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史略（上）

          陳捷夫

                                                       考古資料顯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是中國三大最早的發源地。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的雙重證據證實，南方的楚國，早在商、周之前即已建國，這不是什麼危言聳聽。為了便於敘說，筆者把先秦的歷史，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段，即“萬國”時期、“千國”時期、“百國”時期與“十國”時期。“萬國”時期指商國之前的歷史，本文暫不作重點討論；本文所要側重的歷史時段，是“千國”至“十國”這一漫長的時期，即從商國至戰國初期，首尾約計1200年。

  中國古代素有“早熟的兒童”之稱。“早熟”意味着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的提前產生，但決不是所謂“三皇五帝”的神話，而是進步與落後的政治理念的產生、流行、磨擦和較量。在這1200年裡，既是中國先秦名符其實的“戰國”時期，更是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時期。大吃小、強吞弱，從“萬國”、“千國”、“百國”、“十國”到“大一統”之國，一路上互相攻伐、兼併而來。亡國越多，則存國的數量就越少；國數越少，則存國的疆域就越擴大。互相攻伐和互相兼併，雖說是人類社會早期的一種普遍現象，中外皆有，並見證了“小國寡民”在政治上各自獨立、平等的歷史現實，但卻始終繞不開政治制度之爭，這主要體現在南方的“法治”自由制，與北方的“禮治”奴隸制這二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二個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所謂“早熟的兒童”的歷史環境。這一時期彼此之間的鬥爭，雖然涉及到政治、法律、經濟、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但軍事鬥爭，則是一種常見的鬥爭方式。南方楚國等之所以長期遭到北方諸國的攻伐和侵擾，除了荊楚那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及其成為阻止北人南進擴張的天然屏障之外，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更是首當其衝。

 楚人“唯是風馬牛不相及”這一著名論斷，充分揭示並見證了南方楚國，跟北方諸國在政治上向來毫無正面聯繫的歷史事實。千國時期，楚國先後相繼與商國、周國進行了堅決的政治抗衡。楚國政治制度的實質，是以民為“主”；而商國與周國的政治制度的實質，則是作民之“主”。問世於距今約3200年前的楚人作品《鬻子》一書，披露了楚國早期推行用吏“民選”的政治制度，踐行“民與”、“民唱”、“民愛”、“民譽”、“民苦”與“和民”、“隨民”等以民為“主”的“七民”政治主張（見賈誼《新書.大政下》引文），這既是民主治政的最初萌芽，又是以法治國的最早體現。已“亡佚”的楚國古代官方文獻“《五典》”等書，可能記載着楚國最早的成文法律和法治狀況，是最古老的“楚國之典”。這比古羅馬城邦時期的“十二銅版法”，提前了數百年；遺憾的是，後世儒家卻把楚國這段的光輝的治政歷史人為地給摧毀了。其時“法治”的概念，雖然有別於當今世界上流行的“法治”概念，但其精神實質則是一致的，也即是以民為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之相反，北方商國所謂的“湯法”，主張“吾甚武”，要“眾庶”“聽朕言”，否則“天命殛之”，則是作民之主的一種最初的“禮治”奴隸制度。商紂王的暴惡行徑，正是最初禮治奴隸制的必然結果。北方周國繼承和發展了商國的“禮治”惡政，終於形成了一套以“周禮”（“周德”）治國的奴隸制度，所謂“周公制《周禮》”（《左傳.文公十八年》）、“周公之典”。周幽王的暴惡行徑，正是禮治奴隸制的必然結果。自此，“楚國之典”與“周公之典”，即“楚法”與“周禮”彼此兩者之間的鬥爭，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不僅始終貫穿在軍事互相攻伐上，而且貫穿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領域的鬥爭上，更是貫穿於此後三千餘年，甚至於成為南北兩地長期相抗衡的歷史淵源。

 百國時期，以民為主和以法治國，成為社會政治的基本主軸，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以楚國為軸心的法治自由制陣營，進一步獲得了發展和鞏固，一如既往的以民為主的治政精神，則越來越深入人心。多任楚國國君的愛民精神，不斷激發着楚人的生活信心和鬥爭意志。斗子文等楚令尹的“毀家紓難”（《左傳.莊公三十年》）和“庇民”、“恤民”（《國語.楚語下》）等高尚的治政志向，孫叔敖的“位高意下”、“官大心小”（《說苑.敬慎》）等親民風格，均不無反映出楚國以民為主的進步的治政理念。尤其是子文“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戰國策.楚策一》）的廉潔自律的政風，為後人立下了光輝典範，更是北方一眾儒者“國相”所自慚不如、望塵莫及。人身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使得楚國人才輩出，百業興盛，進步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更是突飛猛進，遠遠領先於北方諸國。而“奉公行法”、“奉國法而不黨”，堅持“方正公平”（《說苑.至公》）的法治精神，則受到南北多國一致的好評。“不教而民從其化”，“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史記.循吏列傳》）表明只要“循理”、“奉法”，不用孔子儒家的那一套“禮教”，更能紮實地把一個國家給治理好，使百姓們真正地安生、樂生。法治自由制，終於使楚國“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同上），既成為法治自由制陣營的軸心國，又成為北方諸國的借鑑樣板，聲譽日增。反觀北方若干諸侯遺國，自鎬周滅亡，宣告禮治奴隸制徹底崩潰以來，幾乎人心惶惶，政治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歷史困境。一方面，他們試圖繼續堅持推行周公禮治奴隸制的殘餘，已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則他們又不甘心照搬南方楚國的進步的法治自由制模式，拜所謂“蠻夷”為師。如此一來，進不行，退不得，他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魯國的孔子等“國相”，雖極力嘗試着效法周公旦，頑固地堅持推行殘餘的禮治奴隸制，或暗中以“禮”充“法”，但終歸無濟於事。在孔子儒家那裡，“禮”與“德”是同一個概念，“禮治”即是“德治”。叫嚷所謂“以德治國”，玩弄思想概念，成為其時的一個歷史亮點。於是，時或“禮治”，時或“德治”，時或“法治”；忽而“以寬服民”，忽而“以猛服民”，掩掩蓋蓋，無所適從，即成為若干諸侯遺國的共同特徵。尤其是孔丘其人，更是瘋狂地堅持反對楚國等國的“法治”模式，反對“以民為主”的治政方向，竭力鼓吹“尊王”，鼓吹等級制，鼓吹作民之“主”，鼓吹所謂“禮治”，但最終受到了魯國著名法治派人物少正卯等的抨擊和抗衡，受到了法家代表人物墨子的深刻揭露和嚴厲批

