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產與“鄭駟歂”是同一人 陳捷夫 都說不是“鄭子產殺鄧析”,而是“鄭駟歂殺鄧析”,並列之為所謂“歷史懸案”。這是中國又一個歷史笑話,尤其是儒家竊持話語權時期的無恥之談。筆者認為,“鄭子產”與“鄭駟歂”是同一人。依據如下: 一、子產臨死前,教訓“其子大叔”。如《左傳.昭公二十年》記稱:“鄭子產有疾,謂其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習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十三經註疏》下冊第2094頁)這裡表明,“大叔”是鄭子產的兒子。 二、“鄭駟歂嗣子大叔”即是鄭子產之子大叔。如《左傳.定公八年》記稱:“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大叔”既是鄭子產的兒子,又是鄭駟歂的兒子,這就足以表明,“鄭子產”與“鄭駟歂”,是同一人。 由此推定,“駟歂”是子產的另一個名字。據此進一步推定,如《左傳.定公九年》所載關於“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註:“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云《竹刑》。”(同上,第2143頁)“即是指鄭子產殺鄧析,是無容置疑的。至於杜預注,即簡要地指出了子產殺鄧析的根本原因,是所謂“不受君命”與“私造刑法書”等。 可見,“鄭子產”即是“鄭駟歂”;“鄭駟歂殺鄧析”即是“鄭子產殺鄧析”。而諸子有關“子產殺鄧析”的記載,均與《左傳》相符。如《荀子.宥坐》記稱:“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史付”句,筆者疑應為“孔子誅少正卯”,以正合其文意“七子”之數),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又如《列子.力命》記稱:“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再如《呂氏春秋.離謂》記稱:“鄭國大亂,民口喧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又再如《說苑.指武》記稱:“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所有這些記載不僅與《左傳》相符,而且進一步佐證了子產殺鄧析的史實。 值得強調的是,首先,鄧析的生與死,與子產同一時代。如《列子.力命》所載鄧析所作的《竹刑書》,“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即是說,鄭國推行鄧析的《竹刑書》,造成了對子產的治民惡法的一種有力詰駁。這個歷史事例有力地表明,鄭國推行鄧析的《竹刑書》,是在子產執政的時期之內。因此,鄧析正是遭到子產所殺害的;即是說,鄧析遇害於子產執政期間。其次,後儒所謂“子產不毀鄉校”的提法,其所要表達的意義或引出的結論,無非是為了掩蓋子產殺害鄧析而殺人滅口的歷史罪責,同時粉飾其“不毀鄉校”,是為了所謂讓民眾繼續發表政見之類,仿佛其人頗富於“民主精神”似的。這簡直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事實恰恰相反。子產雖然沒有聽從“然明”其人的建議,沒有毀滅鄧析所創辦的鄉校,給人以“不毀鄉校”的表象,但卻事後殺害了鄧析子。子產的這一以“猛”治民的手段,實在高明,既釜底抽薪,撲滅了由鄧析的“鄉校”引致的社會上的詰難,又殺一儆百,以暴力威懾來防民之口,進一步封殺民眾的議政言論。子產之所以得到孔子的高度讚揚和推崇,其原因也在於此,如《論語.憲問》記稱:“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通慧,引申為聰明才智。大意是說,有人問子產。孔子說:(子產)“是繼文武、周公之後最有智慧的王者統治階級中人。”可見,子產之所以沒有“毀鄉校”,是因為要殺人,要殺那些“不是禮義”、“不受君命”、“巧辯而亂法”,並“引導”民眾“議政”的人。那是一種欺詐之舉。子產心機的陰險和手段的毒劣,並不亞於周公旦殺害其胞兄管叔,並不亞於周厲王姬胡以殺人滅口來“彌謗”等。換句話說,子產執政期間的“立法”取向和殺人行為等,不僅為後來的孔子殺少正卯,以及秦始皇、漢武帝等取締“私學”和濫殺無辜等,提供了新的歷史惡例,而且為商鞅、荀子等以“禮”為“法”的儒學創新,提供了歷史先例。 (2013年9月9日寫於廣州,並發布於凱迪論壇)
|