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墨子与孔子的争斗,是先秦“儒、法斗争”的两个历史主体 墨子是楚国人,除到过北方诸国考察、讲学和访问之外,多数时间均生活于楚国。墨子与孔子生活于同一时代,彼此之间的年龄,推测相差无几。最重要的依据有二,其一,是邓析被子产杀害于前501年,其生前参与过“名辩”的学术论争,而其时墨子的“名学”著作——《辩经》,已经流传于南北方社会上了(参见西晋鲁 胜《〈墨辩〉注.序》),可见墨子不仅参与了诸子之间关于“名辩”的学术论争,而且是作为“正方”的主导者而参与的。其二,在春秋末期,当孔子所鼓吹的礼乐学说行将“熄灭”之际,墨子法家的学说,业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参见《荀子.成相》)。据此推论,邓析遇害之际,墨子的实际年龄应当处在45-55岁之间。即是说,墨子一生应当经历了楚平王熊 弃疾(?―前516年)、楚昭王熊轸(约前523年―前489年)与楚惠王熊章(?─前432年)三代国君,逝世于前460年前后,享年约90岁左右。还原墨子的生卒日期的真相,非常重要,不仅事关法家阵营在春秋末期的成型,而且事关对墨子法家与孔子礼家两个历史主体,彼此之间展开激烈争斗的历史事实的揭示。后儒之所以刻意把墨子的出生日期,人为地推迟到公元前479年前后,其目的,就在于企图抹杀掉“儒、法斗争”的历史主体,继而把法家的历史主体,转嫁到李悝、商鞅之流身上,偷梁换柱。 墨子法家同孔子礼家彼此之间的争斗,是先秦时期“儒、法斗争”的两个历史主体。这里,从传本《墨子》一书里,墨子对孔子及其礼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孔子阵营对墨子法家的攻击、诋毁,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争斗,其对立上的尖锐程度,其对抗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无可比拟的、史无前例的。 1、传本《墨子》一书里,墨子对孔子及其礼学的揭露和批判 在《汉书.艺文志》里,收录《墨子》一书七十一篇,表明了《墨子》一书至东汉依然完整无损。而传本《墨子》一书仅存五十三篇,且内容错乱、伪品充斥,给当今人们全面了解墨子的思想主张,带来了不少困难。尤其是,“礼”是孔子礼学的核心;而传本《墨子》书中有《非乐》、《非儒》、《非命》、《非攻》等篇,却不见“《非礼》”上中下三篇,加之《非儒》、《非乐》各自“佚亡”两篇,可知争斗的主题和焦点,已遭到后儒所抽毁,要还原真相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从《墨子》一书现存的内容中,依然可以窥见部分墨、孔两者之间争斗的细节。值得指出的是,墨子说过“吾言足用矣”,既表明了墨子法家反对孔子的礼学,是全面性的,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又为其后学留下了深刻提示和借鉴。即是说,孔子在礼学中,提出了多少政治主张与思想主张,墨子在法学中,就会提出多少与之相抗衡的政治主张与思想主张来。而墨子所创立的“三表法”和“正名法”等一系列相关的逻辑学法则与方法,对于克服后世儒家的各种干扰,还原《墨子》一书里的墨子法学的原本概貌,则无疑是大有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这里拟以《非儒(下)》篇为例,展示一下墨子与晏子,对孔子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在《非儒(下)》篇里,墨子对孔子的人品与礼学的部分谬说,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例如,墨子指出,孔子关于“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等所谓“亲疏尊卑”论,是“伪亦大矣”,也就是说,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等“亲疏尊卑”论,毫无事实依据,是人为所虚构,是一种大假大伪的谬论。而所谓“守奉祭祀”等谬说,因为世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鬼神”, 所以是一种欺骗百姓的谎言,是“大奸也哉! ”这就表明,墨子不仅反对孔子的“尊卑等差”论,而且反对“尊鬼神”、“奉祭祀”等坑害民众的迷信活动。 墨子继而认为,孔子鼓吹所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是“乱政之本”,“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同时尖锐地指出,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舍公家而奉季孙”,以及吃肉、喝酒,从不问酒肉从哪里来的那些行为,是一种“污、邪、诈、伪”的心术。