    十國時期初期，以楚國為軸心的法治自由制國家，不斷強大起來，民眾的社會地位獲得了進一步的提升和改善。楚惠王“吞蛭愈病”的故事，寧可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險，卻不治失職下屬的罪過，不僅體現了楚國君無比高尚的做人風格，而且體現了楚國以民為主、以民為重的史傳的、堅定不移的政治理念，成為楚國國君“愛民”的又一個歷史典型事例，廣為後人所傳頌。反觀北方那些夢想挽救、恢復“禮治”奴隸制的少數國家，卻反歷史而動，為了繼續“尊王”，千方百計地把所有國民當成創造王者利益的“新型”的農耕奴隸，“三晉”之一的魏國，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魏文侯魏斯尊孔崇儒，心儀於奴隸制度；其父子在位時的魏國，大量招攬儒者，是儒家“子夏之儒”學派的大本營。子夏到魏國西河傳授孔學，“為魏文侯師”，為的正是嘗試着變更周公、孔子“禮治”的模式，把魏國變成儒家新式“禮治”的“實驗基地”，讓孔子儒學起死回生、東山再起。魏斯利用手中的國家權力，為此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條件，同時在子夏等“王者師”的緊密策劃下，主持了“變法”的實踐。於是，“子夏弟子”、魏國相李克提出了“盡地力”等新政令和新措施，禁絕魏國工、商、文等其他百業，把其國民設置為新型的耕奴——“地力”，並以“重刑峻法”和“賞罰”為輔佐，使百姓苦不堪言。李克所制定的所謂“變法”措施，雖說沒有取得什麼成效，最終是不了了之，但卻為後繼者公叔痤等所遵循實施，也為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提供了藍本。

 從千國、百國到十國，這1000餘年之間，南方楚國一直以先進的法治自由制立於世間，為世人所矚目。它對商國、周國等北方禮治陣營長期所作的政治抗衡，造就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十分“早熟”。儘管史實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但史實終究有着借鑑的意義。本文擬就千國時期的政制概況、百國時期的政制概況，以及十國初期的政制概況這三個歷史時段，作一簡敘。由於楚國的歷史地位長期遭到儒家所壓制、貶低，故成為本文敘說的重點。

         1、千國時期中國社會的政制概況

  千國，指商國、周國與楚國等數千個國家同時並立存在的時期，下限至周國周幽王姬宮涅的“鎬周”滅亡（前771年）為止。主要包括儒家虛構史觀里所謂的“商朝”與“周朝”。從相關記載上看，至周國初期，南北兩地依然存在着一千八百個國家。如《論衡藝增》記稱：“周時諸侯，千七 百九十三國。”（第2冊第24頁，《萬有文庫》本）“諸侯”，是儒家“天子”政制觀念里的一個特殊概念，原指周國所“分封”的若干同姓的屬地“家”，不包括大量非“侯”國如南方的楚國、越國等。後經儒家加以無限任意的放大，變成了凡是國家——即是或商的“諸侯”、或周的“諸侯”的一樁歷史笑話。於是這才有了萬國時期所謂的“三千諸侯”，以及商、周之際所謂的“八百諸侯”等謬說。即是說，這一千八百個國家，是從原始的“萬國”時期演變而來，也就是經過了一系列強吞弱、大吃小一路互相“兼併”下來的一種歷史結果。“夏國”、商國、周國與楚國等國家，則是現存流行文獻上有所涉及到的千國時期的幾個主要國家。而南方楚國與北方“三代”之國的長期相抗衡，則是千國時期中國社會的政制概況的重要特點。

      （1）楚國建國領先於商國數百年

  在探究千國時期中國社會的政制概況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事先弄清楚，這就是南方荊楚的建國時間。長期以來，由儒家所竊持、擺布的中國古代史書等文獻，只着墨於北方所謂“夏、商、周”“三代”的編造，而對於南方楚國等國的建國問題，則語焉不詳；更有甚者，是錯誤地把楚國當作所謂的周國“諸侯”來對待，以至於使後人誤以為楚國建國僅達“800年”之久，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23年之間。這是一個政治騙局。據筆者初步考證，南方楚國建國的時間，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的“萬國”時期，與所謂“夏國”同時，領先於北方商國數百年，至為秦始皇所吞滅，“享國”達1600年（兩漢400餘年的楚人治國歷史暫不計入）；楚國並不是什麼商國、周國的“諸侯”，而是與北方商、周諸國始終相對壘、相抗衡而來的一個偉大的獨立國家，是中國先秦時期法治自由制陣營里的一個軸心國。若把楚國建國之前數千年“土著”歷史加進去，則南方荊楚民族已有4000年以上的歷史。

 楚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一直獨立的古代國家，是事關中國古代史真實性的一個重要的話題，這需要由專門著作來闡述，決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務。本文僅僅以所掌握的初步證據，做一個“拋磚引玉”而已。下面，嘗試從“古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兩個基本方面入手，簡要地闡明以上的論題。

        a、有關楚國的古文獻記載

 楚國的建國，始於“萬國”時期楚人的“皇祖”季連、昆吾，比始建於成湯的商國（史稱“殷國”）領先了數百年，與所謂“夏國”幾乎同一時期，距今約3800年前後。自此，楚國先後與“夏國”、商國和周國等北方諸國，長期地處於軍事衝突之中。對此，儒《詩》、《史記》和今本《竹書紀年》等古代文獻，多見記載。

