着楚国最早的成文法律和法治状况,是最古老的“楚国之典”。这比古罗马城邦时期的“十二铜版法”,提前了数百年;遗憾的是,后世儒家却把楚国这段的光辉的治政历史人为地给摧毁了。其时“法治”的概念,虽然有别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法治”概念,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也即是以民为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之相反,北方商国所谓的“汤法”,主张“吾甚武”,要“众庶”“听朕言”,否则“天命殛之”,则是作民之主的一种最初的“礼治”奴隶制度。商纣王的暴恶行径,正是最初礼治奴隶制的必然结果。北方周国继承和发展了商国的“礼治”恶政,终于形成了一套以“周礼”(“周德”)治国的奴隶制度,所谓“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周公之典”。周幽王的暴恶行径,正是礼治奴隶制的必然结果。自此,“楚国之典”与“周公之典”,即“楚法”与“周礼”彼此两者之间的斗争,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仅始终贯穿在军事互相攻伐上,而且贯穿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斗争上,更是贯穿于此后三千余年,甚至于成为南北两地长期相抗衡的历史渊源。 百国时期,以民为主和以法治国,成为社会政治的基本主轴,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以楚国为轴心的法治自由制阵营,进一步获得了发展和巩固,一如既往的以民为主的治政精神,则越来越深入人心。多任楚国国君的爱民精神,不断激发着楚人的生活信心和斗争意志。斗子文等楚令尹的“毁家纾难”(《左传.庄公三十年》)和“庇民”、“恤民”(《国语.楚语下》)等高尚的治政志向,孙叔敖的“位高意下”、“官大心小”(《说苑.敬慎》)等亲民风格,均不无反映出楚国以民为主的进步的治政理念。尤其是子文“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战国策.楚策一》)的廉洁自律的政风,为后人立下了光辉典范,更是北方一众儒者“国相”所自惭不如、望尘莫及。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使得楚国人才辈出,百业兴盛,进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更是突飞猛进,远远领先于北方诸国。而“奉公行法”、“奉国法而不党”,坚持“方正公平”(《说苑.至公》)的法治精神,则受到南北多国一致的好评。“不教而民从其化”,“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循吏列传》)表明只要“循理”、“奉法”,不用孔子儒家的那一套“礼教”,更能扎实地把一个国家给治理好,使百姓们真正地安生、乐生。法治自由制,终于使楚国“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同上),既成为法治自由制阵营的轴心国,又成为北方诸国的借鉴样板,声誉日增。反观北方若干诸侯遗国,自镐周灭亡,宣告礼治奴隶制彻底崩溃以来,几乎人心惶惶,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历史困境。一方面,他们试图继续坚持推行周公礼治奴隶制的残余,已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他们又不甘心照搬南方楚国的进步的法治自由制模式,拜所谓“蛮夷”为师。如此一来,进不行,退不得,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孔子等“国相”,虽极力尝试着效法周公旦,顽固地坚持推行残余的礼治奴隶制,或暗中以“礼”充“法”,但终归无济于事。在孔子儒家那里,“礼”与“德”是同一个概念,“礼治”即是“德治”。叫嚷所谓“以德治国”,玩弄思想概念,成为其时的一个历史亮点。于是,时或“礼治”,时或“德治”,时或“法治”;忽而“以宽服民”,忽而“以猛服民”,掩掩盖盖,无所适从,即成为若干诸侯遗国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孔丘其人,更是疯狂地坚持反对楚国等国的“法治”模式,反对“以民为主”的治政方向,竭力鼓吹“尊王”,鼓吹等级制,鼓吹作民之“主”,鼓吹所谓“礼治”,但最终受到了鲁国著名法治派人物少正卯等的抨击和抗衡,受到了法家代表人物墨子的深刻揭露和严厉批 十国时期初期,以楚国为轴心的法治自由制国家,不断强大起来,民众的社会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楚惠王“吞蛭愈病”的故事,宁可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却不治失职下属的罪过,不仅体现了楚国君无比高尚的做人风格,而且体现了楚国以民为主、以民为重的史传的、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成为楚国国君“爱民”的又一个历史典型事例,广为后人所传颂。反观北方那些梦想挽救、恢复“礼治”奴隶制的少数国家,却反历史而动,为了继续“尊王”,千方百计地把所有国民当成创造王者利益的“新型”的农耕奴隶,“三晋”之一的魏国,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魏文侯魏斯尊孔崇儒,心仪于奴隶制度;其父子在位时的魏国,大量招揽儒者,是儒家“子夏之儒”学派的大本营。子夏到魏国西河传授孔学,“为魏文侯师”,为的正是尝试着变更周公、孔子“礼治”的模式,把魏国变成儒家新式“礼治”的“实验基地”,让孔子儒学起死回生、东山再起。魏斯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为此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同时在子夏等“王者师”的紧密策划下,主持了“变法”的实践。于是,“子夏弟子”、魏国相李克提出了“尽地力”等新政令和新措施,禁绝魏国工、商、文等其他百业,把其国民设置为新型的耕奴——“地力”,并以“重刑峻法”和“赏罚”为辅佐,使百姓苦不堪言。李克所制定的所谓“变法”措施,虽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最终是不了了之,但却为后继者公叔痤等所遵循实施,也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提供了蓝本。 从千国、百国到十国,这1000余年之间,南方楚国一直以先进的法治自由制立于世间,为世人所瞩目。它对商国、周国等北方礼治阵营长期所作的政治抗衡,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十分“早熟”。