而弟子子贡、季路辅助孔悝作乱于卫国,阳货作乱于齐国,佛肸叛乱于中牟等罪行,完全是模仿了孔子“污、邪、诈、伪”的心术的。为了进一步论证孔子“污、邪、诈、伪”的言论和作为,墨子从孔子的思想谬说、行为到心术,联系到孔子的人品和人格,是与“田鼠”和“野猪”等低级动物并无两样,十分低下。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又“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大意是说:“(孔子)况且繁加修饰礼乐来迷惑人们,以长时间的服丧和极端虚伪的哀痛来欺骗亲人,诈称‘天命’为贫困作辩护而态度非常高傲,违背根本放弃正事而安于怠惰,贪图饮食,懒于从事生产劳动,终于陷于饥饿和寒冷,受到死亡危险的威胁,无法逃避。”又:“到了夏天向人乞讨麦子,五谷可以收成之后,为人家大办丧事,子孙也附从了,享受了足够的饮食,办完几家丧事之后,获得充足了经济收入。依靠为别人治理丧事来养活自己,依仗别人的田间收获来冒充尊贵。‘遇到为富有的人家办丧事,就高兴不得了,欣喜地说:“这就是衣食的起源了。”’”在墨子看来,孔子以为人治理丧事为其职业的起点;而在进行这样一种所谓“职业”的过程里,孔子为了获取个人最大的利益,不惜以诈骗为手法来坑蒙民众。孔子时而鼓吹“天命”“不可损益”,时而鼓吹“奉祭祀”,忽而鼓吹所谓“久丧伪哀”,忽而鼓吹所谓“尊卑等差”等“礼乐”谬论,整天里装神弄鬼,面目可憎,可见其人品与人格,简直比起那些低级动物来还不如。换句话说,正因为孔子不务正业,又言行充斥着“污、邪、诈、伪”,所以孔子集中地代表了流氓、无赖、市侩的心理,代表了人类社会里所有的邪恶。既然孔子的人品与“心术”,充斥着“污、邪、诈、伪”,那么,孔子的整个礼乐学说,就必然充斥着“污、邪、诈、伪”,是无可置疑的。 孔子的倒施逆为行径,不仅引起了墨子的揭露和批判,也引起了社会上人们的强烈反对,齐国相晏婴是其中之一。《非儒》篇里还征引了齐国相晏婴,对孔子礼学的激烈抨击。晏子提出了“十二不”的“反孔”的政治主张,如“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大意是说:“孔子儒者非常高傲而自以为是,不可以教导民众;贪图于享受作乐而使人迷惑,不可以使他们亲自治理国政;主张天命而倦怠于从事生产,不可以使他们担任官职;祖述厚丧和久哀不止,不可以使他们参与爱善民众的事务;穿着奇异的儒服,伪装成庄敬的面容,不可以使他们引导民众。孔子极力修饰庄严的容貌用来盅惑世人,用弦歌舞伎来聚集众徒,把上下的礼节变得繁琐以表示仪态,专事伪装成温顺的情节来吸引民众观看。他们自命学问广博,却不可以用来议论社会政事;思虑劳累却不可以补益于民众;活得长寿也不可能了解其学;年龄益壮的也不可能奉行他们儒家的繁礼;积聚财富却不可能享受乐趣。他们繁琐地伪饰孔子那邪恶的儒术,用来迷惑各国君主;他们频繁地以声乐来迷惑和愚弄民众。孔子之道不可以用来当做世上的任何希望;孔子的学说不可以用来教导民众。“晏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回应齐景公是否任用孔子以官职的问题而说的,但足以戮穿孔子及其礼学的虚伪性与邪恶本质,使其狰狞的流氓、市侩面目暴露无遗。齐国晏婴激烈地反对孔子及其礼学的“十二不”的政治主张,可以说集中地代表了北方的广大民意。 前面曾经谈到,墨子对待孔学的批判,更为具体而全面。如《名辩》抨击了孔子的“正名”观、知识观、方法观、教育观和宇宙观等;《非命》抨击了孔子的“天命”观,《兼爱》抨击了孔子的“尊卑等级”观;《尚贤》抨击了孔子的政权嫡子世袭制和“忠君”制;《尚同》抨击了孔子的王权利益至上观;《法仪》抨击了孔子的“礼治”观;《节葬》抨击了孔子的“厚葬”观;《非乐》抨击了孔子的“享乐”观;《非攻》抨击了孔子企图“王天下”的侵略行为,等等,针对性极强,是先秦任何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 换句话说, 孔子礼家讲“天命”,墨子法家讲“非命”;孔子礼家讲“等级”,墨子法家讲“兼爱”即人人平等;孔子礼家讲“世袭”,墨子法家讲“尚贤”;孔子礼家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墨子法家讲“天下无愚夫愚妇”;孔子礼家讲“至尊”,墨子法家讲“尚同”; 孔子礼家讲“厚葬”,墨子法家讲“节葬”; 孔子礼家讲“义”与“利”分离,墨子法家讲“义利”“壹同”;孔子礼家讲“奢侈”,墨子法家讲“节俭”;孔子礼家讲“大一统”中央集权,墨子法家讲平权;孔子礼家讲“征伐”、“王天下”,“四夷来朝”,墨子法家讲“非攻”,反对侵略、反对奴役;孔子礼家讲礼治奴隶制,墨子法家讲“法治自由制”。处处相反,处处相抗衡,这也许就是墨学与孔学两者关系上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子对孔子及其礼学的揭露和批判,其对立上的尖锐程度,其对抗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无可比拟的、史无前例的。孔子在礼学中,提出了多少政治主张与思想主张,墨子在法学中,就会提出多少与之相抗衡的政治主张与思想主张来。