      （a）楚國始建於商國之前

  楚國由古荊民族發展而來。其建國時間，與“萬國”時期的“韋國”、“顧國”、“夏國”等大量早期國家，幾乎是產生同一時期。如《詩商頌長發》記稱：“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鄭玄箋：“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十三經註疏》上冊第627頁）這“韋國”、“顧國”、“昆吾國”，就是與所謂“夏國”等同時存在的國家。“昆吾”是季連的胞兄之一，故“昆吾國”應就是楚國的前身，即昆吾死後，弟承兄業，由季連繼承。而季連則改“昆吾國”為“楚”的國號，則在商湯之前。如《詩商頌殷武》記稱：“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毛傳鄭玄箋：“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十三經註疏》上冊第628頁）（“位”，今本作“仰”，毛本作“位”，現據毛本改“位”。詳見第629頁）僭，超越本分。“號”，國號。“王”，有實力的人，或軸心國的意思，後世儒家也用來當作“天子”的稱號。遺憾的是，這裡，“毛傳”的言論被刪掉除。而鄭玄箋的意思是說，天命商湯以七十里之國而“王”天下。其時南方楚人超越本分也打出了“楚”的國號和“王”的稱號。這詩句是用來告知楚國的意思。這表明，商湯之世，荊楚不僅早已立國，而且以“楚”為國號昭示“王位”，已擁有號令天下眾國的實力，故敢於與“夏桀”和商湯等北方諸國相抗衡。在同一首歌頌商國的詩里，詩人曾多次強調了南方楚國的存在。如《詩商頌殷武》記稱：“維女荊楚，居國南鄉。”（同上）這表明，至武丁之世，“楚國”的國名，以及居住南方荊地為國的這樣的思想概念，已經廣為流傳。又如《詩商頌殷武》記稱：“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毛傳：“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穎達疏：“荊，是州名；楚，是國名。”（同上，第627頁）這表明，至殷商的武丁之世，仍一承成湯的軍事擴張策略，繼續對南方楚國進行軍事侵擾。

 上引的文獻記載清楚地表明，弟繼兄業，是楚人的一種史傳習慣，此後仍見時有沿襲。昆吾是季連的胞兄，故“昆吾國”即是“楚國”的前身。楚國不僅在商國之前即已建國，而且其國號是“楚”。在這個意義上說，昆吾、季連兄弟，均是楚國的創建者。

    （b）昆吾、季連是楚國的創建者

 古荊民族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即建立了國家，先是“昆吾國”，而後是“楚”國。“昆吾國”的創建者是昆吾，而“楚國”則是季連對“昆吾國”的傳承而來。據記載，昆吾與季連是同胞兄弟，均是楚國的“皇祖”。如《史記楚世家》記稱：“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大意是說，季連的祖父吳回生季連的父親陸終；陸終生昆吾、季連、彭祖等六兄弟，皆姓羋，楚國是他們的後裔。這則記載表明，“昆吾國”是“楚國”的前身，其建國時間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昆吾曾與“夏桀”作戰，在與商湯一次軍事對抗時不幸戰死。於是，季連繼承了昆吾掌管國家，改國號為“楚”。百國時期的楚靈王，曾稱昆吾為“皇祖伯父”，既表明昆吾是在楚國的“皇祖”之列，又表明昆吾確是季連的同胞哥哥，與上述記載相符合。

 值得一併指出的是，流行本《史記》的其他一些相關記載，如楚人先祖是“高陽”與“黃帝”，昆吾和彭祖均為“夏”與“商”的“侯伯”等，均是虛妄、無稽之談，是儒家的虛構史觀的一種膨脹，不可據信。如《史記楚世家》記稱：“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又“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黃帝”是戰國時期的神話人物“五帝”之一，史無其人，儒家卻把其向前上竄為所謂人類“始祖”，這是一個政治謊言。“黃帝”既是一個神話，“黃帝之孫”——“顓頊高陽”的提法，則不可據信。其次，從“萬國”時期到“千國”時期，屬於“小國寡民”的重點時期，各國均從原始的民族發展而來，政治上各自享有天然的獨立和平等，儒家卻把後世周國才產生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級制觀念，向前上竄至所謂“夏國”和商國那裡，讓楚人變成所謂“侯伯”，這又是一個政治謊言。再者，人生在世，最長壽者不過百餘歲；而儒家卻把與昆吾、季連同胞的彭祖，胡亂編成從殷商前夜一直生存到殷商“末世”，首尾約計500年，這更是一個天大的謊言。由此可見，謊言，幾乎成為儒家的思想特質和言論特質；不製造各種謊言，似乎儒家就難以生存下去。

 上引的文獻記載清楚地表明，昆吾、季連兄弟，是楚國的創建者。

    （c）楚國與商、周二國長期的軍事衝突

 楚國與“夏”、商、周三國的長期的軍事衝突，進一步佐證了楚國的長期存在。

   如今本《竹書紀年》記稱：（夏桀帝癸）“三十一年，商帥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第18頁，《萬有文庫》本）“夏”國是否存在，姑且不論。“荊”的存在，即說明荊楚古國，遠在距今3800年前後已產生並擁有了相當的軍事實力。又如《史記殷本紀》記稱：“湯自把鉞，以伐昆吾。”《詩商頌長發》毛傳鄭玄箋：“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又《詩商頌殷武》記稱：“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又《竹書紀年》記稱：至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同上，第30頁）這表明，荊楚古國至殷商的商湯、武丁時期，依然存在，並且先後與其發生了軍事衝突。至周國，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滿、周厲王姬胡、周宣王姬靜等，先後對楚國發動了多次的軍事侵擾戰爭。如《竹書紀年》記稱：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凶。”。（同上，第43頁）又周昭王十九年春，“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同上，同頁）又周穆王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於秭。”（同上，第46頁）又周厲王姬胡十四年，“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於洛。”（同上，第50頁）又周宣王姬靜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同上，第51頁）等等。

 上引文獻記載充分地顯示，從“夏國”、商國，到周國的周幽王滅亡共1200年，計“三代”，先後相繼對楚國發動了一系列的軍事侵擾戰爭。這期間，南方的楚國不僅一直持續地存在着，而且多次地、頑強地抗擊了“三代”之國相繼的軍事侵擾，阻止了“三代”之國相繼向南的軍事擴張，粉碎了“三代”之國相繼企圖以禮治奴隸制一統天下的夢想，捍衛了南國、南人的自由和尊嚴。這期間，當楚國的國力處於強盛之時，是與“三代”之國之間的戰爭的“間歇期”；而當楚國的國力處於衰弱之際，則是與“三代”之國之間的戰爭的“多發期”。在南北的軍事對抗中，楚國也許有戰敗的時候，但從未向誰投降過、屈服過，更從未至於“亡國”。真正亡國的，則是北方所謂的“三代”之國；他們在穩健處世、穩步前進的南方楚國面前，一個一個地、相繼地消失了。換句話說，在千國時期，楚國的歷史，發源於對“三代”之國的軍事抗衡，是“一戰三”的歷史，儘管那些“抗衡”是出於防禦性的、禦侮性的。南方楚國對北方諸國從軍事防禦到轉為軍事進攻，則要待至百國時期春秋的“正義”戰中，楚莊王熊旅提出了“止戈為武”，即以戰爭消滅戰爭的偉大的戰略思想，是其歷史標誌，此是後話。

