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儒批判.导言 陈捷夫
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孔子之所以成为所谓“至圣”、“王者师”或“素王”等，即在于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具备“保皇”的性质和反人类文明的性质。因此，谈孔子而不涉及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而通过初步的揭露和批判，还原孔子及其儒家的本来的历史政治面目，既是当今人们重新认识孔儒学说的重要途径，也是拙作《孔儒批判》一文（初稿）的基本宗旨。
“君臣父子”观、“天命”观和“克己复礼”观等，是孔子政治思想主张中的三个重要内容。古今社会实践表明，父子关系完全不同于君臣关系。“君臣父子”观，既使君、臣、父、子的名分固化，等级化，又将君臣之间的政治雇庸关系，同父子之间的血缘宗法关系混淆化。古今社会实践又表明，以私拟“武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不等于“合法”的政治权力。“天命”观既将以私拟“武力”为基础的君主政治权力，予以合法化；同时又将由此而人为造成的“上尊下卑”的种种政治等级差别，予以合法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显示，古代礼制的内容众多而纷繁，而森严的宗法制、等级制和荒谬的天命观等，是构成西周社会制度即“礼”的三个重要内容。“克己复礼”观，不仅鼓吹和宣扬复辟西周礼制，而且鼓吹和宣扬人们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复辟周礼。不难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充满着荒谬和野蛮，是一个政治思想陷井。它不仅为后世那些上压下，富欺贫，强凌弱等反人类行径，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而且成为后世“官本位”的思想渊源。
后世儒家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为了巩固和维护家天下封建专制的统治，孔徒们殚精竭虑，不择手段。西汉董仲舒等提出了“三纲五常”等，宋朝朱熹等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等，使孔儒不断适应新形势的政治需要。但新瓶装旧酒，万变不离其宗，其为“官”的宗旨并没有变。“天命”观为官，宗法制为官，等级制等也为官。“礼”为官，“仁”也为官；“忠”为官，“孝”也为官。“名份”为官，“教化”也为官。“克己复礼”为官，“三纲五常”为官，“存天理，灭人欲”也为官。换言之，政治为官，思想为官，文化为官，伦理道德为官，教育为官，选官为官，等等。一句话，孔子及其儒家，为官而生，为官而死，视权力如生命。“官本位”成为孔儒这一封建政治学派的显著本质。当着孔儒以所谓“仁义道德”作为幌子时，深具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当着孔儒与权力合二为一，浑然一体时，即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和生产力的发展的严重制约，危害性更大。“皇权”是保住了，但视人类文明为粪土，以牺牲中国平民大众的思想、人性、人权、自由和平等等根本利益为巨大代价。中国平民大众的人生价值，岂是同孔徒一样，为了“保皇”而生存？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虽然产生于春秋末期，其旨在宣扬、维护和恢复西周的奴隶主专制制度，但是遭到中国北方各国人民的共同唾弃；尽管战国孟子也作过继承和宣扬，但对先秦社会未曾造成重大危害。自西汉以来，由于董仲舒和朱熹等大儒分别相继的发展和粉饰，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获得了所谓“正统”地位，并获得推行。历史昭示，孔儒主宰中国政治领域的二千余年来，并没有让人民真正地过上“人”的生活，让中国走上真正强大的道路，而是让人民过着低于“人”的生活，让中国越来越潺弱，以至于直接导致了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的歧视、入侵和民族灾难的接踵而至。“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当今中国人应当深深地吸取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
孔子的政治思想，对于后世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而言，是明灯，是宝贝；而对于中国平民大众而言，却有如遮日之乌云，二千年“如长夜”，是痈疽。孔子是一位封建政治家，更是中国秦、汉至清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政治设计师。而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学派的儒家，既是 “皇权的代理人”，“权贵”中人，同时又是孔子政治思想上的忠实推崇者和推行者。孔儒是中国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历史总根源。
当今世界的文明主流，是民主治政；民主治政的时代潮流已席卷全球，不可逆转。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决不能倒退回画地为牢的帝王年代里去，而应当实现治政上与世界相拥抱。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时代，那么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中国人继续追求、并最终实现民主和科学的伟大时代。在孔儒政治的独尊下，中国在治政和思想等领域里几乎凝固了二千余年，寸步不前。当今中国人不需要孔儒或任何“圣人”指导下的所谓“民主”；当今中国人要的是没有孔儒政治思想的现代民主。中国人应当远离孔儒政治，而实现民主治政。所以说，中国人决不能再为孔儒而生、为孔儒而死；中国人应当人人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死。
没有孔儒政治的民族，将是追求进步的民族；没有孔儒政治的社会，将是追求进步的社会。让孔子及其儒家那一套腐朽的政治思想，永恒地陈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去吧！
中国历史上的批孔活动从未停止过，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也是其中之一。
（2011年3月17日写于广州，并发布于凯迪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