尽管史实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但史实终究有着借鉴的意义。本文拟就千国时期的政制概况、百国时期的政制概况,以及十国初期的政制概况这三个历史时段,作一简叙。由于楚国的历史地位长期遭到儒家所压制、贬低,故成为本文叙说的重点。 1、千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制概况 千国,指商国、周国与楚国等数千个国家同时并立存在的时期,下限至周国周幽王姬宫涅的“镐周”灭亡(前771年)为止。主要包括儒家虚构史观里所谓的“商朝”与“周朝”。从相关记载上看,至周国初期,南北两地依然存在着一千八百个国家。如《论衡艺增》记称:“周时诸侯,千七 百九十三国。”(第2册第24页,《万有文库》本)“诸侯”,是儒家“天子”政制观念里的一个特殊概念,原指周国所“分封”的若干同姓的属地“家”,不包括大量非“侯”国如南方的楚国、越国等。后经儒家加以无限任意的放大,变成了凡是国家——即是或商的“诸侯”、或周的“诸侯”的一桩历史笑话。于是这才有了万国时期所谓的“三千诸侯”,以及商、周之际所谓的“八百诸侯”等谬说。即是说,这一千八百个国家,是从原始的“万国”时期演变而来,也就是经过了一系列强吞弱、大吃小一路互相“兼并”下来的一种历史结果。“夏国”、商国、周国与楚国等国家,则是现存流行文献上有所涉及到的千国时期的几个主要国家。而南方楚国与北方“三代”之国的长期相抗衡,则是千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制概况的重要特点。 (1)楚国建国领先于商国数百年 在探究千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制概况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事先弄清楚,这就是南方荆楚的建国时间。长期以来,由儒家所窃持、摆布的中国古代史书等文献,只着墨于北方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编造,而对于南方楚国等国的建国问题,则语焉不详;更有甚者,是错误地把楚国当作所谓的周国“诸侯”来对待,以至于使后人误以为楚国建国仅达“800年”之久,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23年之间。这是一个政治骗局。据笔者初步考证,南方楚国建国的时间,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的“万国”时期,与所谓“夏国”同时,领先于北方商国数百年,至为秦始皇所吞灭,“享国”达1600年(两汉400余年的楚人治国历史暂不计入);楚国并不是什么商国、周国的“诸侯”,而是与北方商、周诸国始终相对垒、相抗衡而来的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家,是中国先秦时期法治自由制阵营里的一个轴心国。若把楚国建国之前数千年“土著”历史加进去,则南方荆楚民族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 楚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一直独立的古代国家,是事关中国古代史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这需要由专门著作来阐述,决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本文仅仅以所掌握的初步证据,做一个“抛砖引玉”而已。下面,尝试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两个基本方面入手,简要地阐明以上的论题。 a、有关楚国的古文献记载 楚国的建国,始于“万国”时期楚人的“皇祖”季连、昆吾,比始建于成汤的商国(史称“殷国”)领先了数百年,与所谓“夏国”几乎同一时期,距今约3800年前后。自此,楚国先后与“夏国”、商国和周国等北方诸国,长期地处于军事冲突之中。对此,儒《诗》、《史记》和今本《竹书纪年》等古代文献,多见记载。 (a)楚国始建于商国之前 楚国由古荆民族发展而来。其建国时间,与“万国”时期的“韦国”、“顾国”、“夏国”等大量早期国家,几乎是产生同一时期。如《诗商颂长发》记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毛传:“有韦国者,有顾国者,有昆吾国者。”郑玄笺:“韦豕、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於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27页)这“韦国”、“顾国”、“昆吾国”,就是与所谓“夏国”等同时存在的国家。“昆吾”是季连的胞兄之一,故“昆吾国”应就是楚国的前身,即昆吾死后,弟承兄业,由季连继承。而季连则改“昆吾国”为“楚”的国号,则在商汤之前。如《诗商颂殷武》记称:“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毛传郑玄笺:“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时楚僭号王位。此又所用告晓楚之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28页)(“位”,今本作“仰”,毛本作“位”,现据毛本改“位”。详见第629页)僭,超越本分。“号”,国号。“王”,有实力的人,或轴心国的意思,后世儒家也用来当作“天子”的称号。遗憾的是,这里,“毛传”的言论被删掉除。而郑玄笺的意思是说,天命商汤以七十里之国而“王”天下。其时南方楚人超越本分也打出了“楚”的国号和“王”的称号。这诗句是用来告知楚国的意思。这表明,商汤之世,荆楚不仅早已立国,而且以“楚”为国号昭示“王位”,已拥有号令天下众国的实力,故敢于与“夏桀”和商汤等北方诸国相抗衡。在同一首歌颂商国的诗里,诗人曾多次强调了南方楚国的存在。如《诗商颂殷武》记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同上)这表明,至武丁之世,“楚国”的国名,以及居住南方荆地为国的这样的思想概念,已经广为流传。又如《诗商颂殷武》记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毛传:“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孔颖达疏:“荆,是州名;楚,是国名。”(同上,第627页)这表明,至殷商的武丁之世,仍一承成汤的军事扩张策略,继续对南方楚国进行军事侵扰。 上引的文献记载清楚地表明,弟继兄业,是楚人的一种史传习惯,此后仍见时有沿袭。昆吾是季连的胞兄,故“昆吾国”即是“楚国”的前身。楚国不仅在商国之前即已建国,而且其国号是“楚”。在这个意义上说,昆吾、季连兄弟,均是楚国的创建者。 (b)昆吾、季连是楚国的创建者 古荆民族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即建立了国家,先是“昆吾国”,而后是“楚”国。“昆吾国”的创建者是昆吾,而“楚国”则是季连对“昆吾国”的传承而来。据记载,昆吾与季连是同胞兄弟,均是楚国的“皇祖”。如《史记楚世家》记称:“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大意是说,季连的祖父吴回生季连的父亲陆终;陆终生昆吾、季连、彭祖等六兄弟,皆姓芈,楚国是他们的后裔。这则记载表明,“昆吾国”是“楚国”的前身,其建国时间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昆吾曾与“夏桀”作战,在与商汤一次军事对抗时不幸战死。于是,季连继承了昆吾掌管国家,改国号为“楚”。百国时期的楚灵王,曾称昆吾为“皇祖伯父”,既表明昆吾是在楚国的“皇祖”之列,又表明昆吾确是季连的同胞哥哥,与上述记载相符合。 值得一并指出的是,流行本《史记》的其他一些相关记载,如楚人先祖是“高阳”与“黄帝”,昆吾和彭祖均为“夏”与“商”的“侯伯”等,均是虚妄、无稽之谈,是儒家的虚构史观的一种膨胀,不可据信。如《史记楚世家》记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又“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黄帝”是战国时期的神话人物“五帝”之一,史无其人,儒家却把其向前上窜为所谓人类“始祖”,这是一个政治谎言。“黄帝”既是一个神话,“黄帝之孙”——“颛顼高阳”的提法,则不可据信。其次,从“万国”时期到“千国”时期,属于“小国寡民”的重点时期,各国均从原始的民族发展而来,政治上各自享有天然的独立和平等,儒家却把后世周国才产生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制观念,向前上窜至所谓“夏国”和商国那里,让楚人变成所谓“侯伯”,这又是一个政治谎言。再者,人生在世,最长寿者不过百余岁;而儒家却把与昆吾、季连同胞的彭祖,胡乱编成从殷商前夜一直生存到殷商“末世”,首尾约计500年,这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由此可见,谎言,几乎成为儒家的思想特质和言论特质;不制造各种谎言,似乎儒家就难以生存下去。 上引的文献记载清楚地表明,昆吾、季连兄弟,是楚国的创建者。 (c)楚国与商、周二国长期的军事冲突 楚国与“夏”、商、周三国的长期的军事冲突,进一步佐证了楚国的长期存在。 如今本《竹书纪年》记称:(夏桀帝癸)“三十一年,商帅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第18页,《万有文库》本)“夏”国是否存在,姑且不论。“荆”的存在,即说明荆楚古国,远在距今3800年前后已产生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又如《史记殷本纪》记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诗商颂长发》毛传郑玄笺:“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又《诗商颂殷武》记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又《竹书纪年》记称:至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同上,第30页)这表明,荆楚古国至殷商的商汤、武丁时期,依然存在,并且先后与其发生了军事冲突。至周国,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满、周厉王姬胡、周宣王姬静等,先后对楚国发动了多次的军事侵扰战争。如《竹书纪年》记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凶。”。(同上,第43页)又周昭王十九年春,“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同上,同页)又周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秭。”(同上,第46页)又周厉王姬胡十四年,“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同上,第50页)又周宣王姬静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同上,第51页)等等。 上引文献记载充分地显示,从“夏国”、商国,到周国的周幽王灭亡共1200年,计“三代”,先后相继对楚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侵扰战争。这期间,南方的楚国不仅一直持续地存在着,而且多次地、顽强地抗击了“三代”之国相继的军事侵扰,阻止了“三代”之国相继向南的军事扩张,粉碎了“三代”之国相继企图以礼治奴隶制一统天下的梦想,捍卫了南国、南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期间,当楚国的国力处于强盛之时,是与“三代”之国之间的战争的“间歇期”;而当楚国的国力处于衰弱之际,则是与“三代”之国之间的战争的“多发期”。在南北的军事对抗中,楚国也许有战败的时候,但从未向谁投降过、屈服过,更从未至于“亡国”。真正亡国的,则是北方所谓的“三代”之国;他们在稳健处世、稳步前进的南方楚国面前,一个一个地、相继地消失了。换句话说,在千国时期,楚国的历史,发源于对“三代”之国的军事抗衡,是“一战三”的历史,尽管那些“抗衡”是出于防御性的、御侮性的。南方楚国对北方诸国从军事防御到转为军事进攻,则要待至百国时期春秋的“正义”战中,楚庄王熊旅提出了“止戈为武”,即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其历史标志,此是后话。 土地兼并、种族兼并与政治兼并,是“三代”之国之所以一直要对南方楚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三个基本原因。楚国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域,土地肥沃,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由北方诸国历来所“觎觊”,故其军事侵扰具有土地兼并的企图。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不论是生活、生产、思想文化或社会习俗等,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彼此本是一种“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左传僖公四年》)的关系;而北人称北人为“中国”,却称南人为所谓“蛮夷”,这是北族对南族的一种无理歧视,故其军事侵扰具有种族兼并的企图。