 土地兼併、種族兼併與政治兼併，是“三代”之國之所以一直要對南方楚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三個基本原因。楚國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地域，土地肥沃，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地廣人稀，飯稻羹魚”，“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史記貨殖列傳》），由北方諸國歷來所“覦覬”，故其軍事侵擾具有土地兼併的企圖。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不論是生活、生產、思想文化或社會習俗等，均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彼此本是一種“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左傳僖公四年》）的關係；而北人稱北人為“中國”，卻稱南人為所謂“蠻夷”，這是北族對南族的一種無理歧視，故其軍事侵擾具有種族兼併的企圖。“三代”之國推行禮治奴隸制，而南方楚國則推行法治自由制（見後），故其軍事侵擾具有政治兼併的企圖。由此可見，楚國與“三代”之國彼此之間的抗衡，不僅體現在反對兼併、反對擴張、反對侵略的軍事鬥爭上，而且體現在反對禮治奴隸制的政治鬥爭上。

 與“夏國”、商國、周國這“三代”之國長期的軍事抗衡，清楚地表明，南方楚國不僅早於商國之前即已建國，而且一直持續下來了，從未“亡國”過；“夏桀”以軍事攻伐昆吾，可見楚國的建國，是領先於商國數百年。相反，“三代”之國，卻在楚國面前一個一個地相繼消失了。昆吾是季連的同胞哥哥；昆吾死後，由其胞弟季連掌管國事，並改國號為“楚”，故“昆吾國”應是楚國的前身。於是，季連與昆吾，均成為楚國的“皇祖”，為楚人所紀念。

             b、有關楚國的考古資料

 南方荊楚民族的歷史悠久，其本土民族（所謂“土著”）的產生和存在，可上溯到距今8000年以上的新石器初期。考古資料顯示，距今6000年前，荊楚民族的所在地之一——湖北宜昌楊家灣，發現了大量的陶器字符，被學界認為“領先”了殷商甲骨文2000餘年；楊家灣陶文不僅是楚國文字的直接的歷史源頭，而且是中國文字——漢字的直接的歷史源頭。湖北武漢黃陂盤龍城遺址的發現，是距今3800年前的一處古城遺址，可視之為古楚國的國都，為此後中國境內各國的城市建設，樹立了歷史模式和先例。而從盤龍城遺址挖掘出來的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可以說是古荊楚民族的智慧和手工業技術的一次歷史性展現，有着承前啟後的現實意義。坦率地說，盤龍城楚國的青銅器手工業及其鑄造技術，對千國時期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群、湖南寧鄉的青銅器群，以及商國和周國的青銅器等的鑄造，有着一定的歷史影響。

 到目前為止，不論是古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南方楚國的先進的文明成就，如建築技術、青銅器鑄造技術等手工業，以及文字、數學、醫藥等科學技術，均遠遠地領先於北方諸國，這是筆者賴以推定盤龍城及其青銅器等，以及楊家灣陶文等，均是由楚人所出品的基本依據。

         （a）盤龍城遺址是古楚國國都的遺址

 據報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湖北考古隊在武漢市區的黃陂區葉店發現了距今約3800年前後的一座古城遺址，取名為“盤龍城遺址”。盤龍城遺址位於長江北岸，距武漢市中心僅5公里。該古城內城與外城的設置。內城面積約75400平方米，包括有三座大型宮殿建築區、手工業作坊區、居民區和墓葬區等幾個部分。中心區面積約 1.1平方公里，但之後發現了面積2.5平方公里。城址內清理了大量遺蹟，出土有數百件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遺物。城內發現有三處大型宮殿基址。內城外散見居民區和釀酒、制陶、冶銅等手工作坊及墓地。盤龍城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遠遠超過鄭州商城，而且不少是同時期青銅器精品。這是我國到目前為止在國內發現的第一座年代最早、規模最完整的商國以前的古城址，它對後世城市格局的發展，其影響是深遠的。

 據稱，到目前為止，盤龍城的“族屬國別”尚沒定論，這是相關權威們故設迷魂陣的一種不正常舉措，是不可取的。筆者有理由認為，盤龍城遺址是古楚國的國都所在地。依據有二，一是文獻依據，一是地域的連帶依附關係。前引的文獻記載表明，在距今3800年前後的萬國時期，以楚國“皇祖伯父昆吾”取名的“昆吾國”，早已建立；它不僅與“夏國”、“韋國”、“顧國”等眾多國家並列存在，與“夏桀”發生過嚴重的軍事衝突，而且被後儒認為其時已敢於“僭號王位”。所謂“王位”，只是後世儒家的一個特殊概念；古荊楚人可能並不如此看待。在楚人看來，各國獨立而平等，在政治上是“風馬牛不相及”；彼此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價值觀念、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等實力和社會習俗等的差異。可以這樣地認為，古楚國具有一定的實力，對部分國家有着相當的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威脅”過北國，故被北人視之為所謂的“僭號王位”。其次，楚國自古以來就擁有廣泛的天然資源，尤其擁有豐富的銅礦資源，著名的黃石市大冶縣銅綠礦山，可以說是楚國很早就擁有的多處銅礦資源其中之一。盤龍城的地理位置屬於武漢黃陂區域，則離大冶銅綠礦山等銅礦資源最近。這表明，盤龍城遺址的青銅器是由楚人所鑄造的，而盤龍城應是楚國的國都。