墨子的法学说,是在与孔子及其礼学的长期争斗中,获得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国“儒、法斗争”的两个相对抗的历史主体其中之一。即是说,“儒、法斗争”之“法”,非墨子法家莫属。 墨子法家与孔子礼家的争斗,完全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对立而产生。楚国的法治自由制,以民为主,人身和思想言论完全自由,国民可以批评官吏;而周国的礼治奴隶制,则王者作民之主,民众是奴隶,人身与思想言论丧失自由,民众不得批评官吏,甚至于被当作陪葬品。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对立,必然要导致思想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根本性对立。墨子与孔子之所以处处相抗衡,即体现并印证了这一推论。而晏子对于孔子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可以说代表了七十余国家的君民,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孔子之所以向各国输出礼治奴隶制,遭到连续失败的基本原因和历史缩写。 2、孔子阵营对墨子法家的攻击、诋毁与剿灭 孔、孟分别把墨子与墨学,诬之为所谓“异端”、“邪说”等。首先,孔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异端”。最早把墨学当作“异端”的,是孔子。如《论语.为政》记称:““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记称:“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大意是说,孔子告诫学生说:“专心研治杨朱、墨翟等与我相抗衡的学说,就会有大害了。”孔子的“异端”论,为后儒和专制统治者剿灭不同观点的学说、文献等,提供了恶劣的历史理论依据。战国大儒商鞅把墨子法家等诬为所谓“六虱”,要予以消灭,主张“壹教”,“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商君书.赏刑》)“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商君书.靳令》)“仁义”与“礼乐”即是“壹教”。孟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邪说”、“禽兽”,恨不得把墨学彻底地予以消灭。如“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又主张“距(拒)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又主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同前)荀子因袭孟子,一方面既诬墨学为“淫辞”、“邪说”,又哀叹“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荀子.成相》)另一方面却叫嚣时机一到,要使“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而沿袭商鞅的独尊“壹学”、“壹教”(《荀子.大略》)。至韩非,紧跟其师荀子之后,把墨学等诬之为“杂反之学”“愚诬之学”,主张“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显学》),主张孔学一学独尊,与墨学势不两立。而李斯一上台当秦丞相,却迫不及待地把墨学等诬之为所谓“私学”,下令予以取缔,要“悉尽烧之”;但凡谈论墨子法家学说等的人,要斩首并弃尸于市(“弃市”),要诛三族(“族”)(《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董仲舒,沿袭商鞅、孟子、荀子等主张,把墨子法学诬之为“邪辟之说”,叫嚷着要“皆绝其道”。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汉书.董仲舒传》),更是含蓄地针对着墨子法家。 从孔子的“异端”,商鞅主张“壹教”而除“六虱”,孟子的“邪说者不得作”,荀子的“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到韩非的“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到李斯的对“私学”要“悉尽烧之”,到董仲舒的“邪辟之说”,“皆绝其道”, 是一同出自礼治奴隶制阵营,一脉相承地针对着墨子及其法学。 墨子法家阵营对于孔子礼家阵营的揭露和批判,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进行。