“三代”之国推行礼治奴隶制,而南方楚国则推行法治自由制(见后),故其军事侵扰具有政治兼并的企图。由此可见,楚国与“三代”之国彼此之间的抗衡,不仅体现在反对兼并、反对扩张、反对侵略的军事斗争上,而且体现在反对礼治奴隶制的政治斗争上。 与“夏国”、商国、周国这“三代”之国长期的军事抗衡,清楚地表明,南方楚国不仅早于商国之前即已建国,而且一直持续下来了,从未“亡国”过;“夏桀”以军事攻伐昆吾,可见楚国的建国,是领先于商国数百年。相反,“三代”之国,却在楚国面前一个一个地相继消失了。昆吾是季连的同胞哥哥;昆吾死后,由其胞弟季连掌管国事,并改国号为“楚”,故“昆吾国”应是楚国的前身。于是,季连与昆吾,均成为楚国的“皇祖”,为楚人所纪念。 b、有关楚国的考古资料 南方荆楚民族的历史悠久,其本土民族(所谓“土著”)的产生和存在,可上溯到距今8000年以上的新石器初期。考古资料显示,距今6000年前,荆楚民族的所在地之一——湖北宜昌杨家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字符,被学界认为“领先”了殷商甲骨文2000余年;杨家湾陶文不仅是楚国文字的直接的历史源头,而且是中国文字——汉字的直接的历史源头。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是距今3800年前的一处古城遗址,可视之为古楚国的国都,为此后中国境内各国的城市建设,树立了历史模式和先例。而从盘龙城遗址挖掘出来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可以说是古荆楚民族的智慧和手工业技术的一次历史性展现,有着承前启后的现实意义。坦率地说,盘龙城楚国的青铜器手工业及其铸造技术,对千国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群、湖南宁乡的青铜器群,以及商国和周国的青铜器等的铸造,有着一定的历史影响。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南方楚国的先进的文明成就,如建筑技术、青铜器铸造技术等手工业,以及文字、数学、医药等科学技术,均远远地领先于北方诸国,这是笔者赖以推定盘龙城及其青铜器等,以及杨家湾陶文等,均是由楚人所出品的基本依据。 (a)盘龙城遗址是古楚国国都的遗址 据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考古队在武汉市区的黄陂区叶店发现了距今约3800年前后的一座古城遗址,取名为“盘龙城遗址”。盘龙城遗址位于长江北岸,距武汉市中心仅5公里。该古城内城与外城的设置。内城面积约75400平方米,包括有三座大型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和墓葬区等几个部分。中心区面积约 1.1平方公里,但之后发现了面积2.5平方公里。城址内清理了大量遗迹,出土有数百件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城内发现有三处大型宫殿基址。内城外散见居民区和酿酒、制陶、冶铜等手工作坊及墓地。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远远超过郑州商城,而且不少是同时期青铜器精品。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发现的第一座年代最早、规模最完整的商国以前的古城址,它对后世城市格局的发展,其影响是深远的。 据称,到目前为止,盘龙城的“族属国别”尚没定论,这是相关权威们故设迷魂阵的一种不正常举措,是不可取的。笔者有理由认为,盘龙城遗址是古楚国的国都所在地。依据有二,一是文献依据,一是地域的连带依附关系。前引的文献记载表明,在距今3800年前后的万国时期,以楚国“皇祖伯父昆吾”取名的“昆吾国”,早已建立;它不仅与“夏国”、“韦国”、“顾国”等众多国家并列存在,与“夏桀”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被后儒认为其时已敢于“僭号王位”。所谓“王位”,只是后世儒家的一个特殊概念;古荆楚人可能并不如此看待。在楚人看来,各国独立而平等,在政治上是“风马牛不相及”;彼此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价值观念、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实力和社会习俗等的差异。可以这样地认为,古楚国具有一定的实力,对部分国家有着相当的号召力,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过北国,故被北人视之为所谓的“僭号王位”。其次,楚国自古以来就拥有广泛的天然资源,尤其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著名的黄石市大冶县铜绿矿山,可以说是楚国很早就拥有的多处铜矿资源其中之一。盘龙城的地理位置属于武汉黄陂区域,则离大冶铜绿矿山等铜矿资源最近。这表明,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是由楚人所铸造的,而盘龙城应是楚国的国都。 谈到楚人的国都,后人习惯于把视野放在“郢”上面,但那是百国时期以来的事。其实,以“郢”取名的楚国都,文献记载上就有很多处,如丹阳、郢都、鄀都、鄢都、陈都、巨阳、寿春等,它们均在当今湖北境内,这表明楚国曾经多次迁徙国都。古代国家屡见迁移国都,是正常的事,商国初期,有“自契至汤八迁”(《史记.殷本纪》)之说,周国也有自豳而迁歧下,再迁“丰”、迁“镐”(《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均是例子。为此笔者有理由推测,千国时期的楚国,与商国、周国等一样,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迁移国都。从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中,据称发现有一些商国时段的出品,这表明,盘龙城作为楚国都,晚至商国前中期依然存在;而盘龙城的消失,则可能与大规模的战争或天然灾祸等有关联,所有这些被“断载”的楚国史况,均值得人们进一步做探究。 (b)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是古楚国所铸造 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可分为工具类、武器类、饪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杂器类,如鼎、臿、斨、斧、锛、凿、锯、钺、戈、矛、刀、镞、鬲、簋、斝、爵、觚、盉、罍、卣、盘等。其中的青铜鼎和青铜钺,引人关注,值得一叙。 