 談到楚人的國都，後人習慣於把視野放在“郢”上面，但那是百國時期以來的事。其實，以“郢”取名的楚國都，文獻記載上就有很多處，如丹陽、郢都、鄀都、鄢都、陳都、巨陽、壽春等，它們均在當今湖北境內，這表明楚國曾經多次遷徙國都。古代國家屢見遷移國都，是正常的事，商國初期，有“自契至湯八遷”（《史記.殷本紀》）之說，周國也有自豳而遷歧下，再遷“豐”、遷“鎬”（《史記.周本紀》）等記載，均是例子。為此筆者有理由推測，千國時期的楚國，與商國、周國等一樣，也曾經不止一次地遷移國都。從盤龍城遺址的青銅器中，據稱發現有一些商國時段的出品，這表明，盤龍城作為楚國都，晚至商國前中期依然存在；而盤龍城的消失，則可能與大規模的戰爭或天然災禍等有關聯，所有這些被“斷載”的楚國史況，均值得人們進一步做探究。

      （b）盤龍城遺址的青銅器是古楚國所鑄造

 盤龍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可分為工具類、武器類、飪食器類、酒器類、水器類、樂器類、雜器類，如鼎、臿、斨、斧、錛、鑿、鋸、鉞、戈、矛、刀、鏃、鬲、簋、斝、爵、觚、盉、罍、卣、盤等。其中的青銅鼎和青銅鉞，引人關注，值得一敘。

 從盤龍城楊家灣11號墓出土的大銅鼎，為圓腹三足鼎，口徑55公分，復原後高約85公分，為商國前期各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所不具。其次，是盤龍城李家嘴2號墓出土了青銅鉞，全長41公分，刃部寬26公分，中間有一個圓形孔，雖說不是實用器物，卻是千國時期的青銅器所罕見。盤龍城青銅器，比商國後期和周國遺址所出土的青銅鼎等，領先了數百年左右。若借用儒家關於“鼎”和“鉞”，是所謂“王權”的象徵的觀念，則盤龍城的青銅鼎和青銅鉞，無疑象徵着荊楚古國所謂的“王權”早已產生和存在。事實上，在楚人的史傳觀念里，並不認為“鼎”就是“王權”的象徵，而是一種只供陳列賞鑒或燒香拜神的玩意。百國時期，楚莊王所謂“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史記.楚世家》）的名言，不僅充分表明楚國擁有大量的銅礦資源和技術，鑄造任何青銅器物易如反掌，而且充分表明楚國對北國的所謂“九鼎”不屑一顧，以及對所謂“九鼎”即“王權”象徵的儒家觀念的一種高度鄙視。

 中國古代素有手工業發達的稱譽，而楚國手工業的發達程度，可以說是北方諸國所望塵莫及。筆者把盤龍城遺址的青銅器歸結於由楚人所鑄造，依據有二，一是楚國擁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另一是楚國擁有發達的手工業製造技術，尤其擁有鑄造青銅器的先進技術。前面談過，湖北境內蘊藏着豐富的銅礦資源，如大冶縣銅綠礦、瑞昌銅礦（今屬江西）等，是其中之一。尤其大冶縣銅綠礦，距離黃陂盤龍城最近，應是盤龍城青銅器冶鑄的直接礦物來源。其次，百國時期楚國的青銅器鑄造技術之所以能夠突飛猛進，引人矚目，當與其史傳的先進的手工業技術有着密切的聯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考古發現的楚系青銅器，如河南浙川出土的《雲紋禁》、《王子午鼎》，以及湖北隨縣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曾侯尊盤》等，其鑄造技術的精湛性、先進性，可以說既居冠於南北各國，又領先於世界各國，舉世矚目。其中的失臘法，雖說歷史上曾經“失傳”過，卻為現代科技所借鑑和吸收。據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就曾運用失臘法，成功地製造出噴氣發動機的葉片，並於五十年代中期，“推廣於全世界，在航空、艦艇、機械、儀表等工業部門都得到廣泛使用，並向着無餘量精密鑄造的方向發展。”（梁白泉主編《國寶大觀》第304頁，李果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再者，曾侯乙編鐘計64件，其鑄造技術，也是領先於當世。據稱，“將標音銘文與實際測音對照證明，編鐘音律準確，每個鐘都能奏出兩個音樂，其基調屬現代的C大調，總音域包括5個八度，中心音域12個半音齊備，全部音域的基本骨幹則是五聲、六聲以至七聲的音階結構。”（同上，顧蘇寧文，第302頁）又，“這套編鐘雖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音樂性能仍然很好，音色優美，音域寬廣，變化音較完備，古今中外的樂曲均能演奏，用來伴唱，效果亦佳，令人叫絕。”（同上）製作這套音階準確的編鐘，從鑄造技術、合金技術、工藝知識到聲學知識等，缺一不行，沒有悠久而深厚的史傳的科技根基，是做不到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楚國盤龍城青銅器鑄造工藝，對千國時期中後期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器、湖南寧鄉青銅器群，以及商國、周國的青銅器鑄造，有着一定的歷史影響。特別是盤龍城的圓腹三足鼎，湖南寧鄉的《人面四足方鼎》，對於商國的四足《司母戊方鼎》、周國的圓腹三足鼎如《大克鼎》、《禹鼎》、《毛公鼎》等的鑄造，其影響不言而喻。

 盤龍城及其青銅器等，均是楚人的首創，是楚人的傑作。筆者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基於這樣一個推斷，即到目前為止，不論是文獻記載，或是考古資料，均未能提供出哪一個古代國家的建築技術和青銅器鑄造技術，能夠超越楚國之上。

       （c）楊家灣陶文是楚國文字的歷史源頭

 楚國文字的歷史源頭，不是殷商的“甲骨文”，而是考古上發現的、距今6000年的湖北宜昌楊家灣陶器字符。楊家灣陶文不僅是楚國文字的歷史源頭，而且影響了商國、周國等國文字的形成，是中國文字即漢字的歷史源頭，這並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1994年，湖北考古工作者在宜昌楊家灣新石器文化遺址（相當於大溪文化中期）近萬片陶片上，發現了170余種早期字符（其中包含1981年首次發現的少量字符），《人民日報》1994年8月14日對此事曾經作過報道，宣稱發現了“象形文字”。據稱，許多專家認為，楊家灣字符是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的“雛形”。楊家灣字符領先於殷墟甲骨文2000年。其中有許多字符，與殷墟甲骨文十分接近，因之有行內的人們認為，甲骨文幾乎是楊家灣字符的“翻版復製品”（見鏈接1）。楊家灣地處湖北宜昌地區，是原始古荊楚民族生息活動的重要地域之一。為此筆者有理由推定，楊家灣陶文是楚國文字的歷史源頭。距今4300年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湖北隨州“金雞嶺遺址”（2002年發現），其中就有多種陶文如“井”、“米”、“豐”、“6”、“9”、“五”等。而武漢盤龍城遺址暫時發現了20余種陶文，可以視為上承楊家灣陶文、金雞嶺遺址陶文，下啟楚國文字和商、周國甲骨文的歷史中間環節。由此推論，楊家灣字符不僅是楚國文字的歷史源頭，而且是殷商甲骨文的歷史淵源。筆者稱古楚國文字對商、周的文字有着深刻的影響，所據即此。