相反,孔子礼家阵营却毫不讲理,谩骂与威胁同时并举,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从齐桓公的“攘夷狄”,到“华夷之辩”,一直排斥南方楚国及其政治、思想文化等。孔子以来,“华夷之辨”的对象,不仅从楚国扩大至其他中原华夏地区以外的四边国家,而且扩展至以墨子法家为主导的诸子百家,只要与孔子礼学不相合,即会遭到排斥以至封杀。自魏晋至今千余来,楚国文化与墨子及其学说,业已遭到儒家所封杀,已充分证明了这个推断。 诸子百家对墨子与孔子两个学派,常以“孔、墨”并称。被后儒诈称为所谓“法家”的韩非,不仅称孔、墨为“显学”,而且表明先秦时期,能够同孔学作斗争不息、“冰炭不同器”(《韩非.显学》)、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墨子与墨学。从《孟子》、《荀子》、《韩非》到《吕氏春秋》等儒家作品,均不无把墨子与孔子两者之间的斗争和对抗,当作历史的两个主体,表露无遗。在孔子礼学当道的秦国,商鞅尊孔子礼学为“壹教”,视墨子法学等百家学说为所谓“六虱”,要予以“去之”;李斯尊孔子礼学为所谓“一尊”的“法教”,视墨子法学为所谓“私学”,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至西汉,董仲舒主张以孔子礼学为“独尊”,视墨子法学为“邪说”,要予以“罢黜”,要“皆绝其道”。儒家以外的诸子,也是把墨、孔两者视作对抗的两个历史主体。如“儒者伪辞,墨者兼爱”(《庄子.天下》)。至东汉,王充依然把墨子与孔子之间的对抗,当作两个历史主体来叙述,在一段约达近200字的文字中,居然四次提到了墨子学说与“法”的密切联系,如“墨法”、“墨之法论”、“墨家为法”、“墨子之法”(《论衡.案书》),表明以“法”为中心的墨子学说,至东汉依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流传。这些史实充分表明,墨子墨家才是真正的法家;墨子法家同孔子礼家的长期对抗与争斗,才是法与礼的斗争的集中体现,才是中国“儒法斗争”的两个历史主体。 人类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要讲究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因之就必然要研究和运用相关的方法与法则来应对。从治国方法、立法方法、到逻辑学方法、认识论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等,墨子的学说始终围绕着古典的方法论方向而展开。法则与方法,是墨子法学说的两个重要内容。以“公义”、“正义”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或普遍原理为依托,以“本”、“原”、“用”三者为依据,以“爱民”、“贵义”和重“法”为三个思想基石,则是墨子的法学说的主体特征。它涉及到政治、宪法、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生产、制器、言谈等社会广泛领域。这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必然的一个历史进程,是古人的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人类从原始蒙昧时代,跨进人类文明时代的伟大的里程碑。所以说,墨子的法学说,不论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其超前性,都是诸子百家所远远不可企及的。尤其必须郑重地指出的是,墨子的法学说,是春秋百国时期的必然的时代产物。它不仅拥有南方楚国在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与科学技术领域等的历史实践和宝贵经验为依据,而且拥有由各国的实用与应用需求,和时代的激烈竞争,所赋予的伟大动力。生产需求、竞争需求,以及建立各国的良性政治的时代需求,使得关于法则与方法的“法”的产生,迫在眉睫。而孔子儒家妄图在北方诸国复辟周公旦的礼治奴隶制,同时威胁到南方各国的民主宪政安全和领土安全,则使得关于法则与方法的“法”的产生,刻不容缓。墨子的法学说,可以说正是顺应了各国的现实需求和时代需求而产生的。所以说,先秦的法家,是产生于春秋百国前夜,成型于春秋百国末期。正是由于急需建立用以支配人们思想的各种法则与方法,让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以及与孔子礼学阵营的所展开的各项思想争斗,墨子法学说,就必然要成为与孔子礼学说作争斗的唯一“思想武器”,而墨子法家随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主体。 春秋百国时期,是一个讲究法治、崇尚法治的伟大时代。以法治国,以法治器,以法治心(思维、意识),以法治法,法中有法。法治,成为理性、实用、进步的、成熟的代名词。没有楚国,就没有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法家,也就没有墨子的法学说,也就没有墨子与孔子之间的所谓“儒、法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法家产生于孔子死亡之前,那就是墨子墨家。