从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大铜鼎,为圆腹三足鼎,口径55公分,复原后高约85公分,为商国前期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所不具。其次,是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了青铜钺,全长41公分,刃部宽26公分,中间有一个圆形孔,虽说不是实用器物,却是千国时期的青铜器所罕见。盘龙城青铜器,比商国后期和周国遗址所出土的青铜鼎等,领先了数百年左右。若借用儒家关于“鼎”和“钺”,是所谓“王权”的象征的观念,则盘龙城的青铜鼎和青铜钺,无疑象征着荆楚古国所谓的“王权”早已产生和存在。事实上,在楚人的史传观念里,并不认为“鼎”就是“王权”的象征,而是一种只供陈列赏鉴或烧香拜神的玩意。百国时期,楚庄王所谓“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的名言,不仅充分表明楚国拥有大量的铜矿资源和技术,铸造任何青铜器物易如反掌,而且充分表明楚国对北国的所谓“九鼎”不屑一顾,以及对所谓“九鼎”即“王权”象征的儒家观念的一种高度鄙视。 中国古代素有手工业发达的称誉,而楚国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可以说是北方诸国所望尘莫及。笔者把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归结于由楚人所铸造,依据有二,一是楚国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另一是楚国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制造技术,尤其拥有铸造青铜器的先进技术。前面谈过,湖北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如大冶县铜绿矿、瑞昌铜矿(今属江西)等,是其中之一。尤其大冶县铜绿矿,距离黄陂盘龙城最近,应是盘龙城青铜器冶铸的直接矿物来源。其次,百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引人瞩目,当与其史传的先进的手工业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楚系青铜器,如河南浙川出土的《云纹禁》、《王子午鼎》,以及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尊盘》等,其铸造技术的精湛性、先进性,可以说既居冠于南北各国,又领先于世界各国,举世瞩目。其中的失腊法,虽说历史上曾经“失传”过,却为现代科技所借鉴和吸收。据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就曾运用失腊法,成功地制造出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推广于全世界,在航空、舰艇、机械、仪表等工业部门都得到广泛使用,并向着无余量精密铸造的方向发展。”(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第304页,李果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再者,曾侯乙编钟计64件,其铸造技术,也是领先于当世。据称,“将标音铭文与实际测音对照证明,编钟音律准确,每个钟都能奏出两个音乐,其基调属现代的C大调,总音域包括5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全部音域的基本骨干则是五声、六声以至七声的音阶结构。”(同上,顾苏宁文,第302页)又,“这套编钟虽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音乐性能仍然很好,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变化音较完备,古今中外的乐曲均能演奏,用来伴唱,效果亦佳,令人叫绝。”(同上)制作这套音阶准确的编钟,从铸造技术、合金技术、工艺知识到声学知识等,缺一不行,没有悠久而深厚的史传的科技根基,是做不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楚国盘龙城青铜器铸造工艺,对千国时期中后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湖南宁乡青铜器群,以及商国、周国的青铜器铸造,有着一定的历史影响。特别是盘龙城的圆腹三足鼎,湖南宁乡的《人面四足方鼎》,对于商国的四足《司母戊方鼎》、周国的圆腹三足鼎如《大克鼎》、《禹鼎》、《毛公鼎》等的铸造,其影响不言而喻。 盘龙城及其青铜器等,均是楚人的首创,是楚人的杰作。笔者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断,即到目前为止,不论是文献记载,或是考古资料,均未能提供出哪一个古代国家的建筑技术和青铜器铸造技术,能够超越楚国之上。 (c)杨家湾陶文是楚国文字的历史源头 楚国文字的历史源头,不是殷商的“甲骨文”,而是考古上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湖北宜昌杨家湾陶器字符。杨家湾陶文不仅是楚国文字的历史源头,而且影响了商国、周国等国文字的形成,是中国文字即汉字的历史源头,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1994年,湖北考古工作者在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文化遗址(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期)近万片陶片上,发现了170余种早期字符(其中包含1981年首次发现的少量字符),《人民日报》1994年8月14日对此事曾经作过报道,宣称发现了“象形文字”。据称,许多专家认为,杨家湾字符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的“雏形”。杨家湾字符领先于殷墟甲骨文2000年。其中有许多字符,与殷墟甲骨文十分接近,因之有行内的人们认为,甲骨文几乎是杨家湾字符的“翻版复制品”(见链接1)。杨家湾地处湖北宜昌地区,是原始古荆楚民族生息活动的重要地域之一。为此笔者有理由推定,杨家湾陶文是楚国文字的历史源头。距今4300年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湖北随州“金鸡岭遗址”(2002年发现),其中就有多种陶文如“井”、“米”、“丰”、“6”、“9”、“五”等。而武汉盘龙城遗址暂时发现了20余种陶文,可以视为上承杨家湾陶文、金鸡岭遗址陶文,下启楚国文字和商、周国甲骨文的历史中间环节。由此推论,杨家湾字符不仅是楚国文字的历史源头,而且是殷商甲骨文的历史渊源。笔者称古楚国文字对商、周的文字有着深刻的影响,所据即此。 