 文字，是一個原始民族立國的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楊家灣字符經歷了2000年的改進和發展，至萬國時期即距今4000前後，如金雞嶺遺址陶文、盤龍城遺址陶文等，已經能夠簡單地記錄一些事物，應是毫無疑問的。這些半成熟的文字，對於古楚國的建立，無疑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文化意義。進入千國時期，古楚國文字已趨於成熟，可以寫出文辭有組織性、內容有結構性的文篇來，如楚國的古代文獻《鬻子》、《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均是例子。這比商國的甲骨卜辭，要先進得多了。由於擁有悠久的文字應用的歷史底蘊，這就為進入百國時期，楚國在天文、地理、醫藥、數學、文論、哲學、詩歌等的大發展，提供了堅厚的歷史基礎。大量考古資料顯示，十國時期末期的楚國文字，是漢字即“卓”字（隸字）的直接藍本。筆者有充分理由認為，湖北楊家灣陶文，是當今漢字的唯一的歷史源頭，其首尾相承，有6000年的歷史。

 近年的考古研究資料顯示，楚國從發源於本土荊楚民族，到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亡，合計經歷了至少約4000年的歷史（兩漢400餘年暫不計入），並一直持續下來，從未中斷。“楚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淵源，考古發現的遺存從大溪文化，經屈家嶺文化，……黃陂盤龍城……等遺址，大體是一個有相承關係的文化系列，由此可見，楚文化是在土著新石器文化的基礎上，到青銅時代，又從東、南、西、北四方吸收其他文化的養料而逐步形成的。”（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第172頁，學苑出版社2003）因此，宜昌楊家灣陶文對後世中國文字的影響、盤龍城遺址青銅器等對商周青銅器製作的影響，甚至於對三星堆遺址青銅器製作的影響，應是毫無疑問的。而盤龍城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器物的製作技術，以及宮殿建築技術等，製作精湛，手法細膩，器飾繁麗，充分反映了荊楚民族一直重視農業和手工業的歷史特性，及其獨特的歷史淵源。這就充分表明，百國時期和十國時期這500餘年之間，楚國的手工業，其產品數量之多和產品質量之高，之所以一直領先於其他列國，應與其由數千年持續而來的堅實的歷史底蘊有關聯。換句話說，湖北宜昌楊家灣陶文，是新石器時期遠古荊楚先民的獨創作品；武漢黃陂盤龍城，是萬國時期古荊楚國的國都；而盤龍城遺址所發現的青銅器，則是楚國的首創，是毫無疑問的。由此可見，前敘《史記》等所載季連、昆吾等楚國的“皇祖”，應與盤龍城的建造和啟用，有着密切的聯繫。即是說，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兩者互相印證，表明楚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始建於距今3800年前後，領先於商國數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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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楚國是法治自由制國家

 商、周之際，楚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究竟推行了哪些政治制度？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文獻資料顯示，千國時期，楚國始終存在着與商、周兩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這就是法治自由制。這裡擬就《鬻子》一書的內容與歷史變異，以及鬻熊之道是法治自由制之道兩個方面，作為初步依據進行敘說。

          a、《鬻子》一書的內容與歷史變異

 楚國的古代國君鬻熊，商末周初人（約公元前1200年前後），曾為“周師”，被周人“封”為所謂“楚祖”（見《漢書.藝文志》），寫著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子書”，後世分別稱為《鬻子》和《鬻子說》。後人對《鬻子》一書評價極高，讚頌有加。如南梁劉勰認為，“至鬻熊知道，文王諮詢，余文遺事，錄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於茲。”（《文心雕龍.諸子》第46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大意是說，古人到了鬻熊身上才懂得什麼是治國之道，周文王曾經前往諮詢政事，其所餘下的文篇記載了以往治政的事例，並輯錄為《鬻子》一書。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的文獻，是以楚人《鬻子》一書為歷史先聲。唐人逢行珪（唐高宗李治時人）說得更為詳細，認為《鬻子》一書“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又“垂勸誠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鬻子序》，見鏈接2）“斥”，充滿。“救”，濟世。“王者”，疑為“明上”之訛，因《鬻子》一書多見“明上”的提法。“明上”，即明智的國君。大意分別是說，《鬻子》一書的內容，多見充滿着救世濟民的重要思想和主張，理念意境寬廣而深遠，旨要情趣恢沉而宏大，實為先世達人的深博言論，為先秦諸子百家文獻的首唱。又，《鬻子》一書流傳下來勸告人們誠實做人的美善風氣，陳述了廣濟世人的治國之術，明智的國君讀了可治理國家，官吏遵循了其中的理念則可從事治政，足以使賢明的人們激勵生活意志，而使不肖的人們蕩滌心靈。由此可見，《鬻子》一書的內容的深刻性和題材的廣泛性，以及普遍的適用性，涉及到濟世救民、理念情趣、治國從政、勵志滌心等廣泛的社會領域，上至明君、官吏，下至賢明與不肖，均可適用，其意義極其深遠。尤其是讚頌鬻熊“善謀政事”（同上），更是體現了對這位楚國明君的政治才能的高度肯定。由此看來，《鬻子》一書是鬻子之道、鬻子之典或楚國之法的古典載體。鑒此，考察千國時期楚國的政治制度，可從《鬻子》一書的相關內容中，給推導出來。