历史文献记载充分地显示,春秋百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讲理性和实用的伟大时期。从政治到科学技术,从法治上的进步性到制器上的先进性,领先于世界,享誉中外,甚至被誉为“早熟的儿童”。南方楚国是春秋百国的伟大的时代领航者。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互相印证,楚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称号。墨子与《墨子》一书,可以说就是“法治”的集大成者,是春秋百国时期的思想领航者。所以说,春秋百国时代,既是楚国时代,又是墨子时代。尽管传本《墨子》一书现已残缺不全,内容错乱不堪,但仍然充满着“法”的大量事例和“法”的精神 ,若要说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存在着所谓“《法经》”一书,这部“《法经》”应当就是《墨经》。即是说,《墨经》就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法经》。从认识社会是“什么”,到解决“怎么做”,墨子都给出了相当的和科学的答案;而且所有这些答案,与现代世界的文明主流相契合。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子不愧是中国伟大的古典方法论学家、古典宪政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法家代表人物,中国逻辑学(名学)的创始人。 后世中国人所谓“西方”与“东方”的界定,是儒家的发明,本质上就是以墨子的法学与孔子的礼学来做依据的。若以墨子的法学为主导,不存在所谓“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思想区分,则世界大同。若以孔子的礼学为主导,则必将坚持所谓“华、夷之辩”与“救亡、攘夷”的抗衡策略,从反对古代的楚国和墨子法家学说,到反对包括当今“西方”在内的一切的儒家礼学的反对者。万事一经孔子儒家的礼学来主导,就要倒退、倒霉。中国的历史与思想文化,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状况。国内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南平《文化、社会、人生——访杨向奎先生》,载《文史哲》1989年)西方的现代文明,据称源自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墨子比亚里斯多德早出生了100余年。如果杨向奎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墨子就是中国人的“西方”。既然中国人早在距今2500年前,就产生出了与“西方”相似的思想科技文化,那么当今的中国人,就没有理由一味地反对所谓“西方”的思想文化。否则,不也是所谓“数典忘祖”吗?! 真正的法家,产生于春秋百国前夜,发展并成型于春秋百国末期,与墨子和孔子同一时期。楚人鬻熊是法家的先驱,墨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南方楚国是法家的摇篮和大本营。众所周知,孔子是周礼的承继者,是礼治奴隶制的疯狂的鼓吹者。正如楚国法治自由制,必然要与周国的礼治奴隶制相抗衡一样,墨子法家是同孔子礼家做争斗的必然的历史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子法家是孔子礼家的克星,反之亦然。由此推论,传本《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六家要指”中,有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的划分,实际上仅为两家,即阴阳家和道德家,属于孔子礼(儒)家的范畴;名家、墨家,则属于墨子法家的范畴。而做出所谓“六家”划分的时间和人物,不是西汉的太史公,而正是魏、晋时期的儒家。其卑鄙目的,在于通过歪曲历史的事实,错乱史书,以“扰化”人们的思想,既把真正的墨子法家一笔勾销,从而全面抹杀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对于古典民主宪政和科学的伟大贡献,模糊化南方楚国的历史存在,又把由孔子礼学因大儒商鞅的“变法”,在秦国复辟礼治奴隶制而孵化出秦始皇暴政的历史罪行,推诿到所谓“法家”的身上,金蝉脱壳,一箭双雕,以图把中国人继续欺骗下去,如此而已。 (全文完,2017-1-11初稿于美国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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