文字,是一个原始民族立国的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杨家湾字符经历了2000年的改进和发展,至万国时期即距今4000前后,如金鸡岭遗址陶文、盘龙城遗址陶文等,已经能够简单地记录一些事物,应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半成熟的文字,对于古楚国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文化意义。进入千国时期,古楚国文字已趋于成熟,可以写出文辞有组织性、内容有结构性的文篇来,如楚国的古代文献《鬻子》、《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是例子。这比商国的甲骨卜辞,要先进得多了。由于拥有悠久的文字应用的历史底蕴,这就为进入百国时期,楚国在天文、地理、医药、数学、文论、哲学、诗歌等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厚的历史基础。大量考古资料显示,十国时期末期的楚国文字,是汉字即“卓”字(隶字)的直接蓝本。笔者有充分理由认为,湖北杨家湾陶文,是当今汉字的唯一的历史源头,其首尾相承,有6000年的历史。 近年的考古研究资料显示,楚国从发源于本土荆楚民族,到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亡,合计经历了至少约4000年的历史(两汉400余年暂不计入),并一直持续下来,从未中断。“楚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考古发现的遗存从大溪文化,经屈家岭文化,……黄陂盘龙城……等遗址,大体是一个有相承关系的文化系列,由此可见,楚文化是在土著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到青铜时代,又从东、南、西、北四方吸收其他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形成的。”(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172页,学苑出版社2003)因此,宜昌杨家湾陶文对后世中国文字的影响、盘龙城遗址青铜器等对商周青铜器制作的影响,甚至于对三星堆遗址青铜器制作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而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的制作技术,以及宫殿建筑技术等,制作精湛,手法细腻,器饰繁丽,充分反映了荆楚民族一直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历史特性,及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充分表明,百国时期和十国时期这500余年之间,楚国的手工业,其产品数量之多和产品质量之高,之所以一直领先于其他列国,应与其由数千年持续而来的坚实的历史底蕴有关联。换句话说,湖北宜昌杨家湾陶文,是新石器时期远古荆楚先民的独创作品;武汉黄陂盘龙城,是万国时期古荆楚国的国都;而盘龙城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则是楚国的首创,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见,前叙《史记》等所载季连、昆吾等楚国的“皇祖”,应与盘龙城的建造和启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是说,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两者互相印证,表明楚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建于距今3800年前后,领先于商国数百年。 链接1: http://news.cn3x.com.cn/html/200910/26/20091026070434.htm#to (2)楚国是法治自由制国家 商、周之际,楚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究竟推行了哪些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文献资料显示,千国时期,楚国始终存在着与商、周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法治自由制。这里拟就《鬻子》一书的内容与历史变异,以及鬻熊之道是法治自由制之道两个方面,作为初步依据进行叙说。 a、《鬻子》一书的内容与历史变异 楚国的古代国君鬻熊,商末周初人(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曾为“周师”,被周人“封”为所谓“楚祖”(见《汉书.艺文志》),写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子书”,后世分别称为《鬻子》和《鬻子说》。后人对《鬻子》一书评价极高,赞颂有加。如南梁刘勰认为,“至鬻熊知道,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文心雕龙.诸子》第46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大意是说,古人到了鬻熊身上才懂得什么是治国之道,周文王曾经前往咨询政事,其所余下的文篇记载了以往治政的事例,并辑录为《鬻子》一书。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献,是以楚人《鬻子》一书为历史先声。唐人逢行珪(唐高宗李治时人)说得更为详细,认为《鬻子》一书“辞多斥救之要,理致通远,旨趣恢弘,实先达之奥言,为诸子之首唱。”又“垂劝诚之风,陈弘济之术,王者览之可以理国,吏者遵之可以从政,足使贤者励志,不肖者涤心。”(《鬻子序》,见链接2)“斥”,充满。“救”,济世。“王者”,疑为“明上”之讹,因《鬻子》一书多见“明上”的提法。“明上”,即明智的国君。大意分别是说,《鬻子》一书的内容,多见充满着救世济民的重要思想和主张,理念意境宽广而深远,旨要情趣恢沉而宏大,实为先世达人的深博言论,为先秦诸子百家文献的首唱。又,《鬻子》一书流传下来劝告人们诚实做人的美善风气,陈述了广济世人的治国之术,明智的国君读了可治理国家,官吏遵循了其中的理念则可从事治政,足以使贤明的人们激励生活意志,而使不肖的人们荡涤心灵。由此可见,《鬻子》一书的内容的深刻性和题材的广泛性,以及普遍的适用性,涉及到济世救民、理念情趣、治国从政、励志涤心等广泛的社会领域,上至明君、官吏,下至贤明与不肖,均可适用,其意义极其深远。尤其是赞颂鬻熊“善谋政事”(同上),更是体现了对这位楚国明君的政治才能的高度肯定。由此看来,《鬻子》一书是鬻子之道、鬻子之典或楚国之法的古典载体。