 然而，流行本《鬻子》一書內容已多見面目全非。據載，《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收錄“《鬻子》二十二篇”，“小說”類收錄了“《鬻子說》十九篇”。然而，至唐國高宗李治之初，《鬻子》一書已缺少八篇，所存十餘篇的內容，還真偽難辨。“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逢行珪《鬻子序》）。又“雖捲軸不全而其門可見”（同上）。而今傳《鬻子》一書二卷計十餘篇，其內容粗俗，文字膚淺，旨趣陳腐不堪，多是販賣後世孔子儒家所虛構的史觀和“尊王”的腐敗觀念，如所謂“五帝三王”、“五帝之道”、“黃帝之道”、“帝顓頊之道”，以及儒家官制如“卿相”等，皆充斥其間，已多見面目全非，故均是無稽之談，不可據信。這與原書“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等原本旨意，大相庭徑，這就給真偽的甄別，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儘管如此，仍不失有“其門可見”之處，即從《鬻子》一書僅存的少量相關內容中，可窺見楚國早期政制的概貌。

 本文所徵引鬻子的言論，將以西漢賈誼《新書》的引文，同流行本《鬻子》一書等相參照而用。

       b、鬻熊之道是法治自由制之道

 談到千國時期楚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可以用“法治自由制”去描述和定義。依據是，《鬻子》一書記載了楚人關於官吏“民選”的制度；筆者從官吏“民選”制度上給推演開去，獲得的結果卻是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即早在距今3200年前，南方楚國已推行了法治自由制度。這對於北方“三代”之國所推行的禮治奴隸制度，無疑是一種嚴厲的揭露和批判。

     （a）對《鬻子》“七民”觀的解讀

 《鬻子》一書在官吏“民選”的論述中，首次提出了“七民”的觀念，即“民與”、“民唱”、“民愛”、“民譽”、“民苦”與“和民”、“隨民”。如賈誼《新書.大政下》記稱：“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政曰：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引文見鏈接3）“與”，參加。（筆者註：今本《鬻子》作“興”，文義不通，純屬後儒訛亂，不從。）“歸”，歸心，歸向。“舉”，抬起，引申為起用。“苦”，困苦、憂苦，引申為怨岔。（筆者註：苦，今本《鬻子》作“若”，文義不通，純屬後儒所訛亂，不從。）“唱”，通倡，引申為發表選舉意見。“王者”，疑是“明上”之訛。“和”，跟從。“程”，計量，考核，引申為監督。“隨”，跟從。“政曰”，原文所無，而今本《鬻子》所有，故增補入。“卑”，低，下。“愛”，喜好，引申為認同心。大意是說，民眾雖然文化知識較低，但是明智的國君選拔官吏，必須使民眾都來參加選舉。故對士人和民眾所讚譽的人，則明智國君通過考察，看到民心所歸向而起用；故對士人和民眾所怨岔的人，則明智國君通過考察，看到民心所反對的則不用。故明智國君任用官吏不胡作亂為，必須使得民眾先發表推舉的意見，然後跟從於民意。故民眾，是官吏的監督者。考察官吏稱職與否也要以民意為依據，然後跟從民意。《政》上說：民眾的社會位置低下，但讓他們選舉官吏，則必須以他們的認同心作為取捨的依據。故由十人的認同心所歸向的，則是十人的官吏；由百人的認同心所歸向的，則是百人的官吏；由千人的認同心所歸向的，則是千人的官吏；由萬人的認同心所歸向的，則是萬人的官吏。筆者所謂的“七民”觀念，即“民與”、“民唱”、“民愛”、“民譽”、“民苦”與“和民”、“隨民”，即據此歸納而來。同時，可歸納為七條選舉法則：（1）選舉官吏，必須由國民參與；（2）選出了國民所讚譽、認同的人，則由國君考察並確認後予以任用。（3）當發現國民不滿意的官吏，則由國君調查考察並確認後予以辭退。（4）國君選官不以自己的好惡為依據，而是以民意為依據。（5）國民是官吏的監督者。（6）強調考察官吏的稱職與否，仍然必須以民意為依據。（7）獲得高選票的人，為上級官吏；獲得低選票的人，則為下級官吏，以此類推。其中分為四個環節，首先，以“民與”即民眾的參加，來作為選用官吏的基本方法，是選舉法的核心、大綱。其次，以“民唱”、“民愛”的程度與否，來決定官吏是否入選，這二者既是國民個人的選舉權，又屬於國民基本的政治權利的範疇。再者，以“民譽”、“民苦”的程度與否，來決定任用期間官吏的取捨，這二者是任用和罷免官吏的取捨標準，屬於任用標準的範疇。最後，以“和民”、“隨民”，即無條件地跟從選民的意向去完成選用官吏的程序，這二者則是國君選用官吏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屬於治政原則的範疇。由此可見，楚人治政的精神實質，可歸納為“民唱官和”，“民倡官隨”；這充分體現了楚國官吏選舉上“以民為主”的早期政治制度，以及訴諸於“民治”的政治取向。由此推論，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的產生，以及對民主思想的追求和實踐，當發源於千國時期的楚國。所謂“上以下為基”（《老子.第三十九章》），用來描述楚國的治政特點，非常切當。。由此進一步推論，既然“選吏”必須以民意為主，那麼，選吏之外的其他治政程序，譬如政令、法律的制訂等，想必也是以民意為主導的。

 “七民”的治政主張，其核心是“以民為主”，是鬻子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最初的民主思想。在北方“三代”之國狂熱於推行禮治奴隸制，一味尋求“作民之主”的歷史年代裡，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似乎有點駭人驚聞，然而卻是一段遲來的史實，實屬難能可貴。

       （b）對《鬻子》“政曰”一詞的推想

 在《鬻子》一書裡面，多次記載了“政曰”一詞（見鏈接2）。什麼是“政”？從字源角度上說，“政”由“正”與“文”兩字組成，“正文”即是“政”，這是古人造字的原本依據。什麼是“正”？“正，是也。”（《說文解字.正部》）什麼是“是”？“是，直也。”（同前）什麼是“直”？“直，正見也。”（《說文解字.十部》）所謂“從十從目”，十雙眼睛所見相同，即為“正見”，與“偏見”相對。這表明，“正”涵蓋了“直”、“是”和“正見”等含義，與“曲”、“非”、“偏見”等相對應。從字源上說，“正”由“一”與“止”兩字組成，“一”與“獨”、“單”相通，而與“眾”相對；“止”，防止。表明要防止“一”，即防止“獨”或“單”，做到從“眾”而不是從“一”，才有可能達到“正”的目的。宋人徐鍇《說文.繫辭》對“正”的注釋，是“守一以止也”；筆者認為不妥，那是徐氏的一種臆想，是對“王權”的一種穿鑿附會。在這個意義上說，“正文”，即是把經過眾人所協商和認同了的治國的方法、決議或法律等，寫成文件，再作實施推行，這就是“政”的涵義。楚人關於“政”的造字觀念，其本義為“正”，即不偏不倚；既蘊含着對以往楚人治理政事、國事的一種經驗總結，又寄託着人們對“政權”、“政府”、“政令”、“法律”等以“正”為用的期望，意義深遠。換句話說，政權、政府、政令和法律等，不是一人、一家、一族、一姓或一幫、一派的事情，而是對全體民眾意志的一種總和，對全體國人的利益的一種調度、均衡和保障，是對社會“公義”、和社會“公理”的一種集中體現。《鬻子》一書裡多次提到“治政”、“發政”，先“治”而後“發”，即是強調先是治理官吏，其次是治理政令、法律等，然後再行發布、實施，正是為了突出一個“正”字。至於對“法”與“律”的字義、字源的探究，則留為後話。

 話說回來。由於“政曰”中“曰”字的使用，準確地表明這“政”，原來是一個名詞，是一種書名。因此，只有加上當今的書名號作“《政》”，才能與“曰”相配，成為“《政》曰”。由此推論，“《政》”不僅是楚國一種最古老的書，而且是楚國早期的一種成文的行政“法典”，更有可能是楚國的古文獻——“《五典》”其中之一，也就是“《政典》”。“典，法也。”（《廣韻》）“典，常也。”（《爾雅.釋詁》）“典”，這裡指制度、法則，或指常法、常道，是楚人先於“法”而用的一個常見詞語。故“《五典》”即是“五法”，也就是五種法律的文書的意思，而“選舉法”則是《政典》的內容其中之一。由此推論，凡是《鬻子》一書所引《政典》裡的言論，則可視之為一種“明文法”的內容之一，筆者所謂“楚國之典”的提法，所據即此。而楚國的政治制度模式，首先起源於鬻子的以“典”治國即“典治”，百國時期才改稱為以法治國即“法治”，則是毫無疑問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明文法，當發源於千國時期的楚國，這比古羅馬的《十二銅版法》，要提前了數百年。

 一般而言，作為一個國家，既然產生了“選舉”等“治政”的“法典”，就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配套而自成體系的其他的成文法典。在百國時期，楚國仍然流行着《訓典》與《祭典》（見《國語.楚語》）等“法典”，筆者疑這二者是楚國《五典》其中的二種法典。在這個意義上說，楚國是千國時期千百個國家之中，最早進入以“典”治國，也即以“法”治國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古代的“法治”歷史，應以楚國為標誌，似乎應當從百國時期（春秋）之初提前500年，即至距今3200年前的商國時期。這個“500年”之間，以楚國為軸心國的大量南方國家，可能大有文章可做。從前引《鬻子》一書對相關思想概念的成熟運用中清楚地看到，早在距今3200年余前，楚國的文字和文字應用已經相當成熟了；楚國的文字和文字應用的率先成熟，必然影響到其他周邊國家如商國、周國等的文字應用。而鬻熊關於“治政”等思想，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一次歷史展示。思想觀念先行，文字先行，則是楚國的政治作品《鬻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子目肇始”、“諸子之首唱”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鬻子之道即鬻子之典、鬻子之法；鬻子是法家的先驅。《鬻子》一書的各種先進的政治思想，必然對各國和各個社會領域發生重大的歷史影響。尤其是“治政”、“發政”、“選舉”、“七民”等重要的政治概念，對後世墨子等法家諸子的學術影響，更為顯著。而楚國在治政、思想、文化和文字等諸多領域裡，對其他諸國有着不可替代的時代的和歷史的主導性，則是不容置疑的。

 “和民”、“隨民”等以民為主的“七民”“民主”觀念，以及以典治國的政治主張，是已知的鬻子政治思想的二個核心性的重要內容。《漢書.藝文志》有關鬻子是“楚祖”，以及《鬻子序》有關鬻子“善謀政事”的記載，不僅表明鬻子其時正是一位很有作為的楚國的國君，而且表明《鬻子》一書，是鬻子的政治思想和治政經驗的一次歷史總結，具有承前啟後的深遠意義。由此推定，千國時期的楚國，是第一個以民為主和以典治國即“民主”、“法治”的南方國家，儘管其“民主”與“法治”的涵義，與當今世界上流行的“民主”與“法治”的概念，仍有所區別，但本質上卻存在着許多一致性。在鬻子所率先創立的“選舉法”中看到，國人不僅是官吏的推選者，而且是官吏的監督者。這表明，國人的人身和思想言論等，完全處於高度的、自然的自由狀態之中，其政治地位與官吏同等。筆者之所以把千國時期楚國的政治制度，稱之為“法治自由制”，其依據就在這裡。所謂“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管子.大匡》第1冊第91頁，《萬有文庫》本）反對虛偽的“禮義”和“假仁假義”的儒家那一套，而提倡言出必行，給予國人以實際利益，人人互信互愛，“貴生”、“樂生”，恰恰正好用來描述法治自由制國家的一種良好的社會本質。

 反對禮治奴隸制，獨任以奉法，清廉謙虛以奉職，恰恰正是墨子等法家，以及法治國家的官吏和民眾的典型的共同特徵。所謂“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治也。”原是流行本《漢書.藝文志》用來評論所謂“道家”的，但放在鬻子和墨子等法家的身上，則更加適宜。百國時期楚國的令尹如斗子文“毀家紓國”，孫叔敖“祿益厚，施益博”，以及法家代表人物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等，均是“獨任清虛”的典型例子。

    （未完）

     鏈接2：《鬻子序》

     http://yuedu.baidu.com/ebook/dd34deadc8d376eeaeaa3154?pn=2&pa=1）

     鏈接3：《新書》

     http://ctext.org/xin-shu/da-zheng-shang/zh）

   （本文寫於2014年12月，並發布於凱迪社區論壇。原擬作陳捷夫《秦朝暴政發源於儒學》一書 [約20余萬字] 第三部分《商鞅“法家”是孔子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商鞅變法的歷史背景》的內容。現獨立析出為單行本，標題新加，文字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