鉴此,考察千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制度,可从《鬻子》一书的相关内容中,给推导出来。 然而,流行本《鬻子》一书内容已多见面目全非。据载,《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收录“《鬻子》二十二篇”,“小说”类收录了“《鬻子说》十九篇”。然而,至唐国高宗李治之初,《鬻子》一书已缺少八篇,所存十余篇的内容,还真伪难辨。“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详孰是”(逢行珪《鬻子序》)。又“虽卷轴不全而其门可见”(同上)。而今传《鬻子》一书二卷计十余篇,其内容粗俗,文字肤浅,旨趣陈腐不堪,多是贩卖后世孔子儒家所虚构的史观和“尊王”的腐败观念,如所谓“五帝三王”、“五帝之道”、“黄帝之道”、“帝颛顼之道”,以及儒家官制如“卿相”等,皆充斥其间,已多见面目全非,故均是无稽之谈,不可据信。这与原书“辞多斥救之要,理致通远,旨趣恢弘,实先达之奥言”等原本旨意,大相庭径,这就给真伪的甄别,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仍不失有“其门可见”之处,即从《鬻子》一书仅存的少量相关内容中,可窥见楚国早期政制的概貌。 本文所征引鬻子的言论,将以西汉贾谊《新书》的引文,同流行本《鬻子》一书等相参照而用。 b、鬻熊之道是法治自由制之道 谈到千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可以用“法治自由制”去描述和定义。依据是,《鬻子》一书记载了楚人关于官吏“民选”的制度;笔者从官吏“民选”制度上给推演开去,获得的结果却是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即早在距今3200年前,南方楚国已推行了法治自由制度。这对于北方“三代”之国所推行的礼治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严厉的揭露和批判。 (a)对《鬻子》“七民”观的解读 《鬻子》一书在官吏“民选”的论述中,首次提出了“七民”的观念,即“民与”、“民唱”、“民爱”、“民誉”、“民苦”与“和民”、“随民”。如贾谊《新书.大政下》记称:“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政曰: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引文见链接3)“与”,参加。(笔者注:今本《鬻子》作“兴”,文义不通,纯属后儒讹乱,不从。)“归”,归心,归向。“举”,抬起,引申为起用。“苦”,困苦、忧苦,引申为怨岔。(笔者注:苦,今本《鬻子》作“若”,文义不通,纯属后儒所讹乱,不从。)“唱”,通倡,引申为发表选举意见。“王者”,疑是“明上”之讹。“和”,跟从。“程”,计量,考核,引申为监督。“随”,跟从。“政曰”,原文所无,而今本《鬻子》所有,故增补入。“卑”,低,下。“爱”,喜好,引申为认同心。大意是说,民众虽然文化知识较低,但是明智的国君选拔官吏,必须使民众都来参加选举。故对士人和民众所赞誉的人,则明智国君通过考察,看到民心所归向而起用;故对士人和民众所怨岔的人,则明智国君通过考察,看到民心所反对的则不用。故明智国君任用官吏不胡作乱为,必须使得民众先发表推举的意见,然后跟从于民意。故民众,是官吏的监督者。考察官吏称职与否也要以民意为依据,然后跟从民意。《政》上说:民众的社会位置低下,但让他们选举官吏,则必须以他们的认同心作为取舍的依据。故由十人的认同心所归向的,则是十人的官吏;由百人的认同心所归向的,则是百人的官吏;由千人的认同心所归向的,则是千人的官吏;由万人的认同心所归向的,则是万人的官吏。笔者所谓的“七民”观念,即“民与”、“民唱”、“民爱”、“民誉”、“民苦”与“和民”、“随民”,即据此归纳而来。同时,可归纳为七条选举法则:(1)选举官吏,必须由国民参与;(2)选出了国民所赞誉、认同的人,则由国君考察并确认后予以任用。(3)当发现国民不满意的官吏,则由国君调查考察并确认后予以辞退。(4)国君选官不以自己的好恶为依据,而是以民意为依据。(5)国民是官吏的监督者。(6)强调考察官吏的称职与否,仍然必须以民意为依据。(7)获得高选票的人,为上级官吏;获得低选票的人,则为下级官吏,以此类推。其中分为四个环节,首先,以“民与”即民众的参加,来作为选用官吏的基本方法,是选举法的核心、大纲。其次,以“民唱”、“民爱”的程度与否,来决定官吏是否入选,这二者既是国民个人的选举权,又属于国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的范畴。再者,以“民誉”、“民苦”的程度与否,来决定任用期间官吏的取舍,这二者是任用和罢免官吏的取舍标准,属于任用标准的范畴。最后,以“和民”、“随民”,即无条件地跟从选民的意向去完成选用官吏的程序,这二者则是国君选用官吏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属于治政原则的范畴。由此可见,楚人治政的精神实质,可归纳为“民唱官和”,“民倡官随”;这充分体现了楚国官吏选举上“以民为主”的早期政治制度,以及诉诸于“民治”的政治取向。由此推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的产生,以及对民主思想的追求和实践,当发源于千国时期的楚国。所谓“上以下为基”(《老子.第三十九章》),用来描述楚国的治政特点,非常切当。。由此进一步推论,既然“选吏”必须以民意为主,那么,选吏之外的其他治政程序,譬如政令、法律的制订等,想必也是以民意为主导的。 “七民”的治政主张,其核心是“以民为主”,是鬻子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最初的民主思想。在北方“三代”之国狂热于推行礼治奴隶制,一味寻求“作民之主”的历史年代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有点骇人惊闻,然而却是一段迟来的史实,实属难能可贵。 (b)对《鬻子》“政曰”一词的推想 在《鬻子》一书里面,多次记载了“政曰”一词(见链接2)。什么是“政”?从字源角度上说,“政”由“正”与“文”两字组成,“正文”即是“政”,这是古人造字的原本依据。什么是“正”?“正,是也。”(《说文解字.正部》)什么是“是”?“是,直也。”(同前)什么是“直”?“直,正见也。”(《说文解字.十部》)所谓“从十从目”,十双眼睛所见相同,即为“正见”,与“偏见”相对。这表明,“正”涵盖了“直”、“是”和“正见”等含义,与“曲”、“非”、“偏见”等相对应。从字源上说,“正”由“一”与“止”两字组成,“一”与“独”、“单”相通,而与“众”相对;“止”,防止。表明要防止“一”,即防止“独”或“单”,做到从“众”而不是从“一”,才有可能达到“正”的目的。宋人徐锴《说文.系辞》对“正”的注释,是“守一以止也”;笔者认为不妥,那是徐氏的一种臆想,是对“王权”的一种穿凿附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文”,即是把经过众人所协商和认同了的治国的方法、决议或法律等,写成文件,再作实施推行,这就是“政”的涵义。楚人关于“政”的造字观念,其本义为“正”,即不偏不倚;既蕴含着对以往楚人治理政事、国事的一种经验总结,又寄托着人们对“政权”、“政府”、“政令”、“法律”等以“正”为用的期望,意义深远。换句话说,政权、政府、政令和法律等,不是一人、一家、一族、一姓或一帮、一派的事情,而是对全体民众意志的一种总和,对全体国人的利益的一种调度、均衡和保障,是对社会“公义”、和社会“公理”的一种集中体现。《鬻子》一书里多次提到“治政”、“发政”,先“治”而后“发”,即是强调先是治理官吏,其次是治理政令、法律等,然后再行发布、实施,正是为了突出一个“正”字。至于对“法”与“律”的字义、字源的探究,则留为后话。 话说回来。由于“政曰”中“曰”字的使用,准确地表明这“政”,原来是一个名词,是一种书名。因此,只有加上当今的书名号作“《政》”,才能与“曰”相配,成为“《政》曰”。由此推论,“《政》”不仅是楚国一种最古老的书,而且是楚国早期的一种成文的行政“法典”,更有可能是楚国的古文献——“《五典》”其中之一,也就是“《政典》”。“典,法也。”(《广韵》)“典,常也。”(《尔雅.释诂》)“典”,这里指制度、法则,或指常法、常道,是楚人先于“法”而用的一个常见词语。故“《五典》”即是“五法”,也就是五种法律的文书的意思,而“选举法”则是《政典》的内容其中之一。由此推论,凡是《鬻子》一书所引《政典》里的言论,则可视之为一种“明文法”的内容之一,笔者所谓“楚国之典”的提法,所据即此。而楚国的政治制度模式,首先起源于鬻子的以“典”治国即“典治”,百国时期才改称为以法治国即“法治”,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明文法,当发源于千国时期的楚国,这比古罗马的《十二铜版法》,要提前了数百年。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国家,既然产生了“选举”等“治政”的“法典”,就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配套而自成体系的其他的成文法典。在百国时期,楚国仍然流行着《训典》与《祭典》(见《国语.楚语》)等“法典”,笔者疑这二者是楚国《五典》其中的二种法典。在这个意义上说,楚国是千国时期千百个国家之中,最早进入以“典”治国,也即以“法”治国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古代的“法治”历史,应以楚国为标志,似乎应当从百国时期(春秋)之初提前500年,即至距今3200年前的商国时期。这个“500年”之间,以楚国为轴心国的大量南方国家,可能大有文章可做。从前引《鬻子》一书对相关思想概念的成熟运用中清楚地看到,早在距今3200年余前,楚国的文字和文字应用已经相当成熟了;楚国的文字和文字应用的率先成熟,必然影响到其他周边国家如商国、周国等的文字应用。而鬻熊关于“治政”等思想,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历史展示。思想观念先行,文字先行,则是楚国的政治作品《鬻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子目肇始”、“诸子之首唱”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鬻子之道即鬻子之典、鬻子之法;鬻子是法家的先驱。《鬻子》一书的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必然对各国和各个社会领域发生重大的历史影响。尤其是“治政”、“发政”、“选举”、“七民”等重要的政治概念,对后世墨子等法家诸子的学术影响,更为显著。而楚国在治政、思想、文化和文字等诸多领域里,对其他诸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的和历史的主导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和民”、“随民”等以民为主的“七民”“民主”观念,以及以典治国的政治主张,是已知的鬻子政治思想的二个核心性的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有关鬻子是“楚祖”,以及《鬻子序》有关鬻子“善谋政事”的记载,不仅表明鬻子其时正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楚国的国君,而且表明《鬻子》一书,是鬻子的政治思想和治政经验的一次历史总结,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由此推定,千国时期的楚国,是第一个以民为主和以典治国即“民主”、“法治”的南方国家,尽管其“民主”与“法治”的涵义,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民主”与“法治”的概念,仍有所区别,但本质上却存在着许多一致性。在鬻子所率先创立的“选举法”中看到,国人不仅是官吏的推选者,而且是官吏的监督者。这表明,国人的人身和思想言论等,完全处于高度的、自然的自由状态之中,其政治地位与官吏同等。笔者之所以把千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制度,称之为“法治自由制”,其依据就在这里。所谓“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管子.大匡》第1册第91页,《万有文库》本)反对虚伪的“礼义”和“假仁假义”的儒家那一套,而提倡言出必行,给予国人以实际利益,人人互信互爱,“贵生”、“乐生”,恰恰正好用来描述法治自由制国家的一种良好的社会本质。 反对礼治奴隶制,独任以奉法,清廉谦虚以奉职,恰恰正是墨子等法家,以及法治国家的官吏和民众的典型的共同特征。所谓“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治也。”原是流行本《汉书.艺文志》用来评论所谓“道家”的,但放在鬻子和墨子等法家的身上,则更加适宜。百国时期楚国的令尹如斗子文“毁家纾国”,孙叔敖“禄益厚,施益博”,以及法家代表人物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等,均是“独任清虚”的典型例子。 (未完) 链接2:《鬻子序》 http://yuedu.baidu.com/ebook/dd34deadc8d376eeaeaa3154?pn=2&pa=1) 链接3:《新书》 http://ctext.org/xin-shu/da-zheng-shang/zh) (本文写于2014年12月,并发布于凯迪社区论坛。原拟作陈捷夫《秦朝暴政发源于儒学》一书 [约20余万字] 第三部分《商鞅“法家”是孔子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的内容。现独立析出为